第七章      广阔天地

   

1967、68年在家当了两年逍遥派。

68年底，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学校通知我们火速返校，听候分配。我们班同学两年没见，挺亲切，相互问候一番，便打听我校学生分到哪个县插队落户，一听分到最江苏省最北边的淮阴地区，又徧远又贫穷，大家傻眼了。

回到家，跟奶奶说，我要到农村插队落户，帮我收拾一下被褥和换洗衣服，后天出发。奶奶说：“这么着急，被褥得拆洗，一两天干不了，缓几天走吧。”我说急的很，不能缓，被褥不用洗，到农村我自己洗。奶奶唠唠叨叨：“过去那晨光，充军也没催的这么紧呦。”奶奶旧脑筋，理解不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我跟她解释不清。

走的那天早晨，奶奶送我到大门口，抓住我的胳膊紧紧不放松，眼睛红红了，我也难受得很，我抱抱奶奶，谁知这竟是永别！

我们坐火车到镇江，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了一夜，第二天买到去淮安的船票，我们钱不多，买的是底舱。底舱没有铺位，也没有座位，只是在地板上划上格子，标上号码。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坐下来。开船的时候，已是人满为患，连过道都坐满了人。乘客大都是运河两岸的农民，拖家带口的，不太讲卫生，一会这个小孩尿了，一会那个小孩拉了，老农民鞋一脱，腿一盘，抽起了汗烟。一时间，底舱里弥漫着脚臭味、汗臭味，旱烟味、屎尿味。熏的人喘不过气来，我俩只好逃到甲板上来。

冷风一吹，我清醒了不少，回想这几天经历的事，犹如坐过山车一般，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眼下即将要去未知的地方，还不知道咋回事，心里乱糟糟的理不清头绪。小陈见我脸色暗淡，半天不吭气，把我肩膀一拍道：“又在考虑人生大事？”我说：“命运多舛，世事难料啊。”他笑笑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想那么多干啥，随遇而安，随机应变。再说了，我们班的难兄难弟们已经打前站，到了再看”。不知啥时天上飘起了雪花，寒风凛冽了起来。我俩冻得受不了，跑下来了。回到舱底一看：一老乡正在我俩的铺位上酣睡，两只肮脏的大脚丫子居然跷在我的行李上，我气不打一处来，上去一脚踢开那双臭脚丫子。老乡被踢醒，揉揉脚，一看是我俩，咧开大嘴，冲我们憨憨的笑笑，手忙脚乱地挪开地方，挤到一边，一会又呼呼大睡，鼾声震天响。我俩相对苦笑，背靠背坐着，等待黎明。

大约凌晨三点，小火轮停靠平桥码头。我们下了船，寄存了行李，准备天亮再走，无奈天太冷，候船室四处透风。坐了一会，觉得寒气慢慢的从袖口渗入到体内，双脚都冻麻木了，不行，再坐就要冻僵了。我俩商量一下，决定现在动身，平桥到施河公社40里路，估计走到天亮也就到了。问清了路线，我们踏雪上路，大约走了半个小时，身上发热了，思维活泛了一些，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几句“诗”来：

雪落田野静无声，

惊心夜半路难行。

浪迹天涯来此地，

布衣躬耕度余生。

我念出声来，小陈一听哈哈大笑：“好诗，好诗，触景生情，尤其第一句，‘雪落田野静无声’，有诗意，有意境。”不过有点颓废啊，你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他开始调侃我，我不在乎，苦中作乐：还有几十里路要走，咋熬呀。我们又唱改词的革命歌曲：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

                迷路时想你有方向，

                黑暗里想你心里明。

                红卫兵跟您干革命，

                扎根农村啊修地球。

修啊修地球，哎～～，嗨～～

唱着唱着他突然不唱了，我问他：“咋不唱了？”他说：“我难受”，黑暗中，我看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泪花。我也心酸起来。我们默默地走着。

我俩一路说，一路嚎，一路相互拍雪，走累了，歇歇脚。大约上午9点到达施河公社，办完“非转农”的手续。我们就是正儿八经农民。不过国家还手下留情，保留一个“知青”的身份。这个身份使我可以领到80元的安家费和0.3立方米的盖房木料。公社秘书把我们送到顾王大队知青点。那帮懒家伙还没起床，见到我俩到来，异常兴奋，衣服顾不上穿，跳出被窝来拥抱我俩。像见到亲人一样，看来他们寂寞得狠。点长叶定一说：“前两天大队支书说队上要来俩知青，我们可高兴了，我们猜来猜去下一个倒霉鬼是谁？怎么没想到是你们俩，还以为你俩早已‘飒爽英姿五尺枪’了呢。”我把参军体检没过的事说了一遍，问他们在农村过的咋样？他们七嘴八舌倒苦水：“别提了，我们在这度日如年，像是回到原始社会，刀耕火种。这里5点钟天黑了，没有电，看书吧，煤油灯把鼻子熏的黑黑的，而且煤油又限量供应，所以天一黑，我们爬上床睡觉，无聊的很。生产队有两头牛，舍不得用，竟然狠心的叫我们知青背上套子拉犁翻地，一天下来，我们的肩膀都是红肿的，碰都不敢碰，疼死了，当牛做马，暗无天日啊！工分又给的少，一天才8分，队上农民，半大小子都是10分。”我听了很是震惊，曾经是一群多么骄傲的人！风华正茂，有理想，有抱负，准备向清华北大发起冲击的人，现在却为一两个工分值和农民计较，真是“形势比人强”，我感到心沉的很。说着说着大家伤感起来。叶定一一看气氛不对，吩咐道：“今天给他俩接风，那个谁谁，去镇上割肉，再到队上赊两条鱼，今天中午撮一顿”。大家欢呼雀跃：“撮一顿，撮一顿，光使牛劲，肚里连草都剩不下了”。酒足饭饱后。小叶领我俩去大队支书报到，支书简单介绍大队的情况，最后说：“大队部已住满了，知青点的住房明年开春才能盖，你俩暂时住在我家。我家西厢房空着，小叶你套个车把他俩的铺盖拉回来。”从支书家出来，小叶赶车刚巧过来，俩手一抄，怀里抱个鞭子，俨然是个车把式，我对他说：“不好意思，叫你跑一趟。”小叶小声说：“赶车是最轻松的活。”我看他长了茧子的手，问：“还拉小提琴吗？”“拉不成了，上哪山唱哪山歌呗。”说完一甩鞭子：“驾！”小马撒欢就跑，四蹄扬起灰尘。

冬天是农闲季节，农活不多，壮劳力都集中的淮阴地区“挑河工”，去挖苏北灌溉总渠。队上剩下的老弱妇孺给麦苗追肥，当时不用化肥，主要用河泥，猪圈肥和人糞尿。用小车把肥拉到地头，然后用糞箕挑到大田里布上。每天上午10点上工，下午3点放工，遇到雨雪天就歇工，活不紧，挺悠闲。但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城市娃来说，仍是一个不小的考验。推车送糞时，由于双臂无力，又不会用巧力，车子走的歪歪斜斜，糞撒了一地，老乡心疼死了，不让我们推。叫我们和妇女一道，挑担送肥，这活也不好干，一天下来，肩膀又红又肿。第二天，扁担一挨肩膀，疼的直抽冷气，只好两手托着扁担踉踉跄跄，一走三晃，女社员在田埂上看乐子：“你们是挑担子呀，还是扭秧歌？”队长却鼓励我们坚持。我俩咬牙挺着，半个月后挑起担子也能行走如飞了。

顾王大队是个自然村，一条小河从村中流过，人畜饮水，农田灌溉全指望它。两岸栽满垂杨柳和野生着不知名的花草，风一吹，摇曳多姿，风景优美。到了夏天，自然是洗澡，游泳的好去处。

顾名思义，这个村子主要由顾、王两个大姓组成。两大家族长期纷争，较劲，争夺队上领导权。目前由顾家领军人物顾鼎荃出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家的长子王长毅领衔生产队大队长。其余职务如大队会计，民兵营长，贫协主席，妇女主任则由双方均分。零星的杂姓只有听吆喝的份，我们的邻居郭家两兄弟对此颇为不忿。郭老大是复员军人，蜡黄脸，鹰钩鼻子三角眼，举止颇有诸葛师爷的架势；郭老二，五大三粗，眼放精光，是个练家子，据说三，五人近不得身。一文一武，堪称江湖搭档。他俩曾纠集外姓组成“在野党“与”执政党“斗，无奈，好汉不敌群殴，认栽出局。兄弟俩只好每年秋后外出讨生活，游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摆地摊，卖大力丸。大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为图个清静，省得俩刺头在眼皮子底下生事番。今年，眼看到了阳历年，郭家兄弟还没动身的意思，令大队干部颇费思量。郭老大不愧是师爷，看出今年的形势有所变化，知识青年插队落户，会给农村注入新鲜血液，或许能改变大队政治力量的对比，一天晚饭后，他俩热情的邀请我们知青到家里做客，香烟、茶水摆上唠家常。说实话，我们和农民没共同语言，谈不到一块，但和郭家兄弟还能对付几句，他们毕竟走南闯北见识广。我问他：“你们卖的大力丸真的能强身健体？”老二自豪地说，当然能，说着脱下外衣，露出一身腱子肉，只见他一运气，一小肉包鼓起来，在他身体里乱蹿，好生了得。真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看的大家目瞪口呆。老大又抽出一把大刀，在老二肚皮上砍，砍完，叫我们上前观看，肚皮上连白印子都没有，手一摸，好似摸在钢板上，“硬气功”我们中间有一人情不自禁喊了一声。在我们惊异中，老二从兜里摸出大力丸，顺嘴溜出来：“知青朋友，老少爷们，有钱帮个钱场，没钱帮个人场……”老大赶紧制止他，说：“别打岔，把正事耽搁了。”老大从床底下箱子里拿出一叠纸，压低嗓门对我们讲：“这是历年来大队干部多吃多占的证据，你们知识青年红卫兵向来伸张正义，我们可否联手与恶势力作斗争，铲除贪污腐败分子。”油灯下，郭老大阴险，狡黠的目光射向我们几个，我们几个不知说什么好。沉默了一会，小陈开口了：“我们知识青年来农村是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怎么可能和贫下中农作斗争呢？再说我们初来乍到，情况也不了解。如果你有确凿证据，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向公社反映。”郭老大反问：“你们知道公社书记是谁吗？”“谁？”“是大队支书的大儿子顾恒！”“啊？”又沉默半响，后来小陈开口道：“我们很同情和理解你们的处境和遭遇，但我们无能为力，帮不了你啥，今天我们啥也没看到，啥也没听到。”说完离开屋子，我们跟着也离开了。

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着刚才发生的事。小陈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我说：“小陈，还是你反应快，回绝的干脆。”小陈说：“没办法，这事绝对沾不得，得罪就得罪吧。他们都是争权夺利的狠手，想拉我们当炮灰。你看他们还动了心思：先是利诱，好烟好茶招待；再是恫吓，展示肌肉；下个连环套，想套住我们，把我们当三岁小孩，可笑。以后我们多干活、少说话。”我心想，小陈这人有见识，有能耐。

我俩暂时住在支书家，他家是一个独立的小院，泥坯茅草房，但收拾的清清爽爽，让人感到很舒畅。顾大妈（支书老婆）待我俩真好，一日三餐不让我们操心。米是当年碾的新米，菜是自留地现拔的菜，不撒化肥，不上农药，真正的原生态，绿色食品。当年新米吃起来香喷喷的，当地农村磨面，面和麸子掺杂一起，蒸出来的馒头虽说黑一点，但吃起来十分的香甜，不用就菜，我们就能吃三个。大妈是做饭行家，在她家的几个月，把我俩喂成了小胖猪。其他知青好生羡慕，他们自己开伙，轮流做饭，不是吃夹生饭，就是啃糊锅巴，胃都吃出毛病来了，人人忙不迭地跑到赤脚医生那里领一包“胃舒平”往嘴里倒。

一天下午放工回来，看见支书家的猪圈里有一个女子在起猪糞。不像是本村人，身材窈窕，白白净净，赤着脚，挽着袖子，看架势很内行，起的又快，又省力，身上不沾一点泥。心想：这是谁呀？吃晚饭的时候，大妈才介绍她是大儿媳妇，叫春兰，在公社邮电局工作。吃过晚饭后，大妈来到我们的西厢房，拉着小陈的手，说一件很纠结的心事：“儿媳过门三年没怀孕，郎中请了，药吃了，佛也拜了，香也烧了，都不管用。听说你妈妈在南京大医院当大夫，能不能给瞧瞧。”小陈半天不吭声。我赶紧插话道：“大妈，您可找对人了，小陈妈妈是有名的专家，找她看保准手到病除，给您生个大胖孙子。”小陈白了我一眼，跟大妈解释说：“这种情况很复杂，有可能是女方问题，也有可能是男方问题，还有可能是双方都有问题，要通过检查确定，然后对症治疗，我先给我妈写信问问。”大妈走后，小陈怪我多嘴，我说：“我怕你错过这个机会，再说大妈一家对我们确实不错，他们有难处咱们能帮就帮一把呗。”  过几天，小陈带顾恒夫妇去了南京，几个月后，大妈告诉我们一个天大喜讯，春兰怀孕了。大妈高兴的合不拢嘴，摆了一桌招待我们，还开了一瓶洋河大曲。我私下对小陈讲：“你这回发了，老顾家有后啦，你的贡献大了去了，等着飞黄腾达吧，大妈的小女儿年方二八，尚未许配人家，要你不来个红袖添香，如何？他眼球咕噜一转：“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哈，我见过脸皮厚的，还没见过脸皮这么厚的。”

知青生活单调乏味，除了干活就是睡觉，处在豆蔻年华，血气方刚的青春期，难免会胡思乱想，大伙凑在一起，没事就说男女之事，有一次公社开知青大会，我们班男生挤在树荫下瞎聊，评比女知青谁是1号“向阳花”（当时有一首流行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有一个说：“南舍大队来了一个女知青，初三的，叫孙丽丽，可评为1号，大伙逗他：“你那二五眼，说不定她是猪八戒二姨。”谁知这仁兄脸皮薄挂不住，脸憋得通红，突然发起飙来，大叫一声：“孙丽丽！”话音刚落，只见会场前面有一女生真的回过头来，向我们这面张望。长相果然脱俗。这位仁兄饶有兴趣地观察我们的表情，看到我们一幅幅“猪哥”相。他得意的笑了：“能评几号呀？”大家嘴上说：“1号，1号”肯定1号，可眼球还朝人家后脑勺上乱瞄。

当年初夏，也就是我们插队第二年的“双抢”时节，这个季节是农村中农活最紧张最累人的。我们知青接受着思想上、生活上、体力上的严峻考验。我们凭着“广阔天地炼红心”的革命热情和社员一道，紧张地进行抢收抢种。所谓抢收，就是割麦子，收割麦子时间只有几天，早也不行，晚也不行，到时全村男女老小齐上阵。队长把我们知青看的紧，早早被告之农忙期间不得请假，还一人发两把镰刀，磨的锋利。六月天，南方的日头忒是毒辣，割上一晌午的麦子，立马晒脱皮，有的人皮肤不好，暴晒后发炎，又痒又疼，人人手上磨起了紫血泡。更要命的是，弯腰割一天麦子，腰疼的直不起来，躺在床上，一动不敢动，腰像断了一样。第二天，天没亮，队长派人在窗户外喊，上工啰，上工啰。我们就装死狗，耍赖不起床。最后，队长亲自来，把我们一个个拖到地头。王队长人不赖，能照顾尽量照顾我们，他常说，知青不容易，十五、六的孩子，远离父母，来农村干粗重的农活，真是遭罪。可眼下是“虎口夺食”，能喘气的都得下田抢收。

好不容易把麦子收上来，还没喘口气，又开始插秧，也是累腰的活，一天插下来，腰酸背疼，难受哇。稻田里有蚂蟥，爬在腿上吸血，开始我们没经验，用手往外拽，结果一拽两截，剩下的一截钻到肉里，血就从洞里往外淌，止不住。后根据老乡的指点，再遇到这样的情况，就用鞋底拍，蚂蟥怕疼，拍几下，蚂蟥自己钻出来。有的知青皮肤不好，腿脚长时间泡在水里生疮，流黄水。有人想一个办法：用塑料袋把腿裹上，时间一长，脏水又渗进去感染了，又形成新的溃疡面，真是苦不堪言。就这样连滚带爬，终于熬过了“双抢”。我们的同学却累倒了一大半。队长格外开恩，放假半个月，可以回家探亲。小陈他们都准备回南京，我也想回南京看看，可是，奶奶已去世，大伯、大妈、三妈已离开南京，回到老家。我回南京无处可去，也就没有回去。回南京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知青在一起聚餐，又吃又喝，又唱又跳，狂欢了一回，庆祝我们“劫后余生”。点长叶定一取出小提琴，仔细擦干净琴上的灰，拉了一曲马思聪的“思乡曲”和何占豪的“梁祝”，虽然半年多没碰琴，手指又有点僵硬，但功底还在，又倾注自己的情感，拉的催人泪下，把几位女生拉哭了。不知谁去村头小卖铺打了两斤散白酒，大家你一杯，我一杯碰起杯来，喝了一会大家便“倒也，倒也”，醉的不醒人事。第二天下午我才醒过来，感觉头痛欲裂，浑身长满大块的红疙瘩，奇痒难耐。赤脚医生看了，说是酒精过敏，抹一些药膏，开一点药，嘱咐我禁酒。

连续几天，我一人躺床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孤独和沮丧袭上心头，“双抢”严酷的现实使我绝望。知识青年在农村真的“大有作为”吗？支书见我情绪低落，问我：“这几天咋蔫了，有啥困难说给我听听。”我在支书家住了半年，一个锅里搅马勺，混的跟一家人一样，也没啥顾虑，把我的困境和想法跟他说了。他笑了笑说：“你们知青的脑子里想啥，我清清楚楚，你的顾虑完全没有必要，说句没原则的话，别看报纸、广播整天喊知青要扎根农村，其实你们是兔子尾巴，在农村呆不长。”我问道：“怎讲？”他接着说：“远的不说，拿我们大队来讲，地少人多，每人平均一亩几分地，风调雨顺年份，每亩平均三、四百斤粮食，交够公粮，剩下的仅够全村老少的一年的口粮，若遇荒年，就得逃荒，要饭。现在天下太平，人口猛增，娃崽一生一大堆，农村是按人头分宅基地和自留地的，可耕地只会越来越少，不会增加，以后拿啥养活我们。如若你们知青在我们这里结婚成家生崽，再挖掉一块，与民争地，那还不乱！这决不是长久之事。我们大队的情况，也是淮安县的普遍现象。所以我说，知青在农村呆不长，你们还是以劳动锻炼为主。今天吃点苦，算不了什么。以后你出去了，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难处，只要想一想世上还有一群衣衫褴褛，满脸黢黑，土里刨食的人。你就会想开了。我今天说的活，仅是我个人的看法，供你参考，不要到外面瞎讲。”听老支书的话，顿使我醍醐贯顶，大彻大悟。一扫多日阴霾，我扛起锄头，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去了。

过几天，有人通知我去大队部开会，去了才知道要选一名知青参加淮安县首届知青代表大会，支书对我说：“其他知青都回家了，剩下你一个，你提个意见，大家议议。”我知道支书有意抬举小陈，就不假思索地提小陈当代表。支书点点头。王队长接着说：“我们队的知青在“双抢”中的表现都不错，不像其他大队知青在双抢中不仅不好好干活，还偷鸡摸狗，和社员打架斗狠。我看小杨也不赖，老老实实，干活不刁，别人都回家，他还坚持下地干活，当个知青代表也行吧。”其他大队干部跟着附和。支书最后说：“把两人都报上去。”过了几天，支书拿表叫我填。我说；“还是叫小陈去吧。”支书道：“来不及了，登记表明天要报上去，小陈的事我有数，以后有机会。”（第二年，在支书的操作下，小陈被选为淮阴地区知青代表，此是后活）。

小陈探亲回来后，情绪不高。我试探问他：“活动回城的事不顺利？”小陈说：“别提了，医院里有人整我妈，说她是“白专”典型，糊她大字报，室主任职务停了，派到连队巡回医疗去了，我妹妹原本可以留城的，现在也下乡了。”我看他黯然伤神，就安慰他：“我俩彼此彼此，我的遭遇和你一样，我爸被污蔑为“假党员”，走资派，还在牛棚里没出来。现在坏人当道，好人受罪，有啥办法。我想这种反常情况不会长久的。”他情绪缓和一些说：“我妈不放心我妹，叫我去看她，我想请你陪我一块去。”我说：“没问题，随时奉陪。”

他妹下放在宝应县黄藤公社，离我们这大约50余里。我们起个大早，带上干粮和水出发了，中午到达她们知青点，她们十几个人住在一起，收拾的挺干净，条件比我们还强一些。小陈放心了，吃完中饭，休息片刻，我们往回赶，天擦黑才到家。来到农村，我们腿脚都练出来了，一天走一百里路，也不觉得多累。

大约过了半个月，没曾想小陈她妹独自一人走了50余里来看他哥，小小年纪泼辣的很，来了手脚不停地干活，把他哥的衣服洗了，鞋刷了，被褥拆洗了，还兼做饭。晚上宿在支书家，和大妈说的热闹，在队上玩了两天，把被褥缝好。支书一家也喜欢她，支书破例套个车，差人把她送回去。

农耕文化相对封闭，不需要多少外来的信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抬头看天气，低头看庄稼，昨天谁家的猪跑出来拱菜地了，今天谁家的鸡叫黄鼠狼刁走了，单调乏陈。乏味的日子一天天打发着，挨到秋后算账，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辛苦一年整，连自己的口粮拿不走，还有倒找钱。是不是算错了？会计拿算盘算给我一笔账。今年每一个工分值3分2厘，男知青每天8个工分，一天挣2毛5分钱，算你全勤350天，全年一共得89.6元。你的全年口粮600斤（原粮），要付120元，欠30.4元。算的我哑口无言，只好掏钱。刚要掏钱时，会计又说：“账是要算，钱暂时可以不掏，你们的安家费还剩一些，可抵粮款，但支书吩咐了，口粮你们按月领。”我说：“为啥？”会计说：“怕你们吃粮没计划，你们不是整天喊 ：“吃光喝光，身体健康吗”，半年吃完全年的粮食，没粮吃可找大队的麻烦。我们社员都是农忙时吃干的，农闲时喝稀的，是计划吃粮。”会计说的挺在理。我一下想起来，住在支书家时，每当我们吃饭狼吞虎咽的时候，总能看到支书忧郁的眼神，他实在担心我俩把他家吃穷了。

进了腊月，年味浓了起来，农活基本停了，队长也不再拍窗户喊叫上工了。农村很重视阴历年，杀猪宰羊，蒸馍炸油货。忙的喜气洋洋，不亦乐乎。知青们忙着收拾行装回南京，我没处去，决定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顾大妈见我抄着手在村里转悠，一副游手好闲模样。把我叫住说：“大家都在忙年，你也得备点年货。”我发愁地说：“我也不知道买点啥好。”大妈给我出主意；“我家今天杀猪，便宜卖给你一个猪头，我帮你腌上，一个人过年足够吃。”我说：“好好，就吃猪头，就吃猪头。”

猪头腌好后，支书拎过来，帮着挂在房梁上风干。他逗我，指着猪头说：“过年的下酒菜齐了，初一割一只猪耳朵，初二割个猪鼻子，吃到正月十五没问题。”我说：“您老没事来喝酒。”他说：“好”。他临走时嘱咐我大年三十到他家吃年夜饭。

    我闲着没事，想为老乡做点事，就在大队部门口支个桌子，给大家写春联，免费的，大伙很高兴，都夸我毛笔字写的好，我大言不惭道：“那是，想当年，闹红卫兵那阵，好歹也刷过几年大标语地。”最后，我留了一副对联贴到自家大门上，写的是：“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心想叫“帝、修、反”看看，中国人民都是兵。

那一年冬天特别冷，雪也下的大，大年初一我被鞭炮声吵醒。起来开门。一推门，门竟然推不开，从门缝朝外一看：好厚的雪，足有一尺高，难怪门推不开，想烧点热水洗个脸，水缸里的水冻住了，使劲拽水瓢，水瓢裂作两瓣。一摸毛巾，也是冻梆梆硬。心想算了，起来也是挨冻，不如再睡回笼觉，就把小陈的被子加盖在我的被子上，钻进被窝，盯着房梁上挂的猪头，美美的想：是清炖啊，还是红烧啊，想着想着就梦见周公了。傍晚时分，我隐约听到有人急促地拍门，焦急的喊：“小杨、小杨，你还在吗？”我听了好气又好笑，回答道：“还喘着气呐，有啥事？”对方一听放心了，就说：“快起身，到我家吃晚饭。”我赶紧坐起来问：“哎哎，是哪家啊？”可来人已走远了。

正月一过，冰雪消融，万物复苏。在这大地回春的日子里，我接到一纸调令，去公社“一打三反运动”工作队报到。到了公社，顾书记做了简短的动员报告，他说：“一打三反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 你们工作组下去要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根据各大队斗、批、改的发展情况，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狠狠地打击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气焰。震摄犯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罪行的人，坦白交代，检举揭发，立功赎罪。工作队这次吸收一部分知青，他们都是首届县知青代表，经受“双抢“考验的。”

工作队分四组，我被分在西南组，一共六个人，组长是公社团委书记小刘，有两名知青，一个是我，另一个就是 “向阳花”孙丽丽。知青见面都很高兴，我跟她开个小玩笑，叫她向阳花同志，她疑惑不解，我向她解释向阳花的由来，她噗嗤一声，抿嘴一笑：“你们男生最能胡闹了，我那配呀。”说完跑出门外，我估计她到河边照影去了。

我们的工作组第一站是郭庄大队，开始工作是发动群众，造声势、核查大队的账目。谁也没想到在这当口，郭庄出了一起“反革命案件。”公社指示我们抓典型，配合大队治保会，全力侦破此案件。

负责此案子的大队治保主任老郭介绍案情：村里几个小孩玩躲猫猫，从一户农家门前草垛里拖出来一张毛主席像，在毛主席的身上和脸上扎有很多小针眼。那时 小孩子都有阶级斗争意识 就把主席像交到大队，我们正要下去查的时候。“嫌疑人”却来自首投案，是那农户家的老太太。”团委书记小刘问：“老太太现在哪？”郭道：“在大队部，我派人看着，跑不了。”“带我们去看看。”到了大队部，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墙角的凳子上，吓的浑身发颤，问她话，她嘴皮子乱抖，说不清话，只是反复嘟囔，我该死，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共产党。在小刘的示意下，孙丽丽上前安抚老太太，待她平静下来。小刘问：“你为啥要扎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老太太说：“我不是有意的，老眼昏花看不清。”又问；“你扎的时候，毛主席像是挂在墙上？还是掉在地上？”老太太一会说在墙上，一会说在地上。再问：“你是拿那只手扎的。”她一会说左手，一会说右手。小刘不再问了，吩咐把老太太看好，不要吓唬她。我们回到驻地，立即召开案情分析会，小刘先要大家都谈看法，大家七嘴八舌，有的说人赃俱获可以定案，有的说证据不足，有待调查。孙丽丽想了想说：“我看这案子蹊跷，有几个疑点，1、老太太家三代贫农，平时老实本分，好像没有作案动机，看她吓得乱抖的样子，不像阶级敌人；2、毛主席画像上的针眼分布的很分散，像是随意扎上去的，若有刻骨仇恨，必定在要害部位有针眼，实际上没有；3、如果刻意作案，罪证不可能放在自家门外草垛里。所以我认为老太太作案不太可能，如果是老太太替人顶罪，其中定有隐情，可能是要保护什么人吧。”说的大家点头称是。一时间，议论纷纷，我小声对孙丽丽说：“看不出你还是刑侦专家，说的一套一套的。”“啥专家，想到啥说啥呗。”我问：“那你分析是谁作的案。”“我哪知道，我又不是算命先生。”小刘见我俩小声议论。点名让我发言，我说：“我同意小孙的推理，现在要找出老太太所要保护的人，老太太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的人，一定是她的至亲，我建议排查她家每一个人，事不宜迟，立即隔离她的家人，分别审问。”小刘书记点点头，小孙反对：“隔离没用，这显然是老太太投案前策划好的，已经形成攻守同盟，她家人来个死不承认，你一点招也没有。”老郭插话道：“既然这样，老太太也认账，定案算了。”小刘毕竟是乡政府干部，有一定的政策水平。说：“如若凭此定案，很可能是冤假错案。”听了小刘的话，大伙陷入沉思，是啊，我们虽不是公检法，但在这特殊的时期里，我们手中的笔也有千斤重。如果真不是老太太作案，却把她下到大牢里，那还不把老太太冤死。沉思良久，孙丽丽打破沉默：“我看还是从老太太身上打开突破口，攻心为上，反复交代政策，言明包庇罪犯不仅没用，还可能祸及全家。”，我插言说：“适当可以打心理战，暗示老太太，画像和锥子都拍了照片，取了指纹的，谁碰了画像和锥子，一查全知道，尽早坦白，可以从宽处理。”最后小刘制定一套审讯方案。吃完晚饭，提审老太太，审到午夜，老太太心里防线终于崩溃了，撂了，案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令人啼笑皆非，犯罪嫌疑人竟是老太太两岁的小孙子。那天，老太太纳鞋底，外面有人叫她，她出去时忘拿锥子，恰巧画像从墙上掉下来，小孙子拿起锥子扎画像玩。老太太回来看到画像扎成这样，吓蒙了，认为是冒犯圣颜，犯的是死罪。老太太儿子回来后，也觉得事态严重，被损的画像撕不敢撕，烧不敢烧，情急之中，把画像藏在草垛里。事情败露后，一家人紧急商量对策，不能把小孩交出去，即使交出去，公家也不会相信，老太太决定自己顶罪，到大队自首，要杀要剐认了。老郭为了确认供词的可靠性，决定模拟现场。把锥子和画像（用一张画替代）放在原处，然后把小孙子领进屋子，我们在门外远处观看：只见小孩摇摇摆摆走到年画前面，看了看，拾起来，拿在手里玩，一会又走到椅子旁边，拿起锥子，看了看，就往画像扎。看到这里，大家长长舒了一口气，案情真相大白。谁知这时小孩他妈发疯似的冲进屋里，抱起孩子就打，把孩子打的哇哇大哭，她自己也失声痛哭，看的我们心酸得很。我想：若不是碰上小刘书记这样认真负责、体察民情、秉公断案的好干部，这一家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后，孙丽丽被小刘调到公社团委，当了团委干事。我被调到公社粮管所继续搞运动。

公社粮管所是重灾区，群众意见很大。为把粮管所的问题彻底查清楚，公社调来精兵强将，公社车副书记亲自挂帅，又请来两位南京财政局的下放干部帮忙查账。我还是干老本行搞宣传，发动群众，造声势，办大批判专栏，写动态。那个时代，搞的是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四大”即大字报、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的巨大威力，确实能起到震慑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作用。

粮管所管理混乱，账目残缺不全，要搞清楚，必须和各个大队进行对账，全公社23个大队，偏远大队往返近百里，没有交通工具，连自行车也没有，全靠走路，任务艰巨繁重。但没人叫苦叫累，都在努力工作。这毕竟比在大田里劳作轻松多了。

正当我们干得欢的时候，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到了我们这个地区。一种恶性传染病――疟疾，爆发起来。

开始在当地农民中流行。我们做了些防范，但仍无济于事，蚊子一视同仁，见人就叮，疟原虫的淫威照样肆无忌惮地在人们的肌体内发作，再强壮的小伙子碰到它也会变成一滩烂泥。一个个地倒了下去，我当然也没逃脱了。记得一天下午，我正在核对发票，忽然打了个寒战，身上开始发冷，不好，我被传染上了！赶紧回到宿舍，一进门扑到床上，盖上大棉被，嘴里哆嗦地叫喊着：冷啊，冷啊。又把其他人的棉被加盖上，还是不行，感到极度寒冷。尽管是盛夏，我盖三床棉被还是冷的乱颤，队长急忙请来公社卫生院的医生。他给我服了一种叫“奎宁”的药。并告诉我，等一下还会发高烧，如出汗，则缓解。一定要记住，按时足量服药，注意防蚊子叮咬，以防二次感染。

凶残的病魔连续十几天的反复发作，使我痛苦难当。这病还怪，下午发作，傍晚缓解。每天黄昏，我看到落日的余辉照到我的病床上。心情格外沮丧。这时我突然觉得人的生命那么的脆弱，像一根枯草一样，轻轻一碰就折了。

所庆幸的是，我的自身免疫力没有放弃抵抗，在药物的帮助下，疟原虫终于被打垮了。我又站了起来，可瘦的脱了形。回到知青点看望老同学，他们几乎认不出来我了。

一打三反运动结束后，我被调到公社去筹建农村有线广播放大站。当时，国家实施“村村通”工程，就是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传到每一个农户家中。放大站一共四人：一个站长，一个播音员，一个线路巡视员，还有一个是我，主要负责设备使用和维护。当时没有电，放大站播出时，需要起动柴油机组发电。老式柴油机不是电起动，而是用手转动飞轮，利用爆发力点火。我练了好几天才学会。每天清晨六点准时播音，我五点起床检查设备，检查机油，加满柴油，五点半准时发电。一天的播音开始了。听到“东方红”乐曲分秒不差地响起来，我的心才放下来，经我的手把毛主席的声音传遍千家万户，我感到我的工作很光荣且责任重大。为了便于工作，公社还特地在机房里隔了一个小间，做为我的宿舍，还拉了一盏电灯，播音的时候，我可以享受电气化。小陈、小叶他们来公社办事，都来我宿舍坐坐，，享受一下现代化。

                 

第八章    地质队员

 

一九七一年春天到了。这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第三个年头，知青回城的消息在我们知青之间流传开来，知青政策似乎也开始松动。家里有点办法的，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孩子办回城。我们班同学陆续离开了农村，回到南京。这时，爸爸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们地质队接到上级文件，说是，凡从事地质，矿山，煤矿等野外特殊工作的单位可内招本单位职工子女。问我想不想去他们地质队当工人？”我考虑了一晚上，决定还是去，虽然我十分喜爱放大站的工作，但毕竟是在农村，眼下还好，以后难说。去了地质队，工作虽然艰苦，但端的是公家的饭碗，牢靠的多，再说地质队工作也挺浪漫，拿着地质锤，漫山遍野找矿，走险峰，探奇洞，也是令人十分想往的。

临走前，我回顾王大队向老支书告别，他显得很高兴，问：“手续办好没？”我说：“手续已办好。”他说：“办好了，就不急走，在队上玩两天，到处转转，你这一走，以后难回来了。”

说实在的，一下离开这个地方，还有点舍不得，那时我们知青把插队的地方称之为“第二故乡”，施河岸上的青青杨柳；黄昏时分的袅袅炊烟；田间地头的辛勤劳作；“一打三反”的战友情结，至今令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在公社工作的几个知青为我饯行，大家为我能到地质队工作表示祝贺，我说：“听说地质队工作很苦的，在这和大家混熟了，也舍不得离开大家。”已晋升为公社团委书记的孙丽丽接话道：“不要想那么多，先跳出农门再说，把泥腿子洗净，换上崭新的工作服，当个地质勘探队员多光荣，我们真的好羡慕呀。”

我走后，他们几个前后都离开了农村。孙丽丽是唯一没有通过关系走的，而是通过仕途，从公社到县里，再到省里，三级跳。八六年同学聚会时，还见到过，她已是省里的官员。

我去的711地质队是在秦岭和大巴山之间陕西勉县，隶属西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711大队部建在309国道边上，沿道边建有一个办公大楼，后面有一个机修厂，职工宿舍依山而建，像是层层梯田绕山间，落差有几十米。我们这批职工子弟大约四、五十人。在大队培训一段时间后，全部下到分队，我分配在一分队。临行前，老爸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交代我几句话：“一分队远离大队，生活比较艰苦。生活、工作遇到困难可找一分队指导员姜永禄。他会帮助你，下去要好好锻炼，做老实人不吃亏。”我道：“好啦，这个我知道，你教导我无数遍了：说老实话，做老实人，办老实事，我保证，我一定当好你队上的五好职工，不给你惹事行了吧。”老爸笑了，就是这意思。

原以为地质队艰苦只是一个概念，到了一分队才感受到艰苦的真正的含义。我们一行六人坐卡车来到秦岭南麓，在洋县境内一个叫双河口的小镇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开始爬山。此地山峦叠嶂，沟深林密，上山之路极为难行，遇到削壁，得手脚并用，才能攀爬上去，时至隆冬季节，爬得我们满头大汗，每人头上冒着白汽，好死不活地爬上一座无名山峰，歇口气，吃点东西，看看景色，体会一下“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意，谁知向导手指远处更高的一个山峰说：“翻过那个山峰才到一分队。”一听这活，我的头上顿时黑线乱冒，我的妈呀，还要爬这么高的山，累死人不偿命啊！ 游山玩水的情致，一扫而光。

折腾一天，筋疲力尽，下午三点，我们连滚带爬到了一分队。一瞧住的地方更令我大吃一惊，沿沟两岸，建了几座破烂毡房，门也没有，弄个草帘子一挡。心想：这能住人啊？我想起有民谣曰：远看一群要饭的，近看地质找矿的。又曰： 好女不嫁地质郎，一年四季守空房。女的一看破烂房子，吓的早跑没影了。还曰：火考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可不是吗？我看见每个破毡房里配个大火盆，昼夜燃烧木材取暖，破房四处透风，根本不怕煤气中毒。

还有更可怕的：这条沟叫毕机沟，当地人又之称为麻风沟。在山梁上有一个山洞，住着麻风病人，此处山民十分贫困，缺医少药，是麻风病的流行区域，得了麻风病，家人就把他送到山洞里，任其自生自灭。时间一长，侥幸存活下来的人，都变成野人了。有一次，我们带着口罩，浑身包裹的严严实实，去到山上探个究竟，到了山梁上，果然找到一个山洞，洞口草丛上躺着一个人，鼻子已经烂的没有了，面目狰狞可怖，小腿已经溃烂，只能爬着移动。看到这样一个“野人”，我们吓得一哄而散，夺路狂奔。以后打死也不敢去山梁玩了。

麻风沟令人恐怖，可是它的地下埋藏着巨大的宝藏，经过先期的地质普查，基本探明此处沉睡着亿吨级的钒钛共生的磁铁矿。钒钛是航天航空和国防工业极为重要的金属材料，多年来，苏修、美帝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企图摧毁我国的国防工业，真是痴心妄想。在毕机沟发现这么巨大的宝藏，乃国之大福，我的使命感油然而生，纵然生活艰苦，物质贫乏，劳动繁重，我也要克服困难，坚守毕机沟，为国家发展矿业贡献一份力量。

一分队的工作主要是钻探和槽探：钻探就是在矿体上打深孔，看矿体有多厚，槽探就是在地表上挖槽子，看矿体分布有多广。把理论上的储量变为实际储量，为下一步矿山建设做前期准备。我被分在工兵排（当时地质队是准军事化管理，分队队长是连长。工兵排顾名思义就是挖战壕，搞运输，挖槽探和挖战壕是一模一样的，都是挖深沟，壕沟连绵不断延伸到远方。每天的土方量有定额的，一天下来，也是累个贼死。工兵排还担着运输的任务，主要往山上钻机运柴油，钻机用的大功率柴油机是油老虎，每天要派多人往山上送油，山上柴油吃紧的时候，我也要加入送油队伍，山路难行，只能挑油上山。一只扁担，两个带盖子的油桶，定额100斤。钻机打到哪，油要送到哪，山高林密坡陡，有的地方根本没路，单身行走都困难，别说再挑上100斤油。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遇到45度以上的陡坡，只好玩命往上冲，如遇到雨雪天气，那简直就是“挑油者”的噩梦。有一次下大雪，在送油的路上，我滑了一脚，身体失去平衡，结果连人带桶摔到沟底，幸好雪厚，受点皮外伤，算我命大。挑油上山要有技巧：身体要向前倾，膝盖弯曲，降低重心，扁担要选枣木或黄腊条，弹性要好，韧性要强，掌握好节奏，能省很多力。有时我们太累了，偷个懒打个八折，自作主张挑80斤油上山，队上查觉了，连长竟然拿磅秤在山口转弯处设埋伏，伏击我们，气的我们背后大骂连长是地主老财“周扒皮”。

由于交通不便，我们几乎与和外界隔绝，丰水季节，粮食和蔬菜靠小河运到山口，我们再背上山来。枯水季节，我们就得去40里外的子午镇背粮，一月一次，我们学当地山民样子，背个背篓，做一个T字型木架。上山时木架当拐棍，歇脚时，把木架撑在背篓下面，三条腿，形成一个三角形，擦擦汗，喝口水，肩膀得到半刻的缓解。每年七八月间，洪水泛滥，毕机沟涨满了水，食堂被隔在河对岸，洪水不退，吃饭就成问题。有时饿得慌，就叫河对岸的人扔些馒头过来充饥，可大部分馒头掉队水里，捞不着吃，饿死我们了。打这以后，我们平时存储一些罐头和压缩饼干，以备不时之需。

地质队生存环境之恶劣，体力劳动之繁重，与世隔绝之苦闷，均超过我的忍受之极限。有时受不了，想背上行李回去，哪怕退回到农村有线广播站，后来想想，人不能太现实，转机往往在坚持一下之中。再说我给老爸做过保证，不给他找事，他当领导也不容易，忍着吧。连队一百多号人，他们能受，我也能受。

当然，毕机沟不都是苦难，也有欢乐时光，那就是金秋十月：漫山遍野的果实熟透了，山里景色美极了，山峦叠翠，层林尽染，五彩斑斓；调皮的猴子在树梢上漫步，时有红嘴的大鸟在你头顶飞过（朱鹮？）；高高柿子树上挂满红灯笼，走在树下要躲闪着，不小心从树上掉下的柿子染红了你的衣裳，走在板栗树下，当心掉下来的板栗球打到的你头上，怪疼的。还有榛子，松仁……。你只管尽情的采摘，不要钱，人迹罕至，给钱没人收呀！有山珍当然也有野味，肥肥的野兔和山鸡，山涧里架个炭火烧烤，味道鲜美极了，还有掏螃蟹，见扁洞可以下手掏，圆洞可不敢，冷不丁窜出一条蛇，吓你半死。在丰收的季节里，我们敞开肚皮吃，撑的肚皮鼓鼓的，路都走不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