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县级武装，从解放初的县有总队、区有中队的建制，为反对封建剥削、开展减租减息、建立乡村政权，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之后改编为县大队和军分区下属的独立营，在保卫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三大运动中，为地方政权的运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而于一九五二年五月宣布：县级武装部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按照上级的命令，县里的部队，绝大多数干部战士复员回家，我和少数干部到军分区集中，安排在专门成立的、有100多人的一个干部队，名义上是学习，实际上是进一步办理转业复员；两个月以后，留下的不到30人，又被集中到无锡市的惠山脚下，参加苏南军区教导团集训，等待接受新的任务。

     1952年下半年开始，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扫盲工作，需要大量的文化教员，我们这些等待复员“文化人”（其实多数人只有初中文化），再次得到重用，我在五二年国庆节后，被分配到常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部队里没有什么事情，老是学习待命，有人偷偷地告诉我，是准备解放台湾去那里，将到年底，接到正式的消息：徐州地区从山东省划归江苏省，我们常州地区全部撤销，整个党政军班子到徐州地区工作，我也跟着军分区到了徐州。

    常州军分区的营房，原来是日本人的司令部，条件不错。我在开头的几个月里，被安排住在柴荣生司令员的办公室边上。因为司令员正在国防大学读书（函授），有些数学、语文知识需要辅助一下，我和柴司令员就这样熟悉起来。后来的徐州以后，他在扫盲运动中，又成了我们班级的正式学生。

一九五三年一月，我来到了徐州军分区政治工作处工作。为了适应全军开展扫盲运动的需要，组建了军分区机关学校，先后从部队调来了十名文化教员，由我担任教研组长。

    根据总政治部的安排，军分区机关和警卫通信部队的指战员，都要在统一摸底测试的基础上，进行分班教学。在教研组分工时，我被推荐担任唯一初中班的教学任务。其实，我对初中数学（只教算术，没有代数、几何）自持较有把握；但面对计划、报告、总结之类的军队常用文书，我所知甚少，幸得徐州市立第三中老师的帮助，让我旁听上课，帮我制订教案，弥补了我资历、阅历的不足。

    我所教的这个班级，共有二十多人，多数为营团级干部，还有一位就是军分区最高首长---柴荣生司令员。这对一个入伍三年、还不满二十岁的小兵老师来说，岂不胆大妄为。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第一次走进教室的一刹那，柴司令员竟第一个站起来向我敬礼，其他学员也一下子跟着起立、敬礼。我就在这样肃静的气氛中，硬着头皮完成了我的第一堂课。

    散课以后，我找了同为学员、柴司令员警卫员的小李，问他讲台上泡满的那杯热茶是怎么回事？他告诉我，开课前因为没有给老师备茶，他还受到了首长的批评，司令员还交代，每次上课都必须为老师备茶。听了这话，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当上课，讲台上必然会出现那一杯热茶，它体现的是我军指挥员尊重知识的一颗赤忱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