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奸相蔡京颇赏识吴伯举的才华，把他从苏州太守任上调至京都为官，又接连三次“拔擢”，做到“中书舍人”，相当于中央政府的副秘书长。哪知吴伯举竟是个“一根筋”，处处不能和“恩相”蔡京保持一致，蔡京一气之下，把吴伯举贬黜到外地做地方官去了。有人为吴不平，向蔡京提意见，蔡京说：“既做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

      这件事记载在清人梁绍壬的《两般秋雨盦随笔》里，梁绍壬评蔡京此言为“丧心病狂之语”。不是我要为蔡太师开脱，蔡京其人“丧心”事固未少做，然此所谓“丧心语”其实却是老实话。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做官”与“做好人”或可并行不悖；在一个不正常的、病态的社会里，“做官”与“做好人”便长相冲突一旦“做官”，便难得再“做好人”。明人吕坤《呻吟语》中说：“做官是一种道理，做好人又是一种道理。”同样是不加掩饰的老实话，在蔡京是“自以为得道”的得意之言，在吕坤则难掩“终究意难平”的愤激。东汉的范滂临刑前对他的儿子说：“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意思是说，我若教你做恶人、行恶事，恶人、恶事明显不该做；我若教你为善人、做善事，我倒是终身不为恶，然而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吕坤的愤激和范滂的临终纠结，正可让我们窥见浊流涌动的中国历史、中国社会的阴森之影。

      “做官”便难得“做好人”，“做好人”便难得“做官”的制度秘密其实是现代政治哲学已然解决的问题。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独辟一章“为什么最坏者当政”，哈耶克说：“由于有些需要做的工作本身就是坏的，是所有受到传统道德教育的人所不愿做的，因而愿意做坏事就成为升官得势的门径。在一个极权社会里，那些需要实行残忍和恐吓、蓄意的欺诈和间谍工作的位置是很多的。”爱因斯坦当然不能算政治哲学家，但他的很多政治哲学观点同样精辟：“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政自古官场的复杂与肮脏为我们一般人难以想见，官场的道德水准也不可作为一般社会道德水平的衡量。可怕的不是官场的“肮脏”，而是官场行为的“示范效应”。当一般社会也沾染了官场的“肮脏”，各行各业、各色人等皆纠结于“职业”与“道德”之间的两难。当有一天，我们说出“做商人，又想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做律师，又想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甚至“做老师，又想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的时候，整个社会的“道德血液”已沦为“败血”，那才是更可怕的。而这样的“可怕”或非远景，而是端倪已露，足堪唤醒千年沉梦。

      关于现今官场道德状况，普通的口径大概是“主流是好的”吧，可一般老百姓多无机会、也无能力这般“居高视远”、“总揽全局”，所以也就多以偏概全的“偏激”之谈。有程姓者酒量奇大，人送外号“程（盛）不满”，我等便经常揶揄他：有此等酒量，不去做官，真可惜了！一过去同事，行事龌龊，不齿于人，每提及此人，众必叹曰：这小子坏成那样，不去做官，真是可惜！中国社会的“逆淘汰”现象于官场最烈。山东泰安曾有农民到市委告状，说他们的乡党委书记横行乡里，专务聚敛，弄得他们没法活了，时任市委书记的贪官胡建学说：谢谢你们向我推荐了一个好干部啊！没过多久，那个乡党委书记果真被提拔上去了。这个“厚黑学”的现代版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其实一点也不奇怪：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流氓不仅可以“致富”，还可以“居官”，久矣！

      据说在上海的一个招聘会现场，一招聘人员边看简历，边对来应聘的女大学生说：“你是学生干部？”女大学生顿时心慌，懦懦而言：“学生干部里也有好人呀！”满座绝倒！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古之人不余欺也”，蔡京的“丧心语”正可与一千年后上海女大学生的“脱口秀”遥相呼应，让人不知今夕何夕。

                          本文来源：金羊网-羊城晚报   作者：丁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