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什么都要凭证凭券供应的年代，票证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时比钱还要紧。六十年代初，凡事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都实行了计划供应，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酱油、食盐、料酒、火柴、卫生纸等等，也凭证供应了好几年。现在很少见到的火柴，那时天天生煤球炉需要它；抽烟的买不起打火机，更是离不开它。每人每年凭券供应几两的絮棉券，只能够给孩子们做棉衣棉裤用，添置一条棉花毯是不可能的。买布也要找窍门，到棉布商店买布的首要考虑，不是颜色花样，而是有没有另头布，这样可以省几寸布券。

      在所有最最重要的商品中，那就是粮食。自从1954年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后，每户一本居民购粮证，不同工种、男女老少，都有按月不同的定量。供应品种以吃口硬硬的籼米为主，每斤一角一分六厘，像当时上海最好的大米品种——“老来青“那样的粳米，每斤一角六分，但每月只有一、二斤/人；而需要面粉、切面、馄饨皮，或者购买糕点、点心以及上饭店等等，都要付等量的粮票，没有粮票是寸步难行的。如到外省市去，那要凭介绍信、粮票、油票，到粮管所去调换全国粮票。为了吃饱肚子，精打细算地节约粮食，可以说到了千方百计的地步，如多做菜饭、多吃稀饭、多买山芋、多吃烂污面等等，而要应付还不懂事的孩子，不知动了多少脑筋。当然，这样的日子，比农村要好得多了，更不好同外地饿死人的地方相比。在这个时候，你能支援亲友几斤粮票，那比什么都贵重。

      记得在1963年的春天，一个自称是我祖父（1923年已去世）堂兄弟的、七十多岁的老人来看我。在我的印象中，是有这么一位氏族中最近的远房宗亲，他家住在几十里以外的乡下（也就是我们家的老宅），那里有我家的祖坟和三亩坟田，由这位堂叔公代为耕种（不收租金）和照看坟墓。解放前，我陪同妈妈去扫墓时，曾经在他家里吃过饭，至少已有十五六年没有往来了。老人告诉我，家里是贫农，儿子死了，现在同媳妇和十多岁的孙女相依为命，生活十分困难，我就留老人住了几天，临走还给他买了些粮票打折的、破碎不完整的糕饼；到年底时，老人步行几十里（没有公路）又来了，说家里没有男劳动力，年终分红成了透支户，吃饭时狼吞虎咽，好像很久没有东西吃了似的，我又留他住了二天，临走给了5元钱和几斤粮票，说实话，我也是泥菩萨过河，没有更多的能力帮助老人，嗣后一直没有老人的信息。

      一九九四年，老人的孙女（应是我族中的同辈），拿了解放后人民政府给我家坟田发的土地证，陪同县政协的领导和当地镇政府的副镇长寻到了我，说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希望了解一些在外地工作的同乡人信息。时隔三十年后，我才知道，老人回去后生活极其潦倒，没两年就黯然离世了，我为未能在老人生前，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而感到不安。从此，我和老人的孙女有了联系，，如今她也年近古稀，生活幸福美满，她引以为荣的事，是她的孙女今年在上海同济大学本科毕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