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要买一点生活必需的工业品，可不是一般的困难，根本的问题是东西很少。所以，多数工业品是基本无货，少量的就采取凭证供应的方法，如家家户户都想买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等三大件商品，一个两万人的公社一年才十几张票，给谁都是理由。于是，抓阄的、开会民主表决的、按照先后顺序排队的，等了十年还没有轮到的人家也不在少数。还有凭结婚证书供应的大衣柜、棕绷、五斗柜等，有了证书也不一定能够买到。更有三不管的情况，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位在郊县市属工厂的女干部，丈夫在邻县部队工作，女儿插队落户在农村，要与当地一个农民结婚了，想买大床、大衣橱等家具，可跑了三个地方的结果是：农村没有供应，郊县市属厂的物资分配不在县里，部队另有供应渠道，一无所获，一件家具也没有买到。

       有一种用纤维板做的开门箱（类似五斗柜、在前面上半部开门、没有抽斗，老百姓叫它被头箱），每只29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是一件十分紧俏的敞开供应商品。但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供应，于是人们就经常关心商店的来货情况，一有消息就没日没夜的排队等候，有时排了几个昼夜也不一定如愿。像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听人家说过一个笑话：有人大清早看到，好多人在没有开门的商店门口排队，就马上跟在别人后面，问排在前面的人，也不知道卖什么东西，过了几个小时，才知道是卖卫生纸。在那时，家里发生了特殊情况，需要某种市场上没有供应的商品时，就要到粮食、商业部门去申请，如病人在冬天想吃西瓜、冷饮，生了孩子买红糖，死了人买白布、黒纱，在农村，生产用的小农具也是凭票供应的。

      1964年我在农村参加四清工作时，认识了工作队里一位在公社农具厂的供销员，了解到我想购置大床的情况后，让他们厂的老师傅，为我定制了一张榉树实木的五尺大床和双层麻绳编织的棕绷，至今已有四十多年，虽然式样老了些，但很实用，那类似红木的油漆，至今还如新的一样。那床架58.4元，棕绷51.65元，可化了我们夫妻一个多月的工资。

在那物资极为匮乏的年代，衣着上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穿补丁的衣裤，随处可见。我们家的缝纫机，是在1972年下半年，拿到了一张“缝纫机头”的票子买的，又到上海金陵东路买了整副缝纫机的机架安装的，总价不到240元。尽管转轮上的皮带换了多次，数次搬家，唯独它未被处理，因为日常生活中实在不能缺少它。

      时钟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三五牌台钟更受老百姓的欢迎，每台39元，可是没有票。七五年春天，听一位朋友说，旧货商店里有一种台钟的处理零件，是钟厂定点供应给协作单位的，有少量可以照顾，于是托人化了24元买回一套，自己动手装配。想不到质量不错，三十年来罢工两次，我给它加了点缝纫机油，又整点工作了，到现在还没有进过修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