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做什么都要开后门、不走后门难办事的年代，我也开了一次稍为吃亏的后门。

     我的姑妈比我大十五岁，结婚很晚，对我小时候多有照顾。解放后，我们全家离沪，只有我在八年后又回到了上海的邻县工作，所以我成了姑妈在沪的唯一至亲。姑妈夫妻原来在家里开了一个豆腐店，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进了县酱油厂豆制品车间当工人。他们有一子三女，儿子去了云南西双版纳，老二分配在县建筑公司，老三到本县农村插队落户，小女儿和我长女同岁，1975年同时高中毕业，也就是到了就业或者下乡的被支配的关键时刻。我女儿是没有商量余地的硬档子---插队落户，可我姑妈的小女儿是属于硬档子，完全可以留在县城的，所以谁也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在我女儿下乡以后没有几天的一个中午，姑妈夫妻突然来到我家，这是十几年来的第一次，我知道必有大事发生。经了解，原来姑妈的小女儿被分配到了本县最偏僻的一个小镇的合作商店，一时慌了手脚。说来也窍，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不久前调到该县商业局担任分管政工的副局长，可能是老天有眼，给了我帮助姑妈的一次机会，当即去电约好，当天下午有事相求。

       见面后，这位老同学坦诚地告诉我，这批知青的分配工作是由他负责，但能留在县城（属于第一档子）的，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而且必须经过商业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已没有变动的余地；而我的那个表妹，原来是可以安排在县城的，就因为要求安排的人太多，所以安排在某县属大镇（属于第二档次）；后来因为又有关系打招呼，经过了再一次的调整，才有了第三档子的结果。他还对我说，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太老实的，还怪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招呼，以便他心中有数，真让我哭笑不得。

       我提出：我姑妈家是了二农一工、而且一个在云南，属于硬档子，要求在县城是合情合理的要求，如不落实就只能向县里反映了。那位同学说，事情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希望不要把事情弄复杂了。他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在他的权限内，第一步重新安排到原先定的那个县属大镇，在那里工作一年；明年这个月由他负责调进县城。我想想也只能这样了。我那同学确实很有信誉，他把写着我表妹名字的字条，一直放在他的票夹里，如期把事情办好了。

      这就是我开了一次后门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