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海是一个十分老实的人，也是一个十分平凡的人。对领导听话而不奉承，同事之间没有至交也无关系紧张之人，即使在文革初期的动乱年代，他坚持不参加任何派别，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观点，成了独一无二的“逍遥派”。他在物价员岗位上能够一干就是三十年。其原因就是：他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人物，他的存在是工作需要而不威胁他人，。

      福海在老家的母亲、妻子，是农村的弱劳动力，队里年终决算的每个工分，不到一只大餠钱（三分钱），成了长期的透支户。而福海每月48元的工资，在一般干部中已属不低，他只好尽可能地把钱多寄一点回家，自己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他不抽烟，不喝酒，拒绝请吃，不搞特殊，不开后门，从不去同事家中串门。同事因其福海之名而引伸出他的别名——法海——法海和尚。在单位的关心和同事的同情下，成了每个季节固定的困难补助专业户。

      福海早年丧父，是家里的独生子，二十出头就在老家娶了一位农村姑娘。其母亲本想早生贵子，然而婚后十余年仍然无后，在多次来沪就医探亲后，终于在福海33岁时有了一个儿子。在那穷乡僻壤的乡下，他儿子没受到应有的教育，也没有什么技术特长。说来也巧，当他的儿子年满18足岁时，福海根据上海当时的一个政策，申请放弃了干部身份，办理了职工退休手续，把户口迁回到丹阳，把上海居民户口变成了农村户口，让儿子到上海顶替进了单位。此时的福海正好50岁，就继续留在原单位做聘用工。在嗣后的十年中，所有涉及个人福利的提级、增资、分房子、评职称等机会，都与他失之交臂。

      福海在年满60岁时离开单位后，在一家化工厂帮助推销一种灭蚊的杀虫喷射剂，奔波于市郊各县之间。期间为老娘送终，买了一套40平方的新房子，帮儿子办了婚事，添了个孙子。众多农民进城务工、继而变成城里人的梦想，在他儿子的身上实现了。

      福海——我近五十年的老友，他做了一个男人该做的一切，献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走完了在这个世界上由农民——居民的平凡转身。他的一生，浓缩了许多上海人先辈第一代进城谋生、第二代立足发展的奋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