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文学家陆机《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乃是第一个提出诗歌情感本体论的文学理论。至此,人们对诗歌的认识,摆脱了群体意志的束缚,走向个性情感的抒发。“诗缘情”的提出是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对“情”的肯定已经揭示了艺术的某种审美性质,脱离了功利实用、政治教化成为一己情感的个性抒发;加上伴随着情感个性化而来的“绮靡”辞采,诗歌艺术的美感特质已然确立。
汉代张衡的《归田赋》其景物描写细腻清丽,意境悠远,已经摆脱诗言志的束缚,俨然一首抒情诗: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这首抒情小赋至始至终抒发的都是真感受、真渴望、真志向 ,体现了一个耿介多才的士大夫于身心俱疲、对现实失望之后的真实想法和真切心愿。张衡把自己的心境、情绪融合到景物之中,情景浑然一体,形成了诗意化的优美意境。有了诗歌表现内心的抒情功能,因而走向了诗赋合一的发展方向。
汉代由《诗大序》提出的“情志合一”的诗歌本体论,不断在诗赋创作和理论中体现。“志”乃是“诗言志”与孔门儒家诗学观的延续与发挥,体现了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风貌和士人在大一统的政治专制统治下的人格和心态;而“情”是更为有价值的提法,一方面有其由来的特殊背景,另一方面乃是遭受沉重专制压力的士人内心对“志”的反拨,同样也体现着文学思想自身的发展规律。西晋时代,陆机《文赋》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这一说法将对诗歌本质的认识提升到了审美的范畴。“缘情”的提法实与《诗大序》“吟咏性情”之说一脉相承,然而终究指向不同。陆机的“缘情”是由于“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是情被自然景物感动后的自然流露。但是汉儒的抒情是由于“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最终要“止乎礼义”。陆机还能从创作的角度,注意到形象思维与情感表达的密切关系,如“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就是说,心中的感情是伴随着对客观物象想象的深入而产生和逐渐明晰的。曹丕在《与王朗书》中说:“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篇籍。”这里的“篇籍”也包括诗歌的创作,是表现个人才情、寄寓一己之精神的作品。此“不朽”呈现出个人生命情感价值的追求。这股“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社会思潮反映到文学领域的两个方面,便是文学理论的新变和文学创作的自觉。
鲁迅先生曾指出曹丕以后的诗歌,“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华丽”便是辞采之美。曹植的《洛神赋》堪称以绚烂清泠之辞采叙写细腻情思的经典之作,这段描绘幻境中神女美态的文字堪称经典: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遥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
作者用譬喻摹写洛神绰约之丰姿,词采的璀璨美艳足以说明那时的文人对辞采的驾御达到了何种程度!赋如此,诗亦然。区区一字往往可以见出时代精神,曹植“朱华冒绿池”之“冒”,陆机“凉风绕曲房”之“绕”,张协“凝霜竦高木”之“竦”,谢灵运的“白云抱幽石,绿条媚清泉”之“抱”和“媚”,鲍照“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之“渡”和“送”,都有意力求尖新,在质朴古直的“汉音”中决找不出。
最后,应该看到诗歌创作以抒情为主是汉代以后诗赋相互影响的产物,当然汉赋辞藻之花美也对诗歌发展起到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