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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一江苏小伙怀疑父亲有秘密， 前红色特工沈安娜：我们的人
这位江苏小伙是谁？他的父亲又有什么秘密呢？让我们从2017年开始说起。 2017年5月23日，正好是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下称“中央特科”）这一中共最早情报和政治保卫机关成立90周年，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革命先辈大多均已离世，因此，这90周年纪念会由他们的后代自发完成。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特科和中共隐蔽战线战士后代所进行的第一次大聚会，许多著名的红色特工后人都来到了现场。 比如：李凯城，“红色特工之王”李克农之孙；华克放，长期安插在蒋介石身边、被誉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的沈安娜之女；钱泓，“龙潭三杰”之一、冒死将“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叛变的消息传给中央的钱壮飞之孙；熊蕾，龙潭三杰“后三杰”之首熊向晖之女，等等。 会议召开前，沈安娜之女华克放给参会的红色特工后代带来了一个重磅消息：一位参加过中央特科工作的百岁老特工还在人世，他也将参加纪念会！ 听到这一消息，众人皆欣喜万分，期待能早点与老人相见。 当老人出现在会场时，众人这才知晓老人是谁：老人名叫姚子健，102岁，原中央特科战士、原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十院纪委书记。 环顾四周，在场的都是“二代”、“三代”，姚子健老人成了唯一一个参加这次纪念会的前中央特科战士。 其实，如果不是被儿子姚一群质疑，“暴露”了身份，姚子健曾是红色特工的事可能永远都没有人知道了。那样，他也将不会出现在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纪念会上。 有人不禁疑惑，老人是如何将秘密隐藏那么久的？与沈安娜、钱壮飞、熊向晖等传奇红色特工是同事，姚子健是否也有传奇的故事？ 严格地说，不是姚子健守住了是中央特科特工的秘密，而是连他也不知道自己是中央特科成员这一身份。 当然，就算是他知道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会坚守秘密。 姚子健发现自己身份的秘密，是在2001年，和他的儿子姚一群的质疑有关。
2001年，沈安娜受邀参加了某部门的讲座。会上，她讲述了一些20世纪20年代末、也就是中央特科成立后的一些地下工作和隐蔽战线故事，提到了一些人、一些事和一些代号。 当时，姚一群也在会场，听得很入迷。 可听着听着，他却感觉沈安娜说的一些东西似乎在哪里听过，相当熟悉。 突然，姚一群回忆起来了，父亲姚子健曾给他讲过这些东西，一些人、一些事甚至是代号都能与沈安娜所讲的对上…… 再往深里想，姚一群不由得大惊：难道，父亲也做过中央特科的特工？ 产生了这个联想后，为了证实父亲姚子健到底是不是中央特科的特工，姚一群等到座谈会一结束就与沈安娜联系，希望沈安娜能和他的父亲姚子健见一见，核实一些事。 这一见可不要紧，综合姚子健所说的一些事，沈安娜觉得姚子健极有可能也是一名中央特科的特工。只不过，为谨慎起见，沈安娜没有当场就下结论，而是表示先汇报给中央，调查后再说。 不久，沈安娜就给姚一群传回调查结果：你父亲的确曾是中央特科特工，是我们的人！ 听到这一消息，姚一群和姚子健既惊又喜。姚子健更是惊讶，他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曾为中央特科做过事，但却并不知情。 这就让人不明白了，难道革命时期做地下工作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吗？ 与谍战影视剧和各种谍战小说里先入为主的描述大有差别的是，革命时期那些做地下工作的先辈、特别是中央特科的战士，确实大部分都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但他们相信自己的团体和组织，对上边下达的任务，都会拼尽全力去完成。 这样特殊的组织与个人的关系，可以用一台机器来做比喻。 组织就是一个完整的机器，团体里的个人则是机器上的零部件，组织掌握全局，零部件则只负责局部的属于自己的工作，对其他零部件的工作一般不会去过问，甚至都不知道其他零部件的存在。
为什么会存在这么奇特的组织呢？ 这都是保密性工作的需要，不让组织里的每个人完全了解和掌握组织，防的就是万一哪个人叛变了，会影响到组织全体的利益。 顾顺章的叛变，就是以个人之力给整个组织带来毁灭性灾难的最好例子。 1931年4月，顾顺章被国民党抓捕后，没有坚持多久就投敌叛变。 换作一般人，这样的叛变不会给我党带来多大损失，可顾顺章不是一般人，他不仅是我党的高层领导，还是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完全清楚我党的高层机密和中央特科的机密。 他一叛变，马上就向国民党供出了我党高层的机密和中央特科成员的名单以及一些隐秘的工作据点。 后果可想而知，在国民党的打击下，大部分的中央特科成员、亲共人员被抓捕，相关的隐秘据点被端，中央特科联系网几乎全部瘫痪，损失异常惨重。 周恩来知道这些事后，很罕见地勃然大怒，骂顾顺章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可见中央特科这样特殊的组织，是不能让成员都知道他们的身份和组织信息的，不然的话，每当有一个人叛变，那将会给组织灭顶之灾的危险。 所以，姚子健身为中央特科成员却不知道自己的身份，这也可以理解。
话说回来，姚子健是怎么成为中央特科战士的？ 只能说，这似乎冥冥之中已注定，但也有一些机缘巧合。 1915年，姚子健出生于江苏宜兴，父母是小生意人，在宜兴市徐舍镇开了一家茶馆。一家人的日子不太富也不太穷，但有了资助姚子健上学的资本。 小学毕业后，姚子健被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录取。这所学校有三免费：免学费、免伙食费、免费给每一位学子发一套衣服。所以，姚子健在上海的生活压力并不大。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并没有延续多久，学校很快就被解散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上海江湾国立劳动大学的学生皆气愤不已，纷纷上街请愿。但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当局不仅不支持他们的请愿，还下令解散了学校。这样一来，学校都没了，姚子健只能被迫辍学。他气愤地说：“不但没书读了，也没饭吃了，什么都没了。”之后，他返回家乡，当了几个月的小学老师。 这一期间，他思考了许多问题，不仅有个人的前途命运，还有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发展。 到最后，他认为学校之所以解散、自己之所以辍学、国家之所以遭受屈辱，都是社会制度出了问题，“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只有社会制度变了，才有出路”。 那怎么去改变社会制度呢？ 之前他在学校时接触过一些马列思想，同时也听说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事，想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同志一起闹革命，一起推翻黑暗的统治和抵御外敌。 1933年初，他在报纸中看到了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学校的招生简报，一切免费，便萌生了先进入学校学习、后等待机会参加革命的想法。 学校里有航测班、地形班、制图班等，思量再三后，他决定考取制图班。他那时在想：“要搞革命，就要干宣传，要宣传就要印刷，制图班有印刷专业……” 然而，自蒋介石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中国共产党党员被抓捕、杀害，为了保留革命力量，党员基本已全部转入地下工作，姚子健不知道怎么去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入党的事一直遥遥无期。 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一心想要加入共产党，无异于在用自己的脑袋开玩笑。只能说，他是真心革命的。 他等的机会，很快就来了。 1933年8月，他与同在上海的同乡好友舒曰信往来时，意外得知舒曰信已在7月经鲁自诚介绍入了党，他的内心不由得产生了希望…… 可能是相信姚子健的人品，舒曰信也不藏着掖着，表露出了也想让姚子健入党的想法，这正中姚子健下怀，他正有此意。 1934年4月，通过舒曰信的介绍，姚子健见到了中共党员鲁自诚。随后，在鲁自诚的介绍下，他也入了党。 姚子健那时候并不知道，鲁自诚非一般人，他那个时候正是中央特科在上海的一个负责人之一，他和他的好友舒曰信已悄然被发展成中央特科战士了。 结束印刷班的学业，姚子健被安排到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地测量总局工作，成了制图科第四股的技佐，负责描绘印刷地图的底板。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正式参与残酷的地下斗争。 这是姚子健之前没有想到的，他加入印刷班，本是为宣传革命做准备，却成了为地下工作做准备。 尽管意外，但他还是以任务为重，毕竟都是为了革命。 起初的时候，他为党组织送去了不少情报，但发现所在的第四股权限和级别不大，能获得的有价值的情报并不多。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他以眼疾为由，要求调到制图科第五股工作。 要求获得批准，他终于可以大展拳脚。 在第五股里，他获得的情报终于有了大价值，他能接触到标有机密和绝密级别的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等比例的军用地图。 一些人就不懂了，只是地图而已，怎么就和有用的情报扯上关系了？ 依照国民党当时的制度，凡是到陆地测绘总局领取地图的人，都要登记好所在部队的番号等信息，这就是情报所在。 姚子健利用职务之便，将领取地图的人所留下的信息以及他们所领走的是哪一种地图等等，都记下来，然后传到与自己对接的人那里去。 这些东西最终肯定会传到党中央那里。 党中央只要通过分析所得到的国军部队番号和相关地图，就能估计出国军的调动情况。 比如，有某一支国军部队领走的是某一革命根据地的地图，那接下来那个根据地就极有可能会爆发一场大战。但是，因为党中央早已提前预知了相关情况，做了预先准备，损失自然会降到最低。 这就是姚子健从陆地测绘总局拿到的情报的价值。 除此之外，姚子健还能从陆地测绘总局获取一样有价值的东西——国军的军用地图。 不少人疑惑，这些地图对军队也有用？ 就如今来说，地图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已经见怪不怪，但是在那个革命年代，它们可比黄金还要金贵。 比如，“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曾送了三件宝贝：一是几万大洋、二是几万法币、三是一本彩色的标有中国各个省份的地图册。 周恩来非常感谢张学良的慷慨，如果当时让周恩来在这三样宝贝里挑选的话，相信周恩来一定会挑那一张彩色地图，而不是银元和法币。 因为没有地图，军队便不了解地形，不能行军，打仗就更不用说了。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牺牲的事。 在央视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第二十集：历史铭记）》以及朝鲜战争亲历者董安澜等人的描述里，都说美军飞机来袭时，毛岸英是为了拿到指挥所里的地图才被炸死的。 毛岸英因何至于为了一张地图丢掉性命？ 那是因为这地图可不一般，是志愿军司令部的军用地图，是彭德怀和志愿军司令部将领用来指挥志愿军战士的，没有了它们，仗还怎么打？ 可见，地图对军队有多么重要了。 就这样，从1934年到1938年这4年时间里，姚子健一直在陆地测绘总局展开地下活动，为我党和我军提供了大量有用的情报。 1938年后，抗日形势日益严峻，国共已完成了第二次合作，国民党不再像之前那样对中国共产党下狠手，内斗已没那么激烈，抗敌才是首要任务，姚子健于是主动请缨，要求到前线去抗日。 在上级的安排下，姚子健来到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报道，连招呼都没打，他就和测绘总局脱离了关系。 在香港，在代号为“小开”的同志的帮助下，姚子健辗转来到延安，之后稳定下来，再就是参加建国后的建设工作，直到退休。 退休后，一些问题一直萦绕着姚子健。 在陆地测绘总局工作期间，他换了不少对接人，也接触了不少用代号代替名字的地下工作者，但却对他们的身份大多都不清楚。 他共更换了三个对接人：分别是同乡舒曰信、舒曰信夫人沈伊娜和一个叫“熊先生”的人。 对于舒曰信和沈伊娜，姚子健是知道他们情况的。 起初的时候，姚子健利用周末的空隙，乘坐火车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之间，将情报传到舒曰信和沈伊娜手上。 1937年，舒曰信、沈伊娜被从上海调到南京，姚子健也就不用再两地奔波。 “七七事变”不久，舒曰信、沈伊娜有了新任务，被调离南京，姚子健亦追随陆地测绘总局从南京撤到武昌。 经此，组织重新给姚子健安排了一个新的对接人，他就是“熊先生”。 姚子健与“熊先生”见面时，除了交接任务，从未多言。 后来，姚子健与“熊先生”断了联系，“熊先生”的身份也就成了姚子健心中的谜团。 此外，有两个人的身份姚子健也不知道。 一个是之前提到的“小开”，另一个是姚子健往返于上海和南京期间，在舒曰信、沈伊娜那里见到的“李先生”。 姚子健不知，新中国成立后被安排到国家安全部工作的沈安娜却知。她手上有这些革命先辈的资料。 知道姚子健有这些疑惑后，沈安娜为他一一解开谜题。 当姚子健说到“李先生”时，沈安娜不由得眼睛一亮。因为，那正是她丈夫华明之的代号。 说起来，姚子健只认识舒曰信、沈伊娜两人，但殊不知舒曰信、沈伊娜与华明之、沈安娜已经是老熟人了。 沈伊娜与沈安娜是亲姐妹，在南洋商业高级中学读书期间，她们姐妹俩就结识了作为校友的舒曰信和华明之。 所以，如果不是当时特殊的环境，姚子健肯定会通过舒曰信和沈伊娜，与华明之和沈安娜结识。 值得一提的是，姚子健与华明之应该能很早就认识，因为鲁自诚是他们的共同入党介绍人。 对于“小开”这个代号，沈安娜很轻松就为姚子健解答。这人正是拥有“谍王”之称的传奇红色特工潘汉年。 至于“熊先生”，沈安娜调查了许久也找不到档案，无从解答。因此，姚子健不可能知道“熊先生”是谁了。 姚子健认识的舒曰信、沈伊娜都是中央特科特工，他却不知情，这着实令人惊讶。 更令姚子健和其他人惊讶的是，姚子健也是中央特科战士这个事。如果不是沈安娜查出来，他也许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有这重身份。 也不用见怪不怪，在那个特殊的革命年代里，为了保护好组织，相关单位的人员要么主动保密，要么被动保密。姚子健这种情况显然是被动保密那一类，所以他才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实属正常。 其实，是否是红色特工这个事，在当时真的很难辨认出来。因为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加大打击力度后，党员都转入到地下工作，一举一动与特工的一举一动几乎一样，谁又能分辨出来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又会知道自己是不是特工呢？ 2017年5月，姚子健以中央特科战士的身份，参加了中央特科成立90周年纪念会。非常可惜的是，为他确认身份的沈安娜已在2010年6月16日去世。 参加纪念会近一年后的2018年1月，姚子健也离开了人世，享年103岁。 据说，他是最后一位离开的中央特科特工。
结语： “兵圣”孙武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斗争中最高的境界。各种力量的斗争，一般分为“明争”和“暗斗”，明争是真刀真枪的公开化战争，“暗斗”则是杀人不见血的间谍活动，姚子健和其他中央特科特工所展开的斗争，属于暗斗。 无论是明争还是暗斗，都充满了风险。但真正比较起来，暗斗比明争更为激烈、更为残酷、更为让人联想到杀人于无形之中和不战而屈人之兵。 真难想象，在这样令人提心吊胆的日子里，革命先辈是怎么熬过来的？ 只叹，如今的繁荣昌盛已没了他们，但我们永远都不能忘记他们。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4393199567839000&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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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19 1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