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崩盘将导致深重经济社会危机

马 宇

天生怪胎的中国股市，果然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于长久低迷之后，还能制造出所谓的“黑色星期一”，沪市一天下跌5.3%，周二再坐过山车，击穿颇具象征意味的1949“建国底”。哀鸿遍野之中，高层态度明确：“不救市”；监管层动作依旧：IPO七月重启。

从市场原则来说，“不救市”或许是对的；从股市扩充来说，重启IPO或许也是应该的。但是—中国之事怕就怕“但是”，中国的股市从来就不是市场化的股市！从帮国企融资脱困的基本立意，到政府审批、名额分配的计划管制思路，再到具体的只进不出、只管圈钱不管回报的运行监管，中国股市何时有过“市场化”？为什么到了这个关头却一再强调“尊重市场”了呢？既然股市在十多年前就收获了“连赌场都不如”的美名，管理层为何却一直放任，一再讳疾忌医，甚至助纣为虐，终至不可收拾呢？就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是不堪利益集团的强大压力，一意孤行地重启IPO？

股市的问题已经谈了太多了，再从技术层面谈几乎没什么意义。股民都看明白了的问题，不信管理层和更高层不清楚？但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股市崩溃已经不是遥不可及，而是清晰闪现，并可能由此导致深重经济、社会危机。

当今中国社会，无疑已经进入高危时期。说起来，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好”，属于“盛世”，说“高危”似乎危言耸听。但略有认知能力、对中国现状有基本了解的人都不能否认，中国现在确实危机多多，愈来愈多的群体性事件就是最明显的反映。近年来每年近20万件的群体性事件中，征地拆迁是主要原因。我们是否可以预想，随着中国股市的濒临崩溃和股民权益的严重损害，高达1.6亿的股民人群（这个数字远超征地拆迁涉及人口）或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社会不稳定甚至动乱的主要源头之一！

原因不外两点：一是利害关系深，二是波及影响大。

据统计，中国股市已有帐户达1.6亿个，虽说多数成了僵尸帐户，也并不意味着这些帐户的主人对股市已经绝望，退出这个无良赌场了，而是多半被套住了（绝大多数股民亏损），是在绝望中等待，等待那救命的稻草是否能够出现，再看是在破产中爆发，还是脱逃而出。

当然，股民亏损并不一定会酿成社会动乱，愿赌服输，何况这些年不是一直在宣传吗，“股市有风险，入市须谨慎”，不再是人民日报出面说“股市基本面有支撑”、忽悠国民尽管放心买股票的时候了，所以不能亏了钱就找政府算账，甚至把怒火发向社会。但别忘了，有两个因素决定股市问题的政治风险、社会风险极高。

一是中国股民的结构。中国近两亿股民(自己炒股加上购买基金等)，占国民总数的七分之一，但却集中在两部分，一是城镇退休或下岗职工，二是30上下的年轻人。中国城市居住人口已经超过一半，农村人口由于各种条件局限基本不炒股，而进城的农民工也基本不炒股。城市中，有一定经济实力、能够承担股市风险的中产阶级，由于具有更多理性，反而炒股的也少（这种状况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刚好相反），所以城市中炒股的居然也以两头的人居多：老的和少的。而这两个群体，恰恰又是收入最低、承受风险能力最差的两类人群。退休和下岗的人基本是用保命钱、生活费在炒股，希望以此改变命运或为以后生活留点保障；刚工作的年轻人则是由于热情和盲从，也希望尽快发财而去炒股。期望大、承受力差，注定了股市低迷甚至崩盘时必然会导致社会动乱出现。

二是中国股市的治理。股民承受力不强并不意味着亏损后就一定把怒火撒向社会喷向政府，也许会自认倒霉、埋怨自己技术不精呢；可假如股民普遍认为亏损的责任不在自己，而在股市监管、在政府呢？如果他们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导致他们亏损乃至破产（中国没有个人破产一说，但没有了救命钱、生活费就相当于破产了），他们难道会心平气和地接受吗？最糟糕的是，由于中国股市长期的弊端、显而易见的错误，国内无论是股民还是非股民，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目前的股市惨淡和无良，根源在政府监管！中国股市，与经济因素无关（这也是全世界都看不懂的地方，最好的经济增长、最差的股市表现），而是政策市、庄家市，可不论是政策问题导致的还是庄家恶意、非法导致的，政府都是最终的责任者。这也就意味着，大家都“一致”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股民的亏损负责。所以，股民对于股市的愤怒最后必然转向政府，进而造成社会动乱。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群体性事件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拆迁、土地等问题是主要因素。但这类事件，相对来说还好控制或者解决，毕竟影响力、波及面没有那么大。比如在拆迁事件中，直接受害者总是极少数，即使发生了惨绝人寰的自焚事件，大家有愤怒有声援，但都没有大规模的上街抗议行动—程序层面的批不批且不说，受害者也没有那么多。甚至，没有被直接损害、甚至得到了某些好处的某些人还帮政府说话，指责强拆受害者不顾公共利益。如笔者曾经批评过大同市的野蛮拆迁，但居然很多大同市民言辞激烈地反驳我指责我，为主政者辩护。且不管其中的是非，单就这种状况也说明这类事件的社会影响还是有限的、可控的。

但股市问题截然不同。股民的损失是共同的、指向是一致的、行动是可组织的，这也就决定了，一旦出事，就不是小事，不是一个恶性拆迁事件那样可以控制的；而必然是大事，不能说是不可控的，但起码控制难度要无数倍于拆迁之类群体性事件，社会成本、政府成本也要高得多，甚至高到难以承受的地步。

拆迁之类事件还有多级地方政府作为防火墙，中央政府一般不会波及，丢卒保车就可解决问题，甚至可以借此体现上级的“青天”。这种制度设计就相当于安装了“泄气阀”、“止损器”，事件对中央政府和制度基础的威胁借此得到有效控制。目前为止应对群体性事件的所有案例都可表明，拆迁之类事件在地方政府层面就可解决，责任追究一般都到不了省市级，给予受害者补偿后往往也能较快平息事态。但股市问题能做到吗？恰恰相反，在此方面，地方政府基本不是直接责任者，股民不会把股市损失归咎于地方政府；这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将直接面对股民的所有质疑、指责和愤怒，处理问题的弹性空间大大缩小，处理手段也会受到更多局限，这都会使解决难度和成本无限放大。

想想就是很可怕的事情，1.6亿股民，几乎直接或间接涉及所有的城市家庭；退休或下岗人员为了财产利益或生存问题而上街可不是颜色革命，政府将何以面对；小散户的80后90后，恰是网络主力，愤怒的闸门一旦打开，舆论将不可控制，局面将无法收拾……所以，说股市已成中国最大而且最危险的火药桶,一点都不过份！

所以，证监会还在继续放任股市烂着，还在往里填塞掠夺者（排队等待上市的935家公司，即使由于证监会严格审核有269家“主动撤离”，也还剩下666家呢），是在玩火！是在以强势利益集团的眼前利益取代股民的根本利益，以社会和谐稳定为代价换取某些群体甚至是某些个人的物质利益，所有的后果，最终都得让全社会和执政者承担。可以不救市、不托市，但不能不改革、不刮骨疗毒、继续害市吧？从这个角度讲，主政者的乱作为和不作为，要么是利益所在利令智昏，要么是愚蠢透顶不懂政治。

2012年，终究没有成为世界末日；但2013年，注定是中国的一个关口。新一届领导人接手的是一个世界第二大规模的经济体，也是面临新的发展瓶颈和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新兴国家。股市问题当然不是惟一的、最大的问题，但也绝对不是可以放任自流的小问题。如何处置，考验新一届政府的公共责任、执政能力和政治智慧。

（2013年6月25日。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6月26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