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当雄兵站当教导员，一心一意为接待好过往部队而工作。那是一个学习雷锋的年代，父亲爱兵如子，常给生病的战士端病号饭，为病号洗衣服，替病号站岗。遇到家里有困难的战士，父亲还像雷锋那样，悄悄地把自己的钱寄给战士家中。当时当雄兵站的副业搞得不错，养着猪、牛、羊，也经常下河打鱼、开荒种菜，为部队过往官兵改善伙食。据父亲回忆，在当雄时，每当过年过节，兵站领导都要与机场、地方干部会餐。那时大家都豪爽地用茶杯喝白酒。由于气氛热烈，父亲又没有经验，酒喝得多了些，非常不舒服。后来他发现有些人其实喝的是白开水，并没有那么大的酒量。父亲以后也学聪明了，酒场上不能太实在。

    当时父亲在兵站上讲究的是政治治军、政治带兵，强调的是领导的带头作用。站上有一个后进士兵，叫王天定。他的班长姓左，对我父亲说：你们要是把天定的后进转变过来，我就不姓左了！我父亲就与其他领导齐心协力，关心感化王天定，耐心细致地做他的思想工作，同时也看到他的优点、长处，及时地鼓励他，让他身边的干部身体力行地带动他。最后王天定终于转变了，他成了兵站的“五好战士”。

    当时当雄兵站的电台台长是个广东人，名叫梁焕民。他有一架照相机，经常为部队战友拍照。我父母亲、姐姐和我在当雄兵站的照片，都是他拍摄的，至今还存有数张。

    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开始，过往部队更加频繁。在接待高峰时，每天几乎日夜不停地烧开水做饭，部队干部战士吃完饭后继续前进，川流不息。父亲和兵站官兵几乎把所有的房屋、办公室都腾出来，供部队做短暂休息。高峰过去后，当雄兵站被评为先进兵站，荣立集体一等功，兵站领导个人记二等功。父亲和兵站官兵的先进事迹还先后被《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报道。站长祁广裕参加了总后勤部召开的积极分子大会，我父亲也参加了青藏办事处召开的中印自卫反击战后勤保障先进单位表彰大会。

    1963年，父亲被上级安排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期间，父亲受到了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政委李聚奎上将的接见。在北京逗留期间，父亲等人还被部队一个单位请去做过报告。10月4日上午，父亲和其他参加国庆观礼的战友们一起，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前的草坪上，受到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并与大家合影留念（文革期间因照片上有刘少奇、邓小平等被“打倒”的领导人，父亲将照片付之一炬）。之后父亲他们被安排到上海、南昌等华东地区参观学习（至今还保留着1963年10月18日在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楼前的合影），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部队的盛情接待。

    父亲的这段经历，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段，也是他终身为之自豪的一段。

    当时当雄兵站的军医叫吴兴权。他说当雄的天气特别怪，有句顺口溜：南山有云必有雨，有雨不过当雄河。有时候你站在当雄河南岸，看着北岸淋雨的热闹，南岸的人却滴水不沾。吴兴权是东北人，小时侯东北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他受过数年“奴化教育”，学会了一口流利的日语。多年后他作为中国医学界的学术专家到日本访问交流，日本人说他是北海道人。其实他小时侯的日语老师就是北海道人。吴兴权比较有语言天赋，在当雄兵站时，他常常给藏族同胞看病，很快学会了藏语。他在抗美援朝前后，在朝鲜工作了七年，学会了朝鲜语，在那里行医也不用翻译。2006年3月5日我父亲过79岁生日时，他买了一个大蛋糕前来祝贺，并且出席了父亲的生日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