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我奉命调县总队任文化教员(后改外为俱乐部主任)，在此之后到1952年4月的一年间，我亲历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抗美援朝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那些难以忘却的记忆，始终历历在目地在脑海里映现。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在大陆留下一大批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种种破坏活动，如炸毁工矿、铁路、桥梁，烧毁仓库，抢劫物资，杀害干部，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即将反攻大陆”。因此，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

      刚到总队没几天，为适应镇压反革命运动的需要，军分区设立了军事法院，总队建立了军事法庭，由总队政委任庭长，侦察参谋任审判员，我担任书记员，在县城的一座庙里设了临时看守所，总队还为法庭配备了一个负责看守、执法的警卫通信连。

      在四月份全国统一行动中，依据群众检举揭发的大量罪证，有近百名敌伪军政要员、乡保长、土匪、恶霸被抓捕归案。我参与了第一区的行动，十几名案犯都有民兵实施逮捕后送到区里；第二天，又有近百名民兵拌我押送到县城，沿途百姓争相观看，高呼拥护政府的口号。

      审讯反革命分子的过程，并不象电影里描述的那么复杂，这个时期反革命分子，都有杀人放火、抢劫霸占的确凿罪证，他们罪恶累累，一般不易抵赖，审讯工作相对顺利。我在做审讯笔录的过程中，逐步加深了对敌人凶残行径的认识，进一步理解了老百姓强烈要求镇压反革命的愿望。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经报请上级军事法院核准后，押赴当地召开公审大会，由苦主进行控诉。当时的连营干部，大多来自山东、苏北等地，说话不易听懂，而我在语言上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一般由我担任公诉人，代表法庭进行公诉，宣布他们的罪行。

      记得有一次在海边某镇，对敌伪县保安大队长进行公审，当时的舟山群岛尚未解放，敌特竟里通外合，敌海军派飞机对公审大会会场进行扫射，而特务潜入会场里制造混乱，误导群众冲向会场边协助警卫的野战军驻地，幸得高炮部队的及时支援，击退了敌机，警卫部队向高空扫射，制止了混乱的群众队伍，才避免了重大伤亡事故的发生。自此，对公审大会的安全工作更加周密，虽然遭遇过几次冷枪袭击，还是保证了公审大会的顺利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开展，彻底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群众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我这一段短暂的历史，想不到在转业地方工作时，县委组织部以我在曾在军事法庭工作过的经历，作为分配到县人民法院搞审判工作的依据。

      抗美援朝 战争期间  ，保 家卫国，赴朝参战，是许多年轻人的共同愿望。一九五一年，我参与了两期新兵征集工作，我的任务是在新兵集中后的几天里，作为新兵团的俱乐部主任，教战士们唱“我是一个兵”、“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等革命歌曲，在近千人的操场上指挥唱歌，组织连队之间相互拉歌。待新兵完成编队，学会基本动作后，即步行一百多里，和其他八个县的新兵移交给接兵部队（当时松江地区的九个县，和南通地区的崇明县，于1958年1月同时划归上海市）。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谁也不意 干这个地方兵。有一位送兵去的连长，为了赴朝参战，就一直跟着新兵到了东北的训练基地，在那里赖了一个多月，结果被退了回来，还因此而受到了纪律处分。

      在此期间，我还在兼任警备通信连的俱乐部主任，组织了一个有12人的篮球队，在同地方机关、学校的比赛中，还屡屡获胜，上级为鼓励我们，特别批准经费给我们每人做一套球衣裤。于是，我到上海连长记体育用品商店定制，想不到他们不提供写字服务，我只好临时在那里写了“战线”两个拳头大的毛笔字。这60年前的“墨宝”至今还留存在全队的照片上。趁那次到上海出公差的机会，我从军后的第一次离队，回到了多伦路上的家里，因为爸爸已去北京工作，只见到了妈妈和弟弟，在家里住了一个晚上。

      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县级武装，从解放初的县有总队、区有中队的建制，为反对封建剥削、开展减租减息、建立乡村政权，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之后改编为县大队和军分区下属的独立营，在保卫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运动中，为地方政权的运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从而于一九五二年五月宣布：县级武装部队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绝大多数战友复员回家，我和少数干部去苏南军区教导团集训，等待接受新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