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徐州市兵役局以后，休息时间一起玩的，还是原来从常州军分区一起到徐州、又是经常在一起玩的、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实行军衔制后，休息日到外面游玩的机会更多。那是1957年的6月，我们部队的“大鸣大放”已告一段落，有一次聚会，干部科小刘无意间问我：你什么时候去军区报到？我问怎么回事？他知道失言，连忙说你不知道呀？算了算了……

     回到局里，我找了平时交流较多的陈副政委，我对他说，有人说我要去镇江（江苏省军区所在地）？第二天副政委告诉我，军区要你去，调令已来一个多月，本来不想放你走。刚才同二位局长研究，决定放你。就这样，我突然间离开了徐州。

     当我到军区政治部干部部报到以后，方才搞明白这支调令的背后，还有一个曲折的故事呢！

     那是一九五六年的深秋，我在参加军区建军先进分子代表大会期间，军区首长设宴招待，我作为徐州军分区代表团的代表，被安排在军区首长的主桌，坐在干副政委的边上。五七年夏天，干政委来军分区调研时，专门找我谈话，了解工作生活情况，并详细询问了婚姻状况（其实我当时给婚还不到半年），并问了家属未能调来的原因，我告诉首长，此事局长很关心，多次亲自到市里联系，据说军队干部要求调来家属很多，地方上接收有困难。干副政委回去之后，即下达了让我们夫妻团聚的调令。                           

      回顾结婚历程，还挺有意思的。部队干部的结婚，一直有着严格的规定，建国初为团以上干部可以结婚，家属子女可以随军并享受供给制待遇。实行军衔制后，一下子放宽到正排级以上的干部，许多连排干部挤在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扎堆结婚。我和相恋多年、在上海浦东当小学教师的女友，商定结婚后，经历了半年多的申请过程，先是要领二张“申请结婚报告表”，认真填写双方及双方家庭的详细情况。再由女方报送县教育局审批，然后附上双方的体格检查表，最后由团以上机关签署审查结果：“根据总政规定军官结婚条件，同意双方结婚。”盖上机关大方印和军政首长的名章，再凭部队介绍信到民政部门领取结婚证。由于我们两地相距千里，我在上海已无家人，所以按照报纸上的消息，书面报名参加上海市青年联合会举办的集体婚礼，双方均无亲人参加，在南京东路上的东亚饭店住了一个星期，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时间过得真快，这已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在那个时候，领导已经很注意夫妻分居的问题了，部队首长对青年军官思想生活的关怀，真是无微不至。

      1957年7月，我奉命到松江军分区报到，干部科陈正玄同志是我中学的校友，他早已知道我的到来，就为我开了去浦东一个县兵役局的介绍信。说来更巧的是，江苏省的松江地区，就在半年后的1958年1月1日，全部划归上海市，这样我们就成为正式的上海人了。当然，我们的工资待遇，还是执行原来的五类标准。

      我到兵役局后，政委了解我参加过“整风反右”运动，即安排为领导小组的成员，协助做一些文字整理工作。国庆节后，到扬州参加江苏省军区干校学习，内容是“营指挥”，我知道这是领导上在培养你，当然要认真学习，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学习两个月后，回到局里没几天，徐副局长带我去横沙岛（那时还没有划归宝山县，现归属崇明县），那里有一百多名基干民兵，已经集中训练一个多月，即将举行实弹演习。负责训练的民兵科高科长，正营级大尉，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视力不太好。演习开始，他第一个进行１００米卧射的示范，动作很规范，可惜命中率不高。第一个班受此影响，基本上没有打好。副局长下令暂停，命我进行试射，我拿三八步枪对四个靶分别打了三发子弹，都在九、十环之间。副局长对民兵们说：枪很好，希望大家按照要令认真的打，一定会出好成绩的。民兵们一个接着一个，成绩出奇的好。最后，那个没有打好的第一班，拉出来再给一次机会，结果也不错。

      我在部队练成的射击技术，到地方上还真的秀了一把。１９５８年冬，我参加县级机关的小口径步枪射击比赛，获得了５０米跪射、１００米卧射的两个冠军，这是后话。

　　正当我在部队意气风发之时，１９５８年春节刚过，传来了军队进行现代化建设而整编的消息，我们兵役局７０％的干部，一律就地转业，（江苏军区（58）干字任命第150号命令。当时，松江军分区已撤销，市郊各县暂归苏州军分区领导，这个命令退出现役的干部为306名）宣布转业命令的名单中，有局长、五个科长中的四个，以及我们一批助理员，接着，县委刘崇滋副书记代表县委前来迎接，对大家表示欢迎，并带领大家前往县委办公地。这样，我转业就到了地方工作。当时的命令十分严厉，不在当地转业的，一律复员回乡。

　　我们转业地方没几个月，毛主席发出了全民皆兵的号召，兵役局又恢复了原来的人数。这个变化，也许是党内路线斗争的一个反映！而对我而言，结束了八年多的军营生活，这可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