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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1976（三）追查政治谣言的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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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1976（三）追查政治谣言的闹剧
作者 火娃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人民群众大规模悼念周总理活动最后血腥地被镇压了。天安门广场出动上万名“首都民兵”，驱赶广场数万民众。一夜之间无数纪念周总理的花圈被清走，一些活动的骨干受到严厉的拘押、判刑或追查。
可这一次“中央”定性地镇压“反革命暴乱”，并没有在全国引起更大的共鸣，也并没有像历次政治运动那样激起广大人民群众奋起讨之、诛之的强烈义愤。相反，群众中疑惑和私下议论更多了，一些“小道消息”、“政治民谣”还断扩散；口口相传的“天安门诗词”被广泛传抄，特别是在农村广大知青相对集中的地方更为严重。使得“文革”中那些坚持“极左”路线的当权者极为惊恐不安。于是他们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奇淡怪论”、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运动。
我们农场按“上级”统一要求，也成立了领导小组，以知青为重点开展“揭批查”运动。这一次，农场没向下面各大队单位派出工作组、也没人下去督检。各大队按要求自己组织，揭出来的问题向农场领导小组汇报，由农场汇总整理上报。
我们大队首先把各连队的连长、指导员、团支委等知青干部集中起来开了两次会，传达了上级会议精神。这会开得很热闹，会上每隔一会就得纠正一下“跑题”。那一段时间开这类会“跑题”是最常见的，有时候主持人也跟大家一块“跑”，记得开会“跑题”现象相关报纸上也评论过。看来这种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如一次开会，有个知青干部揭发说：“我听到一段'谣言’说江青同志找一个外国记者写一本书叫什么'红都女皇’，引起很大争论。结果有些人就扯到她穿裙子，戴头巾、白色风衣上了。”有人说：“这条很严重，那你是听谁说的？咱们得追追这是哪来的谣言？”那个青年说：“我要知道谁说的不早立功了？”“这是上次放假回来时，我在火车上等厕所时听到的”。又有人问，“那人多大岁数？男的女的？长什么样也该知道呀？咱得报上去让公安局好好查一查呀。”那知青又说，“你小子说得轻巧，我当时让屎憋得眼睛都蓝了，还顾得看人家啥呀？”弄得大家哄堂大笑。然后，大家就开始互相“揭发”起知青憋屎、憋尿的笑话儿上了。还有人揭发女知青插秧时，没地方上厕所憋不住尿到裤子里，怕别人发现，干脆往水田里一坐，还弄个不怕苦、不怕累的好名声。就这样你一段、他一段，越讲越热闹，“揭批查”的会，成了开心娱乐会。大队开会如此，各连队开会就更可想而知了。不开会不行，那是“政治态度”问题，可开会“跑题”最大不了也就是个水平问题。
这次“追查政治谣言”是“文革”中那些“极左派”当权者的失算，那些所谓的“小道消息”、“政治民谣”、“政治谣言”，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传播扩散得更大、更快，连那些平时不太关心“国事”的普通知青和当地群众也产生浓厚兴趣。现在看来，这其实正是当时一种民意、民怨、民情的集中反映，人们对那种无休止的“政治斗争”早已的厌倦，对阻挠人民悼念周总理作法更是愤怒。
这种戏剧性的“揭批查”进行十来天后，有一天，县里通知各农场去县委汇报“战果”。农场让我陪农场党委春城副书记，农场“追办”领导小组组长一起去县里汇报。我是代表大队基层汇报的，倒不是因为我们大队工作开展多好，主要是因为我们大队知青较多，人员相对集中，我本身又是个知青出身的大队书记。
上午九点我们赶到县委招待所，会议由县委某副书记（“追办”主任，这人“文革”后受到审查）主持。开场白之后，各农场开始逐个汇报。唐家、大洼、新建、清水、高家、新兴、荣兴、新开、新立、前进、辽滨、王家等十几个农场先后汇报，都是点名汇报，上边的会开还是很严肃的，似乎让我们感到有些紧张。我们新建农场是第三个汇报，大洼农场揭摆了三十多条、唐家农场十几条，我们汇报揭摆了二十七条，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我们大队大家嘻嘻哈哈间“揭发”的，而且没有一条能追查到真正出处的。县委那位领导发火了，批评我们几个农场对当前这场“政治斗争新动向认识不足，抓得不紧等，说根子就在农场党委班子”，说我们在这场大是大非斗争中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我们几家农场与会人员都不敢多说什么，只能老老实实的挨批。
后来几个农场汇报马上就翻倍了，都是揭发了几百条，其中有一个农场竟揭发了七百多条。可是仍然没有一条是真正有出处可追查的，都是在厕所听的、火车上讲的、马路上走道人说的、公园里的、电影院的等等。春城书记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土改干部，他听得比我仔细，后来对我说：“这样的汇报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中午吃饭时我问一个过去一起开过会的农场知青干部，“你们好几百条是哪来的”？他小声说：“瞎编呗，反正查无实据。不然让人家连损带骂的好受啊？”下午总结会上，我们几个“后进”农场被认为是抓得不利，对斗争新动向认识不足。而那些“先进”的农场被认定为“重灾区”，要作为这场运动的“突破口”一定要切实抓住典型、抓出成效。这下那几个农场开始在下边叫苦了。
这次县委召开的“追谣”会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时间不长这场“追谣运动”就没人再提起，也没人组织了。我想上边的某些人可能也感到这场“运动”太愚蠢、太荒唐、太没用，而且负作用太大了。
一九七六年这样有头无尾的“运动”并不少见。当时虽然我们认识的并不是很清楚，但有一条可以清楚感到人民群众在“文革”前期、中期那种狂热的、盲目跟风的事儿越来越少，人民群众已经进入了冷静思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