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冬的一天，在上海龙华镇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囚室中，被捕前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的25岁的安徽青年张恺帆，在墙角写下了他的新作：
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1959年，萧三为诗取题《龙华殉难者狱中遗诗》，编进《革命烈士诗抄》出版。诗中崇高的政治道德与气节操守，感动了读者，在全国传颂。
其实，烈士没有死，他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刚51岁，正年富力强。萧三写信向张恺帆致敬，并致抱歉之意。张复信说：“我是幸存者，能获烈士称号，当不胜荣幸，何歉之有？”
同年，这位“活着的龙华烈士”被打成“反党联盟”首领，开除党籍、逮捕囚禁。
一、缺乏党内民主，必然导致恶果
1957年“反右派斗争”，安徽打出右派分子31472人。把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和杨效椿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使党内民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1958年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生产上的瞎指挥风等“五风”泛滥。7月31日，舒城县千人桥农业社放出早稻亩产11471斤虚假“卫星”，张恺帆陪同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赶去祝贺。
此时，张恺帆是不清醒的，他做诗赞颂：“千人桥上万人瞧，谁放红星出九霄。槐树中心旗杆队，社员风格比天高。”到了“卫星”满天时，他清醒了。他感受到了清醒者的痛苦。
7月，安徽办起9万多个“公共食堂”。8月22日，安徽在全国第一个宣布早稻平均亩产已达千斤（实际318斤）。9月，毛泽东视察安徽时说，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
从8月到12月，省委贯彻“钢铁元帅升帐”，全省241万人（最多时500万人）“大办钢铁”，10万人进山伐木，严重破坏了森林资源。教育、科技、文化等部门也竞相提出了荒诞的高指标。很多干部看到了问题，但由于以言治罪的“反右派斗争”刚刚过去，大家都不敢说。
12月27日至29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视察安徽，张恺帆负责陪同。彭10天前在故乡湖南见到乡亲们挨饿，6天前收到一位伤残老红军的诗：“谷撒地，禾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
这两位同年（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谈得非常投机。彭谈了党内风气不正、浮夸、不讲真话、报喜不报忧。张谈了党风不纯、吹牛浮夸成风、弄虚作假、高产高得没了边。
8个月后，这两位“敢为人民鼓咙胡”的忠诚正直的共产党员，同遭毁灭性的政治打击。
二、说假话搞浮夸，是吏治的败坏
安徽1958年产粮167.9亿斤，浮夸成450亿斤。高产量导致高征购，农民在挨饿，省委却认为“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农村在“大搞瞒产私分”。
1958年冬，安徽农村开始饿死人。12月29日，张恺帆在省委常委会议上提议“分头到农村去，与民同乐。”
他是讲究方法的：老百姓没饭吃，没人敢说，说了没人肯听，大家都下去看看吧。曾希圣支持这个提议。当时，书记处书记都兼任一个县或一个大型厂矿的党委第一书记，书记们分赴各地。
张恺帆时兼巢县县委第一书记。他12月31日到巢县，与县委第二书记张建下乡调查。他们看到农民十室九空，公共食堂大锅里清水煮青菜，只有一星半点粮食，情况严重。张恺帆赶回合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作汇报，被批评为“受了农民的骗”。
有人说农村“白天一片青，晚上一片红”，意为：白天吃青菜是假象，晚上点灯弄好的吃，各村灯光一片通红。张恺帆赶回巢县，与县委农工部部长陈建章坐吉普车到四乡察看，农村一片漆黑，所谓“一片红”纯属捏造。
1959年1月24日，省委通过决议：继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2月7日，省委号召开展“反瞒产斗争”，提出了更高的农业生产指标。
张恺帆带着省水利厅副厅长周骏，到含山、和县农村作调查。看到饿死人现象更加严重，连夜赶回合肥，要求向常委会议作汇报。
在战争年代与他结下了深厚友谊的老领导曾希圣劝诫他：“你不要汇报了。你为什么总看阴暗面，不看好的呢？好的是主流，我看你是有点右，要注意。”
2月下旬，省里派人到巢县调粮。张恺帆说：“存粮很少，巢县几十万人民要吃饭，不能再调。”来人说：“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搞‘白天一片青、晚上一片红’。”
张恺帆不顾后果、拍案而起，说：“这完全是造谣！我建议省委派人来查！”几天后，省委调查组进驻巢县查粮，一无所获。
3月9日至20日，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万人大会，宣传纠正“共产风”等问题，宣布开放粮食市场调剂余缺，同时指出：农村不缺粮，全省普遍发生了“瞒产私分”。
在上下不讲真话的可怕氛围中，安徽1959年粮食生产任务于3月30日向全省广播了：“超额完成720亿斤。”这是上年产量的4.28倍，是当年实际产量（140.2亿斤）的5.14倍。“五风”肆虐，安徽出现了严重的“饿、病、逃、荒、死”。
关于灾难成因，至今有人说是“三年自然灾害”，把责任推给老天爷。
事实上，安徽历来多灾，那几年恰恰少灾，较大灾害有两次，一是1958年5月起，大部分地区70天未雨，沿长江地区90天未雨，受旱作物面积1833万亩；二是1959年6月21日至10月31日少雨干旱，成灾面积3428万亩，致秋粮减产52亿斤。
1960年和1961年，安徽两年无大灾。而人祸，仅1959年，就造成了粮食生产500亿斤以上的巨大落差！饿死人（即所谓“非正常死亡”）已不可避免。
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出版并向国内外发行的《安徽四十年》公布：安徽1959年至1961年出生1417529人，但1961年仍比1958年减少了4064710人。
以1960年与1958年相比，全省户数减少了360393户，其中农村减少27.1万户；城镇人口增加68万人；农村人口减少420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减少268.4万人；真是创钜痛深！
说真话和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成为政治禁忌，是执政党犯错误的开始。说假话搞浮夸，是吏治的败坏。哄瞒虚夸盛行和“一级糊弄一级”成风，是干部政治道德气节操守的衰微。这个历史教训，是用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血泪换来。
三、庐山之外省委书记抗“左”第一人
农村饿死人越来越严重。家乡无为县来人不断，有的进门就哭。张恺帆从省粮食厅了解到，无为1958年上报产量13亿斤、征购7亿斤，已完成征购3亿斤。
他非常震惊：无为年产粮六七亿斤，征购7亿斤农民怎么活？他提出要去无为调查，得到了曾希圣的同意。许多同志看到张恺帆直言遭嫉，处境已经不好，纷纷登门劝阻。他说：“怕什么呢？共产党不能不管群众疾苦！”
月2日，庐山会议召开。仿佛是历史老人的刻意安排，张恺帆的行为举措，与庐山上的彭德怀惊人的一致——
7月2日，庐山会议开幕。同日，张恺帆带领省民政厅副厅长白犁平、省粮食厅副厅长刘健民、省人委办公厅主任夏云、秘书处副处长刘康，前往无为。他在行前严格规定：不准提前通知行程，以防做假。
3日，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上发言，直陈时弊。同日，张恺帆一行进入巢县，沿路揭开公共食堂锅盖查看，全是白水清汤漂几片菜叶。
4日，彭德怀在庐山发言，批评公共食堂。同日，张恺帆一行进入无为。无为是鱼米之乡，旧谚“三年不遇水旱愁，锅巴打墙头”。
眼前情景令他们触目惊心：公共食堂基本断炊；行人面有菜色，多数走路不稳，要拄拐棍；孩子们饿得不成人形；因为劳动力锐减，大量田块没有插秧，放眼望去一片白水。群众认识张恺帆，纷纷围上来诉说：“我们还不如以前的鸡，鸡一天还有两把米。”
“听说上头每人每天发二两原粮，发到我们手里才好。发到公共食堂，层层克扣，我们就一点也见不到了。”“把自留地还给我们吧，种点瓜菜，也好度命。”
有老人下跪，为饿得奄奄一息的孩子哭求：“请张省长救命！”张恺帆泪流满面，愧疚难当。
张恺帆知道，这几年无为无大灾。1958年5月12日起，百日未下透雨，致境内西河、永安河、花渡河上游断流，闸北、沈斌、牌楼、汪田、昆山等乡丘陵山地旱灾严重，平原和圩区未受大的影响。造成如此悲惨局面的原因是：造假、浮夸和建筑在浮夸基础上的高征购。
他们来到石涧公社沿河梢村。全村十几户人家有9个孩子父母饿死，成了孤儿。有的农户全家饿死。公社党委书记汇报说上半年死亡564人。
张恺帆把各大队上报的数字相加，1369人，作假已成习惯。就是这个公社，1958年冬组织过“卖粮现场会”：从粮站仓库里把粮食挑出来，敲锣打鼓喊口号，转一大圈，回到粮站“卖粮”，再挑回仓库去。对这种欺世瞒天的恶行，人民群众既痛恨又无奈。
抵达县城，县委第一书记姚某汇报说：“产粮13亿斤，准备征购齐7亿斤。”张恺帆问：“这么多粮食，为什么有人饿得浮肿？”
姚答：“浮肿的都是好吃懒做，不做事当然没有饭吃！”姚报告：“全县浮肿1万余人。”当日夜，县粮食局局长向张恺帆反映：姚书记叫弄了两本账，另一本账是真实的产粮7亿斤。姚作风粗暴，动辄整人，下级畏其如虎。
5日，彭德怀和周小舟在庐山交谈湖南大跃进中存在的问题。同日，张恺帆让白、夏去开城区调查，自己带其余人去陡沟区。
陡沟景况比石涧更悲惨：路旁堆着树叶、蒿蓼和塘草，是牲口都不吃的，乡亲们就用此充饥，十人九病；强迫移民并村，致使村舍残破。乡亲们哭诉：“能不能不办食堂，粮食少点就少点，发到我们手里。”
6日，彭德怀在庐山发言批“左”。同日，张恺帆去南乡襄安、泉塘、蜀山等公社察看，当晚返回县城。白、夏二人从西乡回来，说饿死人严重，有的干部动辄打人、捆人、吊人，已激起民愤。
当夜，张恺帆严厉批评县委第一书记姚某：“你说只有万把人浮肿，一派胡言。我问你，芜湖地委通知每个浮肿病人发1斤红糖，你是不是报了20万人？”
姚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张恺帆讲了调查到的悲惨情况，竭力语气平和，问：“老姚，你准备在无为饿死多少人？”姚脸色煞白，不敢再吹牛了。
张恺帆命令：“从明天起，每人每天不得少于1斤原粮，全部直接发到群众手中。公共食堂暂时停办。自留地归还群众。告诉你，你不发粮，我就不走了！你通知下去，明天开大会，基层干部都来，我要讲话。”
张恺帆的命令是有政策依据的。中共中央5月7日指示分给农民自留地，5月26日发文强调公共食堂自愿参加。
他知道，公共食堂是毛泽东和中央多数领导人支持办的，它被视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一个标志，虽然中央强调“自愿”，但紧接的一句是：“又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把食堂一风吹散。”
现在，人民在大批饿死，为了救人，张恺帆顾不得了。他甘冒政治风险，挺身而出为民请命。
他不知道，在庐山，朱德、彭德怀等人对公共食堂提出了尖锐批评。朱老总说，公共食堂“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
他没有想到，35天后，自己会被毛泽东宣布是：“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
四、“我吃人民饭，不能吃粮不当差！”
7月7日，无为县县、区、公社、大队、小队五级干部大会在县城观政潮广场召开，张恺帆做报告。以下所引皆当年记录原文。
他首先将批评的锋芒，直指“大跃进”和浮夸风，说：“浪漫主义太‘浪漫’很了，本来是个很漂亮的大跃进，可是粉堆厚了一点。比如明明亩产400斤，硬说是800斤、1000斤。”
“过去有人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哪有那么容易！破除迷信不是不要科学，而是要我们更科学一些，如果破除科学，那也就是迷信！”
“去年我到肥西，有个生产队长告诉我：‘一亩试验田下了200斤种，打算收200万斤。’我说：‘这是做梦！’破除迷信，也不要科学了。”
他批评“全民大办钢铁”的蛮干，批评强迫移民并村，说：“去年搞钢铁，把人家锅搞掉，有的连小锅也拿掉，一口不留。这种做法，过去叫‘搬锅台’，也是不得人心的。”“有的把人家公孙三代并在一间房里睡觉，成什么话！”“可以马上搬回去的，马上搬回去。没有条件的，秋后一定要解决。”
对自留地问题、是否允许农民饲养家禽家畜问题，他说：“留自留地，发展家禽家畜，好处很多。总的来讲可以增加物质财富，鼓励群众生产积极性。
社员生活搞好了，集体生产才能搞好。同志们不要怕这个、怕那个，说什么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不劳而获、剥削别人。请问，社员搞点小块土地，养几个鸡生几个蛋卖卖，这是剥削了哪个？我们是领导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是走共同贫穷的道路！”
“现在有许多事情蛮干一通，不讲道理，把大家搞得死死的，搞得穷穷的，这不叫干劲，叫蛮干。这样干下去，只会错误更大，恶果更大！”
对最敏感的公共食堂问题，他说：“食堂一般不要搞了。据我了解，群众现在只要把粮食、烧草、菜园地等给他，没有锅，给他解决，他们是双手欢迎，愿意单吃的。”
他指出：有些干部坚持搞食堂，是为了方便自己多吃多占。他说：“现在有的人，只要当上干部，一家人全沾光。到一个村上去看，穿得好的，长得胖的，总是干部，或者是干部家属。”
“有一部分人，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动辄打骂、不给饭吃。”“有的白天吃三餐，晚上还要吃夜餐！”
在讲到某些干部打骂群众、克扣粮食的恶劣作风时，他说：“如果屡次警告，再不改正，提高到原则上来认识，就是反革命分子！因为他们这样搞，就是叫群众来反对共产党，革我们的命，杀我们的头，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他申明：“我吃人民饭，我要管事。我不能吃粮不当差！人民给我权力，我就要行使职权，我就有权干涉，任何人胡作非为是不行的。我们的革命成果不能让少数人断送！”
张恺帆代表省委和县委宣布发粮救济饥民：“每人平均每天不能少于1斤（按：指原粮）。具体安排是：1至5岁半斤，6至12岁12两（按：此为1斤16两旧制），13至17岁1斤，18至64岁1斤4两，65岁以上1斤。从今天起就安排下去，一直到接上早稻。”
另外，“重病号除应有标准外，每天加二两黄豆。对产妇、老弱，应根据现有力量，尽可能加以照顾。”他还宣布纪律：“不准层层克扣。会议一结束，马上组织检查。我打算蹲几个月不走，如果查到哪个克扣粮食，一定要按法纪严处！”发粮方法：发到每一户，直接交到农民手中。
观政潮广场上欢声雷动！广场之名是旧名，打从这一天起有了新的含义：观政，观为谁执政、施什么政！
在全国省委书记中，他是庐山之外奋不顾身抗“左”第一人。
7月9日，他给省委和曾希圣写报告，报告无为情况和即将实行的“三还原”措施：1.吃饭还原，停办公共食堂；2.自留地还原；3.房屋还原，让农民回自己家居住。并于当晚严令县委立即付诸实施，他说：“救人要紧！”
发表于 2019-6-3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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