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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当初,陶铸看中的这座带“卍”字廊的幽静住宅,没想到现在居然成了一座囚室,在这里我们竟做了近三年的囚徒。 囚徒的生活,最富有的就是时间,陶铸这下总算能坐下来了。最初没有派看守人员,我们还能在荷花池边散散步,自由地交谈。从陶铸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总算搞清楚了他与“中央文革小组”关系的始末,了解了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
陶铸调来北京,确实是邓小平提名,并得到主席的首肯的。我们是从小字报上才得知这件事的。小字报上登了主席的一段讲话,大意是:陶铸这个人,是邓小平介绍给中央的,我说陶铸不老实,他说还可以。我不相信主席会说陶铸不老实,是否是将“不老成”误为“不老实”?于是写了封信给主席。主席阅后用铅笔在“不老实”这三个字的下面画了一横杠,并打上一个“?”。这封信后来退还给了我。 当时,几个秀才得势便猖狂,在中央高层领导中颐指气使,目空一切,大有抢班夺权之势。在这种形势下,小平推荐擅长于实际工作的陶铸来京,用意是很深的。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也还持欢迎态度,因为陶铸与少奇和小平仅仅是一般工作关系。再说陶铸敢放炮,这一直率的特点,可以日后借用来炮打所谓的“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所以最初一段时间,“中央文革小组”对陶铸是采取拉拢的策略。 然而“中央文革小组”很快就对陶铸失望了。最早的分歧发生在派工作组问题上。陶铸刚赴北京上任没几天,六月九日就飞杭州去参加主席召开的一个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不要派,少奇、小平等大多数主张派,主席最后表态: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但陶铸说: “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并且负责组织派遣工作组的工作。因为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多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7月18日主席从外地回到北京,江青立即利用北京大学大字报事件向主席进谗言。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于6月1日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后,北京大学的群众立即张贴出500多张大字报响应,其中有400多张是反对聂元梓的。后来又发展到有几千人围住他们辩论。 江青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事件。她对主席说:“北京大学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以后,我用了一个月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我感到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我开始注意学校,例如南京大学匡亚明制造的反革命事件,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北京大学‘六一八’事件,他们是要革命的,可是他们竟被打成所谓的反革命。坚持派工作组的人把革命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并且通报全国,以此镇压全国的革命师生,企图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主席听了江青和陈伯达等人的汇报后,从6月20日起连续召开了许多次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26日又召开了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8月5日,※※※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再明显不过是针对少奇和小平的,公然提出了中央存在两个司令部的错误观点。 陶铸刚调中央没几天,就在派工作组问题上站到刘邓一边。但是真正令江青等人失望和不快的,还是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名次。原先陶铸排在较后面,主席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总理之后,陈伯达的前面,这就是所谓“第四号人物”的来历。 陶铸说:“我是新上来的,排太前不好,我认为应把我放到富春后面。我去见了主席,要求把陈伯达调到第四位来,我说伯达长期在你身边工作,对主席思想领会比我快。主席说已经定了,不变了,伯达那里我找他谈谈。”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主席主持召开了好几次政治局的生活会,目的是批判少奇和小平。会前,江青私下找陶铸进行布置。陶铸说: “江青要我在会上打头阵,要我向刘、邓放炮。我没有照她的意思做,我对她说我刚来中央,对情况一点不了解。结果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开了几次生活会,最后只有我和总理没有发言。我没有遵照他们的意图打头阵,甚至从头到尾也没有发言,江青他们肯定不高兴。” 看样子,“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意图是想拉拢陶铸,给他们当炮弹,去打少奇和小平。陶铸不仅没有打头炮,甚至连谢富治的发言都没准印简报(简报是发给大会看的)。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实际上是主席以党的会议形式,组织对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全面围攻。尽管保留一些名义上的职务,但明眼人都看得清楚,刘、邓即便有错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还仍然是国G家主席,而邓小平也还是政治局常委。因此在陶铸主管的新闻宣传口,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 例如新华社将要发一组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要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的照片,并询问新华社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新华社同志说可做技术性处理。后来他们将一帧照片上的一个同志隐去,将小平的照片移补过来。 这就是后来轰动一时的,被“左”派所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而主席与少奇的那张,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陶铸长期搞地方工作,对中央内部的情况很不了解,一般地说,他对中央负责同志都是很尊敬的,对少奇就更是如此。陶铸说: “1942年,我在军委工作期间,刘少奇从华中回到延安,彼此才认识,我对他的印象不错。后来,在对待柯老的问题上,我觉得刘少奇比较偏,评论不太公正。因此一直到1953年,我对刘少奇都是敬而远之的。在中央财经会议上,我向刘少奇开了一炮,差点被高岗利用。直到解决高饶事件的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找我谈了一次话,我承认了自己在高岗问题上犯有错误,同时也谈了对刘的意见。刘少奇听后,非但没有批评我,相反向我做了耐心的解释,并且承认了他看人可能有些偏。” 陶铸说:“经过这次谈话,我对刘少奇的观感有所改变。以后刘少奇去广州,以及我来北京开会,接触就比较多起来,对刘少奇的好感也就渐渐增加了。我觉得刘少奇这个人,有意见可以提,尽管我在财经会议上放了炮,但是他不计前怨,还是找我谈心,待我不错,对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视和支持。尤其1959年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方针政策上,我都是赞成刘少奇的观点的。” 至于陶铸与邓小平的关系,那就更好了。陶铸说:“1949年,二野进军西南,路经武汉时我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邓小平调中央后,也仅是公事来往,交往不深。1958年党的八大后,邓小平担任总Z书记,之后接触就多了,关系也更密切。我对邓小平的观感,确实是好的,在1954年的党代会上,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陶铸与刘少奇和邓小平,虽然没有更深的历史和个人关系,但是在思想上是接近的,感情上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陶铸调中央后,始终不能遵照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意图,站到反刘邓立场上去的原因之一。相反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却总是与“中央文革小组”格格不入,以致最后“刘邓”变成了“刘、邓、陶”,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妇孺老幼,几乎无人没喊过“打倒刘邓陶”的口号。 谢富治由于打头炮有功,顿时变成江青的宠信,成了“左”派头面人物。谢富治与陶铸都死于癌症,但谢富治去世的时候,一切都是超规格的隆重,甚至天安门降半旗志哀。 然而陶铸死后九年,人们才在一间凋敝的骨灰堂的角落里,找到了他的遗骨。 同时跟着主席征战几十年的人,结局却是如此的不同! 五 如果说在对待刘邓的问题上,陶铸与“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陷入很深的危机中的话,那么他们直接冲突的导火线则是在卢正义和吴传启的问题上。卢正义是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吴传启是科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造反派。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说明他们是心怀叵测和别有用心之人,并且有重大的历史问题。 但是江青极为赏识他们,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科学部,封他们二人为“革命左派”。陶铸不同意这样做,再三向江青说明真实情况,但是江青哪里肯听?最后,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做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大意是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因卢有历史问题,仍然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未按江青意图封卢为“革命左派”。在吴传启的问题上,双方则完全搞翻了。 那天,陶铸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一进屋江青就以居高临下的口吻质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陶铸说。江青蛮横地打断他的话: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江青又傲慢地补了一句:“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陶铸也火了,立即反唇相讥。 一席话说得江青恼羞成怒,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有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陶铸对我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让人受不了!有一次,我与总理商量: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建议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以便于有个名义联系工作。谁知道江青听了气得要命,竟然说什么你们碰到鬼了!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情。可能她认为自己是主席夫人,又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很了不起了,应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国庆节,天安门检阅的排列名次,是按历来传统安排的。我们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着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边远的地方,她心里很不满意,为此又责怪于我。”他指了指茶几上的报纸,轻蔑地说:“你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与总理平列了,像什么样子!” 陶铸从来没有像这样推心置腹地向我谈论过他工作范畴内的事情,他实在压抑不住了,在这间孤寂的、与世隔绝的小屋内,他的一切痛苦、委屈、愤怒、迷惘只能向我倾诉。 他说:“曾志,你不知道,自从同江青吵了那次以后,我的日子好艰难哟,每次去‘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戚本禹、姚文元、王力那帮人,总是对我冷嘲热讽,故意找岔子,出难题,穿小鞋,想方设法打击我。连我穿军装他们也要说风凉话,江青他们挖苦我:陶铸,你又不是解放军,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你们又是什么解放军?如果我穿便装去开会,他们又会讥笑:怎么?不敢当解放军了?真是盛气凌人!” “又如纪念鲁迅诞辰八十六周年的活动,张春桥说召开百把人的纪念会就可以了,我照此办理,他们又指责我贬低鲁迅的革命影响,结果由他们自己主持召开了一个千人的纪念大会,他们这是故意刁难我。唉,谁会相信,我陶铸今天会受到如此的凌辱!现在我不得不顾全大局,如若是过去,说什么也容不得他们如此张狂。” 陶铸说:“自从吵了那次以后,我跟江青就彻底闹翻了。跟陈伯达的芥蒂,却是由来已久。我很清楚他的老底。早在一九三○年,中央派他前往福建工作时,就表现出贪生怕死,临阵逃跑,我对他印象极坏,因此在延安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时,我公开表示反对选他,并且在小组会上谈了对他的看法,为此,他对我一直耿耿于怀。我来中央后,关系就更加恶化了。”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