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三位巾帼同乡 作者： 胡新民
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时期，许许多多的湖湘儿女投身革命洪流，其中也有为数不多的女同志。她们大都在领导机关工作，因此和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交往比较多。毛泽东的伟人风范和人格魅力，还有渊博的学识和人际交往的艺术，都给她们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印象。张闻天的夫人刘英、陶铸的夫人曾志和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就是其中三位。 毛泽东对刘英风趣地说，“又多了一个湖南老乡，湖南妹子。” 刘英原名郑杰，1905年10月出生于湖南长沙。1924年进入长沙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春，中央派她赴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国际无线电学校学习。1932年底回国。 刘英在入党前对毛泽东的名气早有所闻。后来听说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更是心向往之。直到1933年6月被派到瑞金工作，她才有机会与毛泽东见面、认识。 刘英在莫斯科期间，见到过有“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把他看作老师。刘英到瑞金后没几天，有一次去看先期回国的洛甫（即张闻天当时通常用的名字），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久仰的毛泽东。毛泽东风趣地说，又多了一个湖南老乡，湖南妹子。当毛泽东听说时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周以栗是刘英的老师时，显得很高兴，说周与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是同班同学。刘英后来回忆：“我的老师周以栗是毛主席的同班同学，由于这一层关系，所以他对我更加爱护、关心。” 值得一提的是，刘英对毛泽东的深入了解，还离不开周以栗的影响。刚到瑞金，周以栗就和刘英谈到过当时毛泽东所受到的种种委屈，并告诉她说：“现在有人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我就不同意。照润之这一套做，打破了‘围剿’，巩固、扩大了根据地。依我看，山沟里的就是能出马克思主义。” 那段时间刘英也可以说就在毛泽东的身边工作，耳濡目染，深深感受到了毛泽东做群众工作的艺术。1934年9月，扩红任务很重，在江西于都忙于扩红的刘英急得团团转。她除了按规定天天用电话向直接领导人罗迈（李维汉）汇报外，还天天到毛泽东那里去请示。 刘英向毛泽东反映了扩红很困难的情况后，毛泽东提出应该赶紧把突击队员和区委书记找来开会。刘英认为时间太紧，突击队员都已分散下去，等召集上来开会，就没有时间去扩红了。毛泽东说：“一定要开会，思想不打通，不下决心，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 毛泽东迅速作出安排。 “这一招果然灵”，“扩红取得突破性进展。” 毛泽东确实对这位小老乡另眼相待。长征前夕，这个大转移的决策当时还在保密阶段，毛泽东就对前来汇报扩红工作的刘英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毛泽东看见刘英没有动身的意思，“毛主席又折回来，他对我说：‘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后来当刘英接到她的直接上级通知赶到瑞金后，毛泽东见到她就说：“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丢了！” 刘英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光讲‘特别任务’！” 毛泽东回答：“军事秘密，不便明说。” 这件事使刘英更加感受到毛泽东对她的关心和爱护。长征开始后，刘英对毛泽东的领导水平的高超感受越来越深，使之钦佩不已。在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后，刘英感到“拨开了乌云，看到了晴朗的蓝天。我本来只知道闻天理论强，听了传达，才知道他对战略问题也有研究。后来闻天告诉我，这方面主要得益于毛主席。他同毛主席在长征前曾在云石山一个小庙里同住过一段时间，长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关于中国革命的战争战略问题，他倾听了毛主席的许多精彩议论。” 对后来二占遵义后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民主表决，将毛泽东的领导职务表决掉的那件事上，刘英写道：“实践证明毛主席这个意见是对的。闻天也认识到这件事处理失当。”“这段曲折，是闻天在延安时同我谈的。他还说，从此以后，长征的军事行动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挥下进行。” 遵义会议后，为了更加灵活机动，部队进行了调整。刘英被调到中央队担任秘书长。刘英找到红军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说自己的能力不行，干不了。李富春打趣地说：“刘英现在怎么谦虚起来了。不要紧，那里自然有人会帮助你嘛。” 刘英听出了李富春话里有话，于是转身去找毛泽东，才知道是毛泽东提议的。刘英晚年谈到这件事的时候，非常肯定地说，毛泽东此举还促成了她与张闻天的婚事。据刘英和张闻天的儿子后来回忆，毛泽东总是对刘英说张闻天“这也好，那也好”。刘英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默默地感受着闻天的爱和毛主席他们的关心。” 在毛泽东身边一起行军，刘英对毛泽东处理重大问题的深谋远虑，把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的高超艺术感触尤其深刻。特别是在处理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的这样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作为中央队的秘书长，刘英不但多次听到毛泽东与张闻天商量具体办法，还随同毛泽东一起去拜访过张国焘。 那天一见面，毛泽东就对张国焘说：“我给你带水来了！” 张国焘一下懵住了：“什么水呀？” 毛泽东笑着说：“《红楼梦》里的宝二爷不是说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吗？” 刘英后来回忆这一幕：“张国焘这才恍然大悟，也不由得笑起来。毛主席同张国焘都是党的‘一大’代表，相识很早，但一向并不投机，现在又有分歧，所以毛主席一见面就说笑话，制造一个比较亲切的谈话气氛。” 还有一件事使刘英一想起来就对毛泽东油然生出深深的敬意。 过草地以前，负责分干粮的警卫队长，给贺子珍分多了一点，而几位老同志的就少了一点。此事被毛泽东发现后，把刘英找来，强调决不能搞特殊化。最后是把毛泽东、张闻天等领导的份子减少，补给了老同志。刘英后来回忆：“在最艰难的岁月，毛主席就这样身体力行，追求公正、平等，不搞特殊化。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一直铭记在心，把这种品德，奉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刘英受到张闻天问题的牵连，受到冲击。刘英感到，在群众批判的场合，难以为自己辩白，只有找毛泽东才能挽救她。于是在1960年3月25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是交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送毛泽东的。几天后，杨尚昆告诉刘英，“毛主席已经批了，你放心好了。”毛泽东的批示是“刘英的问题是否应与闻天的问题处理有所分别，请你们加以研究，适当处理。”周恩来和陈毅也在信上作了相应的批示，时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表示由他“负责处理此事”。这样，刘英被调离外交部，安排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76年7月，张闻天在无锡去世。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在无锡的刘英立即提出要到北京向毛泽东遗体告别。心情迫切的刘英没有等什么人批准，就自己赶到北京。她先是找到中组部，要求瞻仰毛泽东遗容，没有得到批准。她又立即致信叶剑英，提出请求。叶剑英亲自批准，使刘英完成了向她年少时就敬仰的伟人作最后告别的愿望。 20世纪60年代曾志在毛泽东的书房。 毛泽东：“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 曾志，湖南省宜章县人，1911年4月出生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1923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秋进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20名女生只有她一人在严格的军训和斗争中坚持下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事业七十多年。 她先后有过三次婚姻。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第三任丈夫是解放后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的陶铸。 蔡协民是湖南省华容县人。他组织领导的华容农民运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三处提及，给予很高评价。马日事变后，毛泽东安排他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工作。1929年7月，红四军前委和毛泽东决定调他和谭震林等人参加闽西特委工作。因此，毛泽东对他非常熟悉。作为蔡协民的妻子，曾志认识了毛泽东。 曾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部队前往井冈山途中在酃县驻扎时。毛泽东来找蔡协民，进门打过招呼后就很随意地自己拿过凳子坐到他们夫妻对面，蔡协民向曾志介绍了毛泽东。曾志后来回忆，“我端祥着毛泽东，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癯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自信，表情亲切而深沉。他谈笑风生、妙语连珠，但同时又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气势和气质……”。 毛泽东勤奋读书学习给曾志留下了深刻印象。部队在闽西的一个山村苏家坡驻扎时，毛泽东和贺子珍房间的对面住着曾志和蔡协民。曾志经常看到毛泽东在很用功地读书。特别是不知从哪儿弄来两本英文书，叫《模范英文读本》，是当时初中二年级的课本。“虽然他有很重的湖南口音，读得也不很准，听起来令人发笑，但他天天读，每天都在读书看报。”顺便提一下，曾志的小学教育是在长沙读的教会学校，英语不错。 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读书学习一直是曾志和毛泽东交往中的一个主要话题。 1939年，曾志到达延安。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毛泽东写了封信。信中表达了她“常常想，时时盼，希望能见到您”的迫切心情。两天后，她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曾志同志，你来延安学习实是高兴，你明天就来我这里，我让中组部派人去接你，见面再长谈!” 一见面，面对兄长般的领袖，曾志百感交集，一股脑地将几年来在白区工作蒙受的几次冤屈，滔滔不绝地倾诉出来。善解人意的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共进晚餐时，毛泽东说：“以后每个礼拜你就上我这里来，在我这儿吃饭。我有很多书，愿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后再来换。” 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曾志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但由于种种原因，她在那里总共只学了不到一年。直到解放后的1956年至1957年，她才有机会到中央党校学习。1957年五六月间右派向党进攻，北京一些高校成为了热点地区。因中央党校距清华、北大和人大都不太远，毛泽东就派曾志到这些学校去做调查研究，曾志在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毛泽东和她谈了一些当年学习马列的体会，来鼓励曾志努力学习。毛泽东特地谈到，“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开始我没有工作……我就整天读马列著作”，“硬是读了两年书”。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一部分，曾志在那些大学校园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特别关注关于西方的三权鼎立、各党派轮流坐庄等论调在师生中的反应。毛泽东还亲自为她拟定了调查表格。“主席就这样借我在党校学习方便的机会，让我去调查，基本上得到了第一手材料。主席看完曾志作的有关统计表，笑着说：‘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究竟还是少数，赞成的比反对的多，两头少，中间状态的较多，要加强思想教育。’” 毛泽东1964年向陈永贵等人介绍曾志时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 语气中透露出对曾志的信任。或许曾志也的确早就感觉到了这一点。每当她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 1942年整风，曾志受到一年多的监禁审查。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她相信毛泽东会为她主持公道的。后来，她见证了毛泽东亲自纠正整风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做法。在1944年12月的一次交谈中，曾志曾问毛泽东“收到我的信没有？”毛泽东回答：“收到了，很理解你的心情。” 曾志立刻感觉到了毛泽东对她的信任。果然，在几个月后召开的中共七大时，她被选为候补代表。 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后，曾志写信给毛泽东诉说了她的困境。毛泽东收到信后在信上批示：“曾志同志，你是来养病的，就住在北京，帮助陶铸同志做检查。你的党组织关系，去找东兴同志。” 4月，曾志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又写信给毛泽东，请示是否回广州去。但这次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回复。事隔两年后，曾志才从汪东兴那里了解到，毛泽东看了她的信以后，曾与周恩来商量，为了曾志的安全，安排她留在北京。 后来几经曲折，曾志被安排到陕西临潼的兰州军区干休所。因有诸多不便，于是就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请求另行安排。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73年曾志携女儿、外孙和外孙女回到北京。1975年1月13日，曾志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在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10日，曾志满含悲痛地向他老人家的遗体作了最后的告别，向她的指路人表达最后的、永远的敬意。 1941年，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在延安。 毛泽东对朱仲丽说，“要准备当一个人民的好医生，要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 毛泽东在七大上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毛泽东不但总记得张闻天和王稼祥对遵义会议的成功做出的特别贡献，而且还时常挂念他们的个人大事。他不但撮合了张闻天与刘英的婚事，也是王稼祥和朱仲丽结成夫妇的红娘。 朱仲丽，原名朱慧，1915年2月出生于湖南长沙。朱仲丽的父亲朱剑凡，早年曾同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一同留学日本，回国后创办了一所周南女校。从1920年开始，毛泽东与朱剑凡结成了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谈书论世。童年的朱仲丽也就认识了这位“毛叔叔”，并听到她父亲告诉说：“毛润之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1937年冬，朱仲丽奔赴延安。到延安不久，朱仲丽就接到通知去见毛泽东。当在窑洞里见到毛泽东的那一刻，她心情非常激动，忙不迭地抬起右臂，两腿不熟练地并在一起，喊了一声：“敬礼!” 毛泽东禁不住笑了起来，幽默地说道：“我在长沙见到你的时候，你刚刚学会讲几句话，走几步路，今天倒学会向我敬礼了!” 谈话时，当毛泽东听完她学医七年的经历后，说道：“噢，一共七年，是硕士、博士喽，牌子响当当的!” 毛泽东又告诉她不要做那种专为老爷太太们服务的医生，“你来边区后，要准备当一个人民的好医生，要有一颗救死扶伤的心，还要以马列主义理论武装头脑。缺乏这个基础，就容易成为自私自利的医生。” 朱仲丽立刻履行起“好医生”的职责。谈话结束时，她对毛泽东提出三点“医嘱”：第一，请多多散步，这样可以使身体健康；第二，请少吸烟，最好戒掉烟，烟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第三，马上吃早饭，马上休息! 毛泽东的回应是哈哈大笑：“好啊，这细妹子还挺会照顾人喽！” 不久，朱仲丽担任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有段时间，毛泽东伏案写作，出现右肩疼痛。经朱仲丽诊断是右肩胛筋腱炎。朱仲丽给他作了按摩，又劝告他每天做功能恢复的高举手的动作。但毛泽东总回答“没时间”。后来，朱仲丽设法请毛泽东参加当时每周六晚上的舞会，以便活动一下肢体。 朱仲丽多年以后回忆道：为了请毛泽东同志学跳舞，我们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起初他对跳舞毫无兴趣，我们就以锻炼身体为由请他参加。全国解放以后，我也和毛主席跳过舞。他曾经和我说过，跳舞这个运动不错，能休息脑子，使人两腿有力，还是一个联系群众、与群众交谈的好场所，补了游泳之不足，在水里就不能和别人谈话了。 1938年11月初，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闭幕那天晚餐过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行走出门外。毛泽东一眼看到已经吃完饭在外边的朱仲丽，就和她聊了几句。其中有一句是：“朱医生呀！我来问你，你愿不愿开一个牛皮公司，你来当经理？” 并对她说：“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有厚脸皮……”。 王稼祥连忙近前一步笑着说：“还不能红脸害羞。” 毛泽东也笑了：“是，是，不能脸红。” 此时的朱仲丽已是满脸通红。 朱仲丽后来回忆：“几十年后，毛主席笑着对我说：‘你们可算作延安的模范夫妻，假如，没有那次我和你说牛皮公司的话，王稼祥同志就没有机会见到你，至少会推迟时间……’”“啊！我们是多么的幸福，毛主席作了我们夫妇俩的媒人。” 解放后，朱仲丽仍然有不少机会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坚持原则的精神，都使她深受感动，受益终生。 1957年反右开始时，在中南海内举行的一次晚会上，毛泽东问时任北京友谊医院当院长的朱仲丽：“你们医院里划了几个右派？” 当听说一千一百人的医院划了十二三个右派时，立刻提高声音，严肃地说：“你们医院不能划这么多右派分子，至少应砍掉一半，即算戴了帽子，将来也得给他们出路。” 朱仲丽早先就听到了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关于划右派分子要慎重、要实事求是的指示精神，这次的口头指示更使她感到自己的责任和担当。遗憾的是，她把毛泽东的这个口头指示作为个人意见，几次向党委提出，但是费尽了功夫争论也是枉然，党委没有采纳她的意见。她后来回忆道：“通过这个问题，我深知党中央毛主席的反右运动，以教育为主，宽大为怀。但政策下达后，各地区各部门执行程度不一样，有的贯彻不够理想，致许多同志受到不应有的迫害。” 在朱仲丽担任院长期间，毛泽东曾亲口告诉她，医院有位姓戴的医生，丈夫是早年参加革命的同志，戴医生本人早年就拥护共产党。毛泽东还说，他对这位医生的为人、品德、历史都了解，她本人早就要求入党。毛泽东希望医院能够培养她、发展她入党。 朱仲丽把这个意见告诉了戴医生所在科室的党支部书记，希望他们培养发展她入党。 后来，毛泽东在见到朱仲丽的时候问到这件事。朱仲丽就去问科室党支部。结果是戴医生的入党问题仍没有解决。朱仲丽向毛泽东汇报说，科室的党支部没有通过戴医生的申请。朱仲丽回忆，毛泽东听到这个结果后，“默默无言”。 在这件事情上朱仲丽一直后悔，在几年的时间里，自己为什么没有深入到支部去寻找原因，为什么没有去和戴医生谈谈心。她同时也感觉到，“毛主席身为领导人，在这件事上如此客观，如此民主，不走私人路线，不强迫下级党组织，而是按党的原则办事，事后没有批评我的不是，至今使我激动，使我内疚。” 1974年秋，王稼祥逝世半年后，朱仲丽写信给毛泽东。在信中，她告诉毛泽东，她不会忘记毛泽东对王稼祥的几次高度评价，“你的这些话不断地在我耳中回旋，使我引以为最大的安慰。” 信中还写道：她听说毛泽东病了，请求加入医疗组，“我决定以实际行动付出我微薄力量，我会日日夜夜守护着你，直至你的身体恢复健康。” 1976年9月9日，当听到毛泽东逝世的消息时，朱仲丽回忆道：“我全身瘫痪在沙发上。哭呀！止不住，泪还流。毛主席啊！人不在，影还在。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不幸……”。 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后，在对外开放瞻仰前有段时间内部开放，胡耀邦邀请朱仲丽一起前往，瞻仰毛主席的遗容。 朱仲丽望着水晶棺中的毛泽东，百感交集。她想起了她与这位中华民族一代伟人相识、相交的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形，止不住泪流满面。转自微信
| 
发表于 2019-12-20 12:10
发表于 2019-12-20 1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