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与金日成并肩参加抗日战争的老兵 一,我是怎么采访到胡真一的 照片说明: 1994年5月7日胡真一同朝鲜伟大领袖金日成的合影 我采访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工作已经有几年了,最为困难的,其实是采访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要说最容易的,还数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老农民,他们本人愿意诉说,我本人也高兴倾听;采访原政府军官兵也极容易,他们基本都没有身居高位,所以他们的人生轨迹、抗战经历、心路历程也愿意向采访者和盘托出。 与之相较,采访将军、高级干部就不那么容易了,手续比较复杂。第一需要介绍信。开介绍信当然要向上级写报告,要逐级审批。被采访者本人,看到那张介绍信也并不容易,还要走一个繁杂的过程,叫“倒置审查”。就是相关单位组织部门、干部部门要审查采访者的资质。审查合格了,采访者的申请才能放在要采访者的案头。最后,将军,或者是高级干部说:“好吧,来吧。”这样,才能构成采访的一个场面。
我能顺利采访重庆市原领导胡真一女士就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去北京的一所大学和教授们切磋抗战历史。有位老师说,他的老丈人认识一位“东北抗日联军”的老兵。于是,他联系了他的岳父大人,他老岳父也是重庆市前领导,今年84岁了,也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这位长者的上级,就是重庆市前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任胡真一女士。长者姓金,我管他叫金伯伯。金伯伯说:“采访重庆市领导,按照规定,需要开介绍信。” 开介绍信是行,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可以开介绍信。我虽然走下工作岗位,但是抗日战争纪念馆也可以开介绍我去采访的介绍信。但是,我感到麻烦。北京的交通,从甲地到乙地,需要一天。介绍信邮寄到重庆需要三天。重庆方面审查,至少需要三天。重庆方面通知我,需要一天。心想,这得耽误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就给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老干部处打电话,说明情况,请他们上网查查“抗战文学作家方军”的情况。这样,很快有了答复:可以采访。 能采访到亲历抗日战争并在“抗日联军”中生活、战斗过的老战士,对我来说,是无与伦比的重要。13亿人口的中国,数以千计的抗战研究方面有关的人物,由于没人动手,所以这个课题几乎被人“束之高阁”和“渐渐遗忘”。随着时间的流逝,抗战亲历者每时每刻都在悄悄地离我们而去。当金伯伯真的带领我坐到亲历抗日战争的老战士、87岁的胡真一女士面前时,我暗暗感到机会难能可贵。 87岁的胡真一女士容貌慈善,和蔼可亲,没有大领导的架子,非常随和。她不但谈笑风生,而且记忆力清晰,逻辑思维连贯。她非常耐心地帮助我“组织”了我对她的采访。并且胡女士还非常系统地回忆她的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心路历程,以及今日对日本的印象和对未来中日关系的看法。听她说着,我愈发决得:胡真一女士不愧为国家省部级的领导,是一个非常有水平的人物。胡真一家,居住条件非常好,有三个卫生间。客厅有100平米。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滚滚流动的嘉陵江;听见江轮浑厚的、带有回音的汽笛声。不用说,山城重庆宏伟而壮观的景色尽收眼底。胡真一的儿子、女儿、儿媳、女婿、孙女恰巧都在,让我看到了抗战老兵祖孙三代的美满、安详、康乐的生活场面。可能是有老下级金伯伯在的缘故,胡真一女士还留我们在家吃饭,大家边吃边聊,其乐融融。 站在胡真一家的阳台上,可以俯视丛林之间飞驰而过的轻轨列车。胡真一以东北人爱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我老脑筋,我从来不坐。”究其原委,重庆轻轨有日本人的技术,而在日本国发动的侵华战争中,胡真一一家多人被侵华日军杀害。胡真一思维清晰,又是领导干部,坐不坐轻轨列车是小事,而日本侵华给她心灵留下的伤痛却是难以磨灭的。 我采访胡真一受到的最大刺激来自于金伯伯。在重庆期间,这位长者去我的住处与我长谈几次。金伯伯的话,使我的世界观、人生观受到巨大的冲击。 金伯伯说:“你住在这样的鸡毛小店,每天三碗面条。你这样自费采访亲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意义何在呢?采访抗日战争亲历者的最后一批人应该是政府行为,怎么你个人干这个工作?抢救抗日战争老兵口述历史的工作,应该是由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革命博物馆、抗日战争纪念馆或者各地的文史资料馆、档案馆、宣传部门做的事情。如果你是国家行为的话,起码,你出差不应该是自费吧?” 金伯伯的疑问,确实让我无地自容。 我采访亲历抗日战争最后一批人的活动已经好几年了,自认为是对抗战历史中“口述史”的补充。我也没有偷偷摸摸地干,人民网(日本版)开辟有这项采访的专栏已经有几年了。如果,真是有很多人在做这项工作的话,我就应该“淡出”。因为,我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我个人的看法毕竟是有局限的。当今的中国社会,有月薪数千、数万、数十万的,我的月薪才千余,还要打肿脸充胖子。金伯伯善意的疑问让我感到深深的自卑,自责,自嘲。坐在“鸡毛小店”里我如坐针毡,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完全失去信心”的念头涌上心头。 “住鸡毛小店,吃简单的面条”,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我在国外生活、学习多年,我是很客观的人。我知道人的能力和收入是成正比的,我将长久地感到自卑和耻辱。 照片说明:胡真一家前就是嘉陵江
二,“八女投江”险些成为“九女投江” 照片说明:东北抗日联军留下的为数极少的当年珍贵照片 对于采访的抗日联军的老战士我并不陌生。6年前,我去黑龙江哈尔滨采访了亲历1931年“9·18”事变十几位老战士。这些老战士中,有原黑龙江省委书记陈雷、李敏夫妇,有黑龙江军区原副司令王名贵,有“八女投江”的战友冯淑艳女士,有东北解放第一任齐齐哈尔市市长、赵一曼的战友朱新阳老人,有抗日联军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将军的警卫员、哈工大的离休干部李桂林,有原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政委、中共北满书记冯仲云夫人薛雯女士,有抗联老战士高玉林——一次战斗中,他的父亲就牺牲在他的眼前。 我采访过的人,都是中日战争的幸存者,是命运的幸运儿。当我说起这些人的时候,胡真一女士笑着说:“这些战友她全部认识。” 我们一个一个地“对”:王名贵副司令已经不在了;朱新阳已经不在了;薛雯已经不在了;陈雷已经不能说话了;李桂林也已经重病在身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老战士真的是凤毛麟角了,有些没有采访到的人物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悄悄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她说起朝夕相处的战友时,满怀深情。 她问我:“知道八女投江的故事吗?当时,领导上派我去执行别的任务,我和其他同志先出发了。要不,这个故事就会变成‘九女投江’了。” 她回忆道:“1938年10月的一天夜里,指导员冷云等8位女兵跟随5军1师剩下的队伍,露宿在乌斯浑河(位于黑龙江省林口县刁翎镇境内)西岸的柞木岗下,准备从这里渡河。不料,汉奸发现了我军的篝火。日军连夜赶来埋伏在附近。第二天拂晓,队伍准备渡河。冷云带着姐妹们正要下河,敌人发起进攻,迅速包围了抗联队伍。冷云指挥7名女战士从侧面向敌人猛烈射击,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大队趁势突出重围。当战友们发现8位女同志还据守在河边与敌人战斗时,立即返回向敌人还击。冷云与姐妹们同声高喊:‘同志们,冲出去,不要管我们,保住手中枪,抗日要紧!’再硬拼下去,不但救不成8名女同志,大队也将全军覆没。这种情况下,大队只得忍痛向西山柞木岗上的密林里撤退。敌人追不上大队,便集中火力向冷云等8人猛扑过来,企图活捉她们。到天大亮时,8位女同志弹药全部用尽。前面是冲过来的敌人,后面是水深浪急的乌斯浑河,女战士们明白,要么被俘,要么战死。于是,冷云背起一位负伤的战友,姐妹们互相搀扶着,向河心走去……” 她继续回忆说:“冷云是知识分子,国高的学生。郭桂琴才14岁。王惠民的爸爸还是抗联的团长,当时她才12岁。安福顺、杨贵芝、胡秀芝、李凤善和黄桂清,我们都是朝夕相处的战友。那些日子,五军一师茫牛河战败,退往依东,宿营于林口乌斯浑河畔那天,一千多鬼子包围了她们,所有的枪刺都闪着寒光,每一个鬼子都哇哇叫着,当他们意识到女战士们的枪里已经没有了子弹时,就慢慢地涌上来,要活捉这些军衣褴褛的女抗联们。这时,鬼子们看见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在弹尽援绝之际,八位女战士从她们隐身的地方站起来,回头用蔑视的目光看一眼敌人,互相搀扶着,背着负伤的安福顺,扛着自己的空枪,坚定地、一步步向滚滚的江流走去。 当时,黑龙江的10月底,气温已经非常寒冷了。能有勇气走进冰冷的水里,自尽!日寇们被惊呆了。乌斯浑河的浊浪,渐渐淹没了她们的身躯……” 胡真一老人把那么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说得如此简单:“第二年春天,我们抗日联军的部队路过,意外地发现冰层下面隐约有人!我们终于看见还有三位战友的尸体还挂在横担的乌斯浑河旁边水中的大树枝上!有一个人叫胡秀芝,她甚至还背着枪。……其余的战友遗体早就被江水冲走,不知去向了。那时,春寒料峭,河面上的冰正在慢慢地融化,我们急忙凿开冰层,就在河边安葬了她们的遗体。” 她还告诉我:“在乌斯浑河旁边那里,早就建了纪念碑。战争过去了这么多年,人民没有忘记她们。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无数中国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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