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延安文学和整风运动时,总离不开王实味和他的野百合花,今年看到百度介绍王实味才知道来龙去脉,分享结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的网友。
王实味(1906—1947 年7 月1 日),河南潢川人。原名诗微,笔名实味、叔翰、实微。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职 业 作家、翻译家,还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代表作品《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散文通讯集《休息》等。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1942 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1946 年被定为“ 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 年7 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题,1991 年2 月7 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 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 年定为‘ 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4岁丧母,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当时小学7年制),17岁中学毕业(中学四年制)。他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亲薰陶,古文功底较厚,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王实味十七岁时(1923)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考取邮务,又一年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要用我们的力去捣毁一切黑暗的渊窟,用我们的热血去浇灭一切罪恶的魔火,拯救砧危的祖国,改造龌龊的社会,乃是我们应有的唯一的目标与责任。” 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很快因为热恋李芬而离开了党组织,1926 年1 月,经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再次因为经济所迫辍学,并且因为政治的原因无处安身。1930 年在上海跟李芬的战友刘莹结婚。多年流徙奔走,不满当局,忧虑时事。1937 年10 月只身抵达延安。 王实味在延安专门从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的工作。四年间单独或与人合作共译出近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王实味的津贴是四块半,比当时边区主席林伯渠多半块,比毛少半块。在工作中跟陈伯达意见不合颇有嫌隙。在延安王实味和自己以前在开封女中的学生薄平有一次短暂的婚姻。王实味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人事直言指责,得罪人很多。鲁院与文抗之间有歌颂光明和暴露黑暗的派别区分,1941 年开始的整风运动因为丁玲、萧军、王实味、艾青等人掀起了暴露黑暗的浪潮。 1942年3月,王实味连续推出《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两篇文章,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当时他已经料到了这类文章会被国民党利用,但是他说“(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当时形成了巨大的社会思潮,与延安热烈的时代氛围形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冲撞。 毛亲自指出:“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在整风高级干部总结会上:“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在另一场合说:“《野百合花》有文章。”事后在1945年七大时毛说:“他(指王实味)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1942年6月起展开了对托派王实味的批判并且不断升级扩大。康生的插手使得这件事情向一个更加恶劣的政治事件演变。后又被定为托派分子,并与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室的其他4人,一起被打成“五人反党集团”。1942年被开除党籍。1943年被逮捕关押。1943年4月1日被康生下令逮捕,1946年重新审查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于王实味的处置办法,王震将军亲自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 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41岁。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说:“还有个王实味,是个暗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 北大同学、妻子刘莹没有王实味的确切消息,一直盼望一家团聚的日子。 1978年刘莹从广播中知道王实味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刘莹当时已经七十二岁高龄,断然肯定这是政治诬陷,人为地千古奇冤。1983年夏只身南下来到北京申诉。1984年,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逝世,将王实味的平反问题托付给与王一起工作过的温济泽。1986年透过层层纱幕,王实味的头上只剩下一顶托派的帽子。 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最终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否定了王实味同志参加过托派组织一事,这是为王实味的冤案最后的平反昭雪。 同时有很多历史事实和研究表明,当时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被国民党利用是对王实味残酷批判后的事情了。 悲惨人生 因文获罪 1942年3月,延安,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野百合花》,文章中回忆了他在北大的女同学李芬,回湖南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壮烈牺牲的情景后说:“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接着,分四个部分,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提出批评。 毛泽东从报上看过《野百合花》后,托胡乔木转告王实味:这篇文章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和冷嘲暗箭的方法。……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利用王实味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作为政治上“讨伐”中国共产党的檄文。。在小册子的按语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还出了专刊,标题为《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 当时,中央研究院是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的地方。作为该院的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在“野百合”中的思想观点,在党内引起很大的混乱,并且还得到许多来延安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 为了消除不良影响,使延安整风走上正轨,中央研究院从5月27日起,以“党的民主与纪律”为题,召开全院座谈会。 康生当时是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长,在这次整风中,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来指导整风运动。康生是总学委的副主任,主任是毛泽东。毛泽东日理万机,对康生说:“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做。” 座谈会持续了16天,前4天,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错误来进行批评与帮助,但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王实味的斗争会。第5天,升级为政治问题;第6天,有人揭发他说过“托派理论有些是正确的”,“斯大林的人性不可爱”,“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还有人说他1930年在上海与托派分子有过往来,帮助他们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中的两章。又过了3天,会上就有人称王实味为“托洛茨基分子”。 而王实味的态度呢?虽然会上批评,会后党委派人轮流谈心,但他始终不肯反省。 这时有人举证,成全、王里夫妇一起到中央研究院看望过潘芳、宗铮夫妇,因潘、宗夫妇就住在王实味隔壁的窑洞,两对夫妇又一起拜访过王实味,后来5人又来往了几次,还在一起吃过饭。以此为据,就把他们5人说成是“托派关系”,把他们的来往说成是“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在康生指使下,中央研究院党委于1942年10月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中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艰难求证 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 刘莹,长沙人,1926年考进北大文科预科班,与李芬同住一个宿舍。经李芬介绍,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与王实味同在一个支部。1930年他们结为伉俪。 1937年7月,卢沟桥的枪声,将抗日救亡的声浪传向全国。当时他俩正在王实味家乡河南开封,两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商定,一起奔赴延安抗日。然而,当时他俩已有儿女,而且刘莹的肚子又一天天大起来。得马上堕胎,但两付打胎药下去,没有解决问题。王实味等不及,自己先去了延安。刘莹回到长沙,实行剖腹手术终止妊娠。身体基本康复可以去延安了,这时日军占领武汉等地,堵塞了去延安的几条通道。 长沙解放后,刘莹一面欢快地工作着,一面打听着王实味的消息。有人说王实味可能在东北,1950年4月吉林来湖南招聘教员,刘莹远离故土来到吉林,边教书边寻夫。 20世纪70年代的一天,刘莹打开中央电台的广播,忽然听到王实味的名字,她屏住呼吸细听,文章中竟说王实味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而且早被处决。一阵天旋地转之后,刘莹人事不知。守候了40年,已经72岁的老太太怎能经受如此大的打击? 刘莹追根究底,方知她丈夫的死,仅凭康生的一句话。 1947年3月中旬,25万国民党军在胡宗南统领下,进犯延安。社会部的一批干部组成一个大队,撤离延安去晋西北兴县,王实味随队同行。王实味到达兴县后,被送押到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6月中旬,兴县遭敌机轰炸,晋绥公安总局请求处决王实味,得到康生的“口头批准”。7月1日,蒋军又一次狂炸兴县,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被炸塌。包括看守所在内要立即搬家,为减轻负担,当天晚上将王实味处决。 1983 年,她来到北京,找到当时的知情人李维汉申诉。根据李维汉的建议,中共中央组织部经过调查,于1982 年2 月,作出了《关于潘芳、宗铮、陈传纲(即成全)、王汝琪(即王里)四同志所谓“ 五人反党集团” 问题的平反决定》,所谓“ 五人反党集团” 的彻底否定,为王实味案平反提供了契机。 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在经过长期取证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指出: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的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于平反昭雪。 蒙冤半个世纪,王实味案终于有了个公正的说法。王实味被恢复了“同志”的称呼,这已是他被错误处决后的第44年了。 1991年春天,公安部的两位同志来到刘莹家,时年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当公安部同志将1万元慰问金送给她时,她坚决不要,把慰问金全部捐献给当地文联,作为青年文学奖励基金。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