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位老人回忆张闻天节选

遨翔天地间

吴亮平谈张闻天

    1983年7月6日，吴亮平在刘英家向萧扬、张培森谈对《怀念中央研究院院长张闻天同志》文稿的意见。记录由萧扬整理，整理时参照了张培森的记录。

    纪念张闻天，纪念一些什么？对于我们党说来，他最为珍贵的有几点。

    他是在遵义会议紧急关头挽救红军挽救党的英雄。在毛主席领导的克服王明路线的斗争中，他是把党从危难中挽救出来的英雄。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帮助毛主席，红军还不知道怎么样，后面的历史如何发展，中国革命的前途如何，都难于估计。张闻天敢于站出来，敢于拥护毛主席，光这一条功劳就很大，就了不起。毛主席常常记住这一点。我因为翻译了斯诺，毛主席就说我有大禹治水之功。我同张闻天根本不能比，张闻天的功劳就更不用说了。

    第二，张闻天对毛泽东很忠实，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抗日、建国等方面为革命出力很大。但是他的特点是忠心耿耿为党、为革命，对毛主席的缺点错误敢于提意见，不计较个人得失名誉地位，在庐山会议上就是如此。对党对革命负责，杀头也要讲话，这种精神是对革命忠，对人民忠。庐山会议以后的后半生，是17年的坎坷。他是否想到这些？他是想到会挨整的。但是为人民利益，他至死无怨。这种革命精神，应该用以教育后世党员。他在经济研究所时我们在路上偶遇，他说，形势非常险恶，但我有话还要讲。他还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后来他的作用已经不大，但他对人民对革命仍忠心耿耿。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而是以忠心论英雄。他在挨整时的态度，值得教育后世党员。

    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前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是他与博古不同，他是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没有认识，理论与实践结合得不好，路线、政策有错误。但是他这时就同博古有分歧（如对红军打仗的方针）。他的转变不是投机。他是为革命，一旦认识错误，便勇于承认，勇于改正。我们党内这样的领导同志并不多，所以说，他是勇于改过的模范。他思想上转过来了，所以才当总书记。

    张闻天对毛泽东一直很好。就是在犯错误时他对毛泽东也尊重，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苏区我是国民经济部长，政府开会时，他总是要毛主席讲话，讲完后将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吸收进去。在毛泽东处境不利时，他对毛的态度是比较正确的。相比而言，博古的态度就是讽刺。

   （刘英插话：博古对我说，老毛看什么书？孙子兵法！马列的书不看。还说，今天到我这里借了两本。那时候毛主席还到闻天那儿坐坐。1934年9月，毛主席在于都看地形，领导扩红，得了疟疾。赣南省委打电话给洛甫，洛甫叫傅连暲连夜赶到于都，三天之内将毛主席的病治好。傅连暲对毛主席说，“是张主席叫我赶来的”，傅连暲老记得此事。）

    所以，即使在错误路线时，张闻天还是爱护毛主席的，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一样。

    张闻天犯错误，与王明、博古不一样，有历史原因，认识原因。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打击我。他搞资产阶级的拉拉扯扯，我看不惯。张闻天则正派。在所谓二十八个半当中，我同洛甫好，就因为他正派。他有教条主义，但没有宗派主义，没有野心，这一点同王明不一样。他主要是认识问题，不是资产阶级野心问题。博古有野心，王明更不用说。张闻天一旦认识，就起来造王明路线的反。他的正义感使他拥护毛主席，所以张国焘要打倒他。这也可以说明他后来在庐山为何敢于讲话。他是诚心诚意革命，所以能有庐山会议的表现。他虽然列为二十八个半，但不是王明分子。博古可说是王明分子，凯丰也是。

    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问题上，他有一个从脱离到结合的过程，一生贯穿着这种结合日益紧密、发展的一条线。他后来非常注意调查研究，将它当做党的第二生命。在合江时，他经过调查研究，提出好多好的意见。土改就搞得好。毛主席对他的一套也是欣赏的。那时我是东安地委书记。许多人说，东北的知识分子是日本人培养出来的。他说，不能这样看。经济构成的文件就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文件。

    张闻天改正错误是模范，教条主义被批后时刻以此为戒。所以，他的后半生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最后，张闻天的人品高尚。王明就品质恶劣。无论对人对事，张闻天是中国人说的好人。他不会投井下石。他认为不对的才反对，他没有故意讲人坏话。他不搞故意陷害，阴谋诡计，他是明打明来。犯错误，摔跤，但不用卑鄙手段陷害人。

   我第一次碰到闻天同志是在1925年去莫斯科的火车上，一直到最后，有50年历史了。

   （刘英插话：建国后还收到你寄来的合作翻译《法兰西内战》的100元稿费。闻天说，这是吴亮平翻译的，怎么给我？让退回去。）

         柯柏年谈张闻天

   （柯柏年，1924年入党，延安时期曾在马列学院编译部、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军委外事小组工作过，建国后曾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驻罗马尼亚和丹麦大使。1983年2月10日上午，柯柏年接受萧扬和张培森访问。记录由萧扬整理。）

    我是1938年5月到马列学院的，那时刚刚成立第一班。我对洛甫的印象深刻。

    首先，他对所使用的人比较放手，这个特点比较突出。当时上级很多，比较起来，他的特点是相信别人，相信了就放手。所以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至少是我，觉得愉快，也不大怕他。这并不是说，我对别人就怕。

    第二，他是真正读书，真正研究问题的。他领导马列学院，就是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起读书，读《资本论》等等。好多人把读书当作一种软任务。可是洛甫不是可有可无，规定每两个礼拜开一次会，到时候就硬是开会，把读书当作雷打不动的任务，坚持不懈。这对我影响很深。

    第三，他不迷信。这不容易。一般的人，懂俄文的人，例如张仲实，对俄国杂志上每篇文章都当作圣旨一样，不敢违背。洛甫就不以为然。他说，应当独立思考。不能苏联放个屁也是香的。恩格斯的这本书（指《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苏联有一段时候把它批为二元论。传到我们这里就有两种意见。其实，家族首先是组织生产的。布哈林、德波林、米丁，过两天一个人下去了，说的话就变，我们就跟着人家变，莫名其妙地跟着人家犯错误。这是第三国际时期，大家是出于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尊重。但洛甫说，要经过自己考虑。所以，他领导的讨论会比较活跃，不是一边倒。你苏联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多做几张卡片。敢怀疑，就不犯错误。整风时德波林在我脑子里也没有地位，这就是洛甫对我的影响。

    还有，洛甫敢于负责，犯了错误不向下推卸责任。他不溜。这也使人愉快。

    还有，他比较平易近人，很少摆出一贯正确的样子，而是采取商量的态度。我在罗马尼亚当大使，路过莫斯科时都去找他，向他汇报工作，他也容易接近。罗迈（即李维汉，1940年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就使人害怕，不过他是阎王面孔，菩萨心肠。洛甫是把你摆在平等的地位上。

    洛甫看问题较远，对知识分子的特点抓得更深一层。对他们的毛病、优点、缺点，都抓得比较准。

    马列学院编译部组织翻译马列著作。当时苏联出版有《马恩选集》两卷，《列宁选集》12卷。其中一些他们已经有了中文译本，但不全。凡是苏联没有翻译过来的，我们都要翻成中文。他的办法是，规定每天翻译一千字。这个数字不多，定额不高，也不低。因为翻译是个无底洞，有时为了一个名词，可以推敲一个月。

    用脑子的人需要营养。延安不富裕。洛甫决定发津贴，一千字一块钱。当时延安各单位都发工资性的津贴，规定部长每月五块钱，科长三块，副科长两块，科员一块五，工勤人员可能是一块。延安没有稿费。但他增发津贴。有人一个月能拿到30元。能下这个决心不容易。没有眼光不会下此决心。无非知识分子多吃几个鸡蛋嘛。洛甫就说，人家搞了那么多业务，给点钱怎么不可以。徐（特立）老有津贴，一个月二三十块，但他自己不拿，都归教育厅了。洛甫也有一条，翻译的书将来出版了，有了稿费，现在给的要扣回来。

    到了反彭黄张周，我们也莫名其妙。一个人在党的会议上讲话为什么不能听，不对可以批评么。不是事后诸葛亮，我当时就想不通。有人说他的笔名“思美”是想美国，这有什么意思？像洛甫这样敢顶逆风的人少。

读书人喜欢书，自己的书不愿丢。但洛甫不吝惜书，他如果认为他的某本书对你有用，就可以给你，而且不再要回去。他还送给我一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