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再次感谢您大老远把《xx》杂志(2002年2月号)《毛泽东涉暗杀田家英案》报道的复印件寄来,读了这个报道,我才知道海外正在谬传毛泽东命汪东兴暗杀田家英的流言,并且得知这种荒诞无稽的流言,竟也有许多人信以为真。流言的力量,不可忽视。 ◇ 我的诬陷置田家英于死地? 前几年,关于田家英之死的责任,是集中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以及我与关锋、王力的身上,说他的死亡是我们诬陷的结果,具体迫害他的人是关锋、王力和我。在一段时间里,大报、小报、书籍、杂志上的各种报道连篇累牍,读不胜读。这些报道除了一些确有其事的叙述,其他一大半,而且是要命的一大半,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传闻或捏造。看了这些报道,想起司马迁《报任安书》"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的话。连我们的大史学家居下流时,对铺天盖地的谤议也没有办法,我又能怎么办呢?况且,我当时还是个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任何出版单位,都不能发表我的文字和谈话。我就像古罗马角斗场上失败的角斗士,除了挨打,又能怎么办!我只能以古人明训"谣言止于智者"来自我安慰了,虽然当今世界上"智者"不是很多。 但是,现在不对了,田家英之死的责任又上移了,而且移到中国过去最高的领导人毛泽东头上去了。司马迁的话要修正了,如今是"居上流者亦不易,上流谤议更多"。 《xx》杂志的报道是记者罗冰所写。据说,罗冰是香港的资深记者,被称为"大陆报道权威",但他写的这篇东西却是马失前蹄。 据罗冰所言根据中南海的秘密档案"原来毛泽东认为田家英知道党内太多秘密,怀疑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对他很不放心。于是,汪东兴带着内卫到田家英的寓所,在汪的暗示下,内卫开枪打死了田家英。"(《xx》杂志2002年2月号12页) 罗冰得到的中南海秘密档案还有编号: 一、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 1978.7-00612号 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980.4-00174号 三、中共中央档案局 1980.4-009014号 四、中共中央办公厅 1980.9-00797号 ◇ 秘密档案来源可疑 罗冰这四件中南海秘密档案,来源可疑。罗文中转述了这些档案的内容,但没有原件的照片。看来,它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的假档案,罗冰上了一个大当。 文物的真伪和档案的真伪都可以鉴别清楚。 我从解放初就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接触中央的档案很多,我自己也编制过档案,在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时还管理过档案工作。据我所知,中央机关的档案,除了正式的中央红头文件是按时间用中发(年)字排号外,其他的中央文件特别是中央直属机关的文件,其编号中均应有部门类别(如中办、中纪、中组、、中宣等)与体裁等标记。而罗冰文中所列的中央文件编号,除了头一件有"中共中央组织部外调"(?)的标志外,其他则既无部门,亦无类别、体裁等标记,这是不合规范的。如果说某个文件漏写了某项标记,这是可能的。但四个文件都漏写了不只一项标记,则绝对是不可能的。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任何真实的档案,不管它是机密的,还是非机密的,其内容必然与当时的历史环境/人物、制度等情节切合,情节的真实是检验档案真伪的重要标志。情节不真实的档案,无论它编造得如何生动、骇人听闻,都是没有历史价值的伪品。 罗冰档案的第一件,即1978-7-00612号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田家英接到中央要来人和他作最后一次挽救性的谈话后,约一小时,在寓所永福堂,用'五四'型手枪开枪自杀的。" 罗冰档案的第三件,即1980-4-009014号说,汪东兴笔录交代"主席指示,要我到田家英寓所能否跟田谈一下,不要走到反的一方,不能自拔。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我和内卫到永福堂田家英寓所,向田转达了主席的关怀,问他有什么想法。"此后,双方争吵起来,内卫失控,朝田家英开枪,把田家英打死。 这两份档案说的是同一件事,即毛泽东指示汪东兴去同田家英作"挽救性"谈话,时间是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一小时后(即五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时)田家英死了。但是在怎么死的问题上,两份档案打起架来了。一个说田家英是自己开枪自杀的,一个说是汪东兴带去的内卫开枪把田家英打死的,据罗冰的档案,汪东兴的内卫名朱国华,"时任中央警卫局五中队队长,即内卫处处长"。后来,朱国华也神秘地死了,死因不明。 这件事在罗冰档案的第四件,即1980-9-00797号中说得又不一样。这份档案,据说是汪东兴向华国锋的交代。他说,"谈话中,田家英当时从身上拔出手枪时,我暗示内卫下手。" 这样一来,汪东兴似乎变成了一个思维混乱、语无伦次的人,今天说田家英是自杀,明天说田家英是他杀,后天又说田家英是他叫人开枪打死的。据我所知,汪东兴虽然文化修养不是很高,但有思维能力,说话也清楚,不至于像罗冰档案写的那样窝囊。 事实是,当时根本没有中央警卫局五中队的编制,所谓"内卫处"也是建国以后从未设立过的机构,中央警卫局则未曾有过开枪者朱国华这个人,当然,更没有后来神秘之死的情节。所有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虚构。 ◇ 删掉毛的指示,被江青告发 田家英被审查原因的事实真相是:196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五一六通知》后的两三天,经毛泽东同志同意,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三人的各种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此时,由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陆、杨审查组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我(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工作由周恩来直接领导。这之前,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休时,周恩来总理通知我,主席意见,由你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的工作,中央各同志均已同意。你即日把《红旗》杂志的工作交代一下,返回中央办公厅。我说,我又要写文章,又要整理中央会议文件,还要处理秘书室的工作,恐怕力不胜任,耽误大事。总理说,国务院秘书厅的童小鹏即将正式调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还有他的秘书许明都可以帮助你。在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三人小组时,总理还要我找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要他配合中央三人小组工作。这是我第一次与谢富治打交道,是在他简陋的寓所里进行的。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电话通知我:下午二时半,去这个。中共中央组织部,会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 我到组织部的时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说,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本禹同志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那时安子文在党内威信很高,他说什么就是什么,王力虽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个副部长,但对安部长的话是惟命是从。于是,我俩上了他的车,一起去中南海。当时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 ◇ 周恩来指定我接替田家英工作 到达时,田家英不在家,只有夫人董边在。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似乎有点紧张,说,"家英同逄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她招待我们茶水,我们坐等。果然一会儿田家英和逄先知回来了,一看来了我们三个人,脸上显出焦灼的表情。安子文反倒招呼他坐下,又叫董边和逄先知也坐下,然后安详地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安子文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安子文讲完,我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有多少?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退回档案馆了,他这里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排印件。 在接到安子文的电话后,我曾与汪东兴通话,告知一切。汪东兴说他会通知门卫给安部长放行,谈话后有什么问题再找他。这时我又在田家英处用红机子(中央保密电话)与汪东兴通话,告诉安部长谈话情况,要他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他派遣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到场,又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我工作,但汪东兴本人没有出面。 这以后,田家英问安子文,他从那些方面开始检查?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那些错误。"在整个谈话中,安子文的态度都是平和的,不像书刊上说的一派训斥口吻。他只谈田家英有错误,但未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也未谈公安部的报告,更没有当场要田家英搬出中南海的话。田家英的表现是无奈和委屈,不像书刊上说的那样激动,更没听他说一句怨恨毛泽东的话。固然,按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知道,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是谁也不能让他停职检查的。王力和我以及董边和逄先知都没说什么话。在这种场合其他人也不会说什么话。 ◇ 自杀前的时间倒数 大概在下午四点钟左右,王妙琼到场,我交代他们和逄先知一起登记、清点田家英处的文件。安部长与王力分别乘车返回,我回中央办公厅甲楼找汪东兴通报情况。我说,我只负责接管田家英的工作,永福堂的警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要由他布置人管起来。他笑了,说这些都是他的工作,当然由他负责,他早就安排了。汪东兴还说,因为中央已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所以他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此事。他问我能否参加,我说我还要和王妙琼等一起查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来不及到会。他说,那么他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我。 五六点钟,王妙琼来电话,说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清点完毕。她说文件早就整理过,很清楚。我叫她与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机要室,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毛选》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楼。 七点多,汪东兴召开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会议,宣布田家英停职检查,戚本禹接替工作。他在会上讲了田家英的各种错误和他同田家英的斗争,还讲了毛泽东对田家英的批评。他讲话的有些内容是我知道的,但是许多内容是我不知道的,特别是我离开中南海的两年间(1964~1966)的事情,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很后悔没有去参加这个会议。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夫人马芷荪,亦属科级以上干部,所以她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 田家英深夜叫我到永福堂见面 这天深夜十一时许,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我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我。我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他说,不,要亲自给我交代一下。我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王妙琼是个勤于职守的女孩,她已经休息,但听到召唤,即刻去田家英处。 我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二百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我来了,就向我交代遗留的文件。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我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见此机会,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他?这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违规操作,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两人有多年的交往。我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我。1957年"反右"时,我被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打成反党集团为首者,他与我们共患难。此案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彻底平反,这就是闻名全党的"八司马案"。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他才敢大胆地、不顾纪律地进行违规操作。但由于我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当时不敢说什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