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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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闻天与毛泽东关系的演变     　　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关系大约可以分为三大阶段，每段又可细分成两个时期，这就是：张闻天在上海中央工作和进入中央苏区后，是他犯“左”倾错误和毛泽东受压的三年多；长征开始到延安整风的六年，是两人相互配合和合作较好的时期，只是头三年中央领导以张闻天为首，后三年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整风后是张闻天离开中央领导做点局部工作和受迫害到死大约各为一半的三十年。     　　（一）红军长征前的张毛关系   　　张闻天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是在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但两人的相知却要早得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们就都已参加了中国少年学会。1920年《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同时发表了两人的入会消息，此后他们的行踪在《少年中国》上又时有披露。因此，作为会友，他们不但互相知道，还会读到对方有关的材料。不过由于毛泽东只是“少年中国”的一员，没有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和有什么出色表现，所以毛泽东本人和官方党史编纂学多不大提毛和“少年中国”的关系，而喜欢大讲毛创办的“新民学会”和《湘江评论》。当然，在张毛关系上，真正有点影响还是1931年张闻天回国参加中央工作后（先任宣传部长列席常委会，从临时中央成立起即出任常委）。在此期间，两人并不相识，也无成见，但却发生了一些相互有关的事情，主要就是张闻天由于执行“左”倾路线，曾参与对毛泽东的批评和压制。例如张多次批评中央苏区领导的“右倾”、“狭隘经验论”，这当然包括，甚至首先指的就是毛泽东。（不过也有批评得并不错的，如1932年4月11日在常委会上批评过去中央苏区“以AB团的问题，而形成党内恐怖”，“肃反工作是成为最大的罪恶”。这也都直接与毛泽东有关。）同年10月6日的常委会上，他不但同意博古批评毛的“保守、退却”和“分散工作的观点”，还提出“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不过由于没有成见，所以张闻天另一方面的意见又起了有利于毛泽东的作用，如反对向忠发兼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而促成了毛泽东出任此职。直到进入中央苏区，张闻天才同毛泽东见面并一起工作。而他下车伊始又参与了博古提出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写文章、作报告，一时表现得异常积极。不过后来他在整风中反省说，“当时我反对罗明路线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在其位，再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从我写的文章中也可看出。”反“罗明路线”特别是反“邓、毛、谢、古”，他也主要是上纲上线写文章，照他在《反省笔记》中所说，追查“江西小组织系统”、“直接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是罗迈。虽然如此，这次积极参加，终究是他的一个严重错误，并在毛泽东心中记下一笔帐，几乎讲了一辈子。   　　不过平心而论，张闻天除参与反“罗明路线”外，总的看来，在苏区近两年，他同毛的关系还算不错，接触也较多，并促成了他们在某些政策思想上的接近和相互关系的靠拢。张闻天先是分管政府工作，后来干脆被调去做政府工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毛仍为苏维埃主席），不但工作关系密切，还比邻而居，来往频繁，不时见面。张闻天接触实际后，政策思想逐渐摆脱“左”的一套，同博古、李德的矛盾趋于激化，其中受毛泽东的影响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军事问题上。对于两人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他就对人说，“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呵。”（指开调查会等。）对两人在苏区的关系，包括张对毛生病的关心、支持共产国际不同意让毛到苏联养病等，时任国民经济部部长的吴亮平曾有较详细的回忆。如说，他们“通过相互接触，达到相互了解，逐渐走向接近。可以说，张闻天同志后来在遵义会议的转变，也是与他这一段时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有关的”。   　　可是有些党史著作却喜欢强调张闻天来到瑞金以后，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对毛泽东毫不了解。其实这是对张闻天《反省笔记》中几句话的误解，属于望文生义。因为就全文的精神看，张闻天检讨的对毛不了解也没想了解，是指自己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应当成为党的领袖人物。被误解的原话是：“同他（指毛）关系也还平常，他的文章，我均给他在斗争报上发表过。但他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过的。”又如另一地方谈到自己“从来没有想抢着当总书记”，然而对博古当总书记，“他爬在我上面，我总觉得他‘不配’！（至于爬在别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等的头上‘配不配’，我当然没有想）。”这里又特意提到毛，可见上面谈的“了解”、“本领”等，都是指毛泽东的路线和领导，并不是真的相处一年半竟“毫不了解”。当然，正如张闻天检讨长征出发前他能和毛泽东合作的原因之一时说的，“我一进中央苏区，不重视毛同志是事实。但并无特别仇视或有意要打击他的心理，也是事实。”因此可以说，张对毛确无成见，进入苏区后也没有反对过毛（他认为反对“罗明路线”不是反毛），但却并不十分尊重，甚至有点看不大起，认为他理论水平不高、性情粗暴等。     　　从毛泽东这方面来说，在张闻天到来前，任弼时、项英等已通过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剥夺了他的党权和军权，早已使他处于半靠边站状态。这时直接压制他的也是博古、李德等，和张闻天则无直接的重大冲突，因此关系“还平常”。并且随着张闻天思想的转变，两人相互了解的进一步加深，还使得后来发展到坦诚相见，相互倾诉对博古中央和最高“三人团”的不满，并准备同他们进行斗争。没有这个基础，遵义会议是开不成的，当然也谈不上此后五六年的合作。   　　但在看毛泽东同张闻天的关系上，也不可忽略另一方面。正如毛毛在《父亲邓小平在动乱岁月》中所说，“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但同时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记怨又记恩，看人和处理人不免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只有那些受个人崇拜影响较深和不了解领导人之间关系的党史工作者才会说“毛泽东是不记个人恩怨的”。所以他在苏区对张闻天的态度还有影响深远的以下几点。第一，张闻天是批评和压制他的“左”派中央的第二把手，曾经参与批评过他，特别是反“邓毛谢古”。这是他长期耿耿于怀，有适当机会总要算帐的。第二，对于张闻天这种初出茅庐，不凭工作成绩和实际经验，只靠从莫斯科带回“几麻袋教条”，就跃居高位，发号施令，他从心底里就不服，甚至鄙夷。第三，对张闻天被大家看作理论家，三天两头写文章，动辄引证马列，既引起他的反感，也对他形成很大压力。这些因素即使在同张闻天合作中也难免时有显露，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造成张闻天后半生不幸遭遇的根子。     　　（二）长征后整风前的张毛关系     　自从长征出发前张闻天把对博古和最高“三人团”不满完全向毛泽东坦白起，他们的关系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相互间不但有了较深的了解（否则不会谈及如此重要和深层的问题），而且有了党内斗争的共同目标（首先是反最高“三人团”的军事路线和专断作风）。这就更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并终于形成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所谓“中央队三人团”，用张闻天的话说，就是“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长征后，两人接近和合作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政见的相同。这可从两方面来说。从大的方面或长远讲，两人都是献身革命，志同道合，也就是毛泽东在整风时说的，在反对蒋介石等问题的大方向上是一致的。从当时情况或近期目标说，他们需要携手进行共同斗争，以改变李德、博古的指挥和领导，从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革命。这是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其他一切问题（如毛的个人恩怨和双方的彼此看不起等）都可暂时抛开或加以搁置，而必须集中力量抓这一当务之急。主客观条件还使他们在这一革命形势和战略大转变时期必须成为主要的一对合作者。     　毛泽东无疑是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和反对“左”倾中央的灵魂，但却不便和很难直接出面领导这场斗争。这是因为：第一，他虽经共产国际干预在六届五中全会上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但却不是常委（或称书记），而且实际上还处于无权地位；第二，从赣南会议和宁都会议被剥夺党权军权后，他同军队的指挥关系和直接联系中断两三年，号召力已大为削弱，何况老苏区的军政干部还调换了一部分；第三，有如黄克诚所说，毛在肃反问题上伤害人太多和组织路线上的偏听偏信等，曾使他失掉部分人心；第四，从共产国际到中共中央几年来批评他“右倾”、“狭隘经验论”等，也有损于他的威信。因此，毛泽东知道，要反“左”就必须首先依靠从“左”倾阵营中分化出来并在中央名列第二的张闻天。虽然他对张闻天看不起甚至鄙夷，但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也为了共同事业，所以“他才用很大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因为“张闻天在中央、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人物，不只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还有他个人的为人和修养”。“只要能说服和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多了。”师哲的回忆录不确切的地方颇多，但这段描述却比较接近实际，证之以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可见，毛的接近和依靠张，是当时的客观需要，是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许多党史著作和个人回忆录，把毛泽东描述成众望所归，说“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这大半是多年以后的认识，也是延安整风为党史学定下的统一口径，有些领导同志这样写《回忆录》则是为了突出自己。其实，会后的许多事实说明，毛泽东的威信当时并未达到众望所归的程度，而是逐渐树立起来的，其中就有张闻天的帮助。如在会理会议上，作为新上任的总书记和会议主持人，他支持毛泽东、批评林彪等人，其作用是无人能代替的。   　从张闻天这方面来说，在广昌战役后已同博古决裂，再经过反五次“围剿”失败和仓皇长征，他对博古、李德的领导和指挥更完全失去信心。由于性格比较孤僻和不善交际，他同苏区领导人的来往、交谈都不多，对最高“三人团”和罗迈更为不满，所以有意见就比较自然地对向无成见又曾在政府一起工作的毛泽东“坦白”了。而毛也有意和他接近，于是一拍即合。加之长征后两人都处于半靠边状态，所以就经常交谈和议论起来。张闻天虽进苏区近两年，还参加军委，经常讨论打仗，但终究是个文人，除战略等大的方面有一定认识外，对打仗的具体问题并不熟悉。因此这方面就听信毛泽东讲的，对毛也更加佩服。由于长征途中争论越来越尖锐，张闻天更进而萌发改变领导的念头，并同毛、王（稼祥）等一起展开了对博古、李德的斗争。他的这种变化，主要是出于思想觉悟，为了拯救革命，正像他整风时说的，并不是想争当总书记。事实上，遵义会议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由他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他还是再三推辞，拖了二十来天实在推不掉才接任。     　当然，遵义会议能开好，王稼祥也是立了大功的。他比张闻天觉醒得还要早，跟人酝酿交谈的也更多，但说他“投了关键的一票”却是言过其实。因为第一，他是在长征前的五中全会上才补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在中央的地位与邓发、凯丰等相当，其态度不可能起决定作用；第二，他因负伤，所担任的军委副主席和总政主任，在长征出发前就已分别由项英、李富春代替，遵义会议前他既无实职也无实权；第三，他从未进过中央领导核心，在军队中并无太大影响；第四，遵义会议上除博古、凯丰二人外，绝大多数都“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已形成共识；并不是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只有一票之差，所以根本就谈不上“关键的一票”。由此可见，许多党史著作一直重复毛泽东有意抬高王稼祥和贬低张闻天这一论断，还是受着“两个凡是”和“句句是真理”的传统影响。如果一定要讲“关键的一票”，倒应该指周恩来。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起的作用最大。因为他作了“反报告”，为会议定下基调，又受委托起草决议，最后还当选为总书记。但实则不然。当时是最高“三人团”专政，他虽排名博古之后，却并无实权。加之一直处于行军打仗状态，军事第一，他在军中又没多大影响。周恩来可就不同了。他不但是中央常委和“三人团”成员，而且实际上是中央红军的统帅，威信高，影响大，对于改变“左”倾方针和领导，真正起着关键作用。试想，如果周恩来不从“三人团”中分化出来，将会是什么情况。事实证明，他一站出来，博古、李德就没辙了。所以，陈云在所谓《传达提纲》中要特别标出他，说是“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会议还决定他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毛泽东只是他“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都可看出他当时举足轻重的作用。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新领导集体，其重要特点之一是毛泽东当选常委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张闻天出任总书记后一开始就着重抓两件事。一是实行集体领导，发扬民主。他鉴于博古过去领导独断专行，所以在他主持下开会较多，特别是开始时。这就是毛泽东后来批评的，“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成立“三人军事小组”后会已减少，但重要问题仍要集体讨论决定，绝不搞一言堂。毛泽东虽然不喜欢开会，但在成为领袖前还是要求适当多开会，使他的意见有发表机会并被采纳。二是重视发挥毛泽东在军事上的作用，“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因为从长征起他就非常佩服毛泽东的军事才能。“二次回遵义后，我看出周恩来同志领导战争无把握，故我提议要毛泽东同志去前方当前敌总指挥。”随后他又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成立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三人军事小组”。长征途中，先后经过沙窝会议和1935年9月12日的俄界会议，才在他的主持下，先后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工作和出任红军缩编后的陕甘支队政委。从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军事指挥系统中的地位就完全调了个个儿，由毛为周的助手变成了周为毛的助手。还应指出的是，红军到达陕北后，在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1935年11月3日），又经他提议和会议通过成立新的中央军委（名义称西北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最后，还是在他主持下召开的洛川会议上（1937年8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国红军中的最高统帅地位。     　单从上列的军事方面即可看出，《人民日报》记者钱江和范伟国的下述论断之真实可信：翔实可靠的资料证明，张闻天在担任总书记的三年多时间里逐渐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一步步将毛泽东推向党的领袖的岗位，并且“扶上马，送一程。”   　　不但军事问题，而且在整个党对各条战线的领导上，作为总书记的张闻天和作为红军统帅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也是互相尊重、密切合作，作到了珠联璧合的。在他们的领导下，粉碎了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胜利完成长征，把陕北变成领导全国革命的圣地，特别是实现了从内战向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他们合作之密切，从这件事也可看出：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到1938年9月的六中全会，单是两人联名（多署”洛毛“）发出的电报有档案可查的即达286件。对他们来说，一生中两年内与人联署发电可能没有比这再多的了。毛泽东虽然分工主管军事（后来加上外交，即统战），但有关方针政策和其他重大问题，张闻天也总是要和他磋商，注意征求和尊重他的意见。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彻底转变的瓦窝堡会议（1935年12月），就是二人相互尊重、密切合作的典型例证。这是我们前面说过了的。而且会后由毛泽东传达决议精神报告（后来标题为《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积极分子会议，也是由总书记张闻天亲自主持的。   　　两人在重大问题上的相互支持、紧密配合，还能做到放弃自己原来的不成熟意见，接受对方的正确建议，体现了领导集体内的平等相待和民主作风。如处理西安事变，毛泽东就很快改变了他审蒋除蒋的一时想法（后来还作了检讨），同意了张闻天”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和争取”妥协派“的主张，也就是和平解决的方案。因为正像日本学者安藤正士所说，张闻天一开始就解决了如何对待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两个难题，为”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定下了基调“。而在红军东征问题上，则是张闻天放弃了他原先主张”北上宁夏“的方案，转而支持毛泽东东征山西的建议。当时一些人对渡河东征思想不通，博古、王稼祥反对，彭德怀犹豫，林彪不久前还提出把重点放到陕南。但张闻天坚决支持东征，不计较一些人的闲话（如王稼祥说他没主见，是跟毛泽东跑的”泥菩萨“），反而表示自己也要”到红军中去“，并代表常委宣布：“中央领导随主力行动”，后方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局，显示了总书记亲自出征的决心。   　　直到1938年，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合作都是党中央总书记同红军最高统帅之间的合作，实行集体领导，各按分工行事。张闻天尊重毛泽东对军队的指挥领导，但其他重大问题也征求毛的意见。毛泽东除分工所管外，对其他问题如有意见总是向张闻天提出或建议开会讨论解决，而不越俎代庖和随意插手党务、组织、宣传等其他部门的具体事务。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也是历史事实。但是延安整风创建的党史学，为了突出毛泽东，总要把事情说成是：虽然从组织上讲张闻天是总书记（1982年起还按陈云一个人的意见改成负总责），但出主意的还是毛主席，一切大政方针都是毛主席决定的。有的甚而说，张闻天“作风民主，对毛很尊重，处处以’配角‘自居”，保证了毛泽东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其实这些既无事实根据，道理上也讲不通，只是人云亦云。这主要还是由于这些党史学家严守延安整风定下的框架，只顾重复已有结论，而不顾历史事实。其实，张闻天本人在延安整风时那种强大压力下写的《反省笔记》，也只是说能开好遵义会议他“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其他更多说的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一条战线上。即以我们上面列举的处理西安事变和召开瓦窑堡会议这两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而论，张闻天显然起了政治领导作用，绝对不能视为“配角”。至于遵义会议并未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集体领导，我在第一篇笔记中就已作过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但是也必须指出，张闻天同毛泽东这种总书记和红军统帅之间的合作，经过1937年《十二月会议》特别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主持日常党务工作的书记同正在形成中的全党全军领袖之间的合作。从此，在毛张关系上才可说张闻天做了“配角”，而且从整风起，连“配角”也不再是了。如上所述，《十二月会议》在组织上的变动就是在名次上毛泽东排在了第一位。这当然不会是王明、康生辈的意思。从事前（苏联着重宣传毛泽东）和事后（六中全会上王稼祥的传达）的情况看，显然是在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意图。这大概是与会者都有所理解的。而张闻天不仅心领神会，而且立即付诸实际，加以贯彻。正像许多后人和同代人的评价，他是个光明磊落、豁达睿智的人，从来不争权、不图名，多次表示并不热中于当领导，而是对理论和研究工作有兴趣。三年多名副其实的总书记，在历史赋予的角色中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杨尚昆就说，“自从他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以后，一改过去党内那种家长制、一言堂的恶劣作风，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团结协调，互相配合，革命事业顺利发展。”现在，这一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从革命实践中成长起来并得到上（共产国际）下（党内干部）认同的领袖已被“扶上马”。面对这一新的形势，他不恋栈、不消沉、激流勇退、甘当配角，全力支持毛泽东的领导（这一变化也反映在联署电报上。1938年毛张联名发报已大为减少，且署名顺序毛在前的为多，不像以前绝大多数为“洛、毛”。六中全会后，他们的联署电报已基本上没有了）。除做好按分工担负的份内工作外，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还在两个问题上对毛泽东起了重大作用。

       一是支持毛泽东对王明及其他反对意见进行斗争。“十二月会议”后毛泽东虽已排名首位，但处境却有点孤立。这是因为：一来王明有点闹独立性，甚至想把中央移到武汉，不愿延安使用中央名义；二来领导上对某些问题的认识还未取得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总是同毛泽东站在一起，根据不同对象和不同问题，有时用领导人联署形式如毛、洛、胡（刘少奇）等，有时用书记处名义，发出指示或答复问题，保证了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毛泽东方针的贯彻执行。与此同时，他还一再提出要把总书记职位让给毛，因毛不同意而拖了下来。他在《反省笔记》中说，“六中全会期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我的方针还是把工作逐渐转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同志留延工作后，我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我实际上是做了宣传教育部门的工作。”既然张闻天这时还保留着总书记（起码是书记处书记）的头衔，那么毛泽东要和武汉的王明进行斗争，没有张的同意或签署，怎么可以用书记处名义或代表中央意见呢？可见在毛泽东成为实际上党的领袖后，张闻天的支持仍然是极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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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在理论问题上张闻天也对毛泽东有不少帮助。延安时期是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与政策的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期，也是毛泽东本人理论创作的鼎盛时期。在这方面，他得到张闻天一些直接和间接的帮助，也就是说张闻天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做出过不小贡献。中央到陕北后，张闻天长期主管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他重视理论，组织学习，对毛泽东钻研理论从正反两方面都起了推动作用，包括书籍供应、研究空气、无形压力等。直接贡献那就更多了，毛泽东思想中不少问题都可找到他的踪迹，一些名词也是他在党内首先使用而为毛泽东所沿用的，如“党八股”、“文化人”等。这里只举两个理论上的例子，以见一斑。一是关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论述。张闻天留学苏联回国不久即参加了三十年代初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所起作用，有如参加论战的一位积极分子薛暮桥所说，“张闻天同志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胜利的奠基人。”此后，他先后在江西共大和陕北红大，亲自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内容包括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领导、前途等。到1938年我上抗大时已编成讲义，连同他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合称《中国问题》，成为一门必修课。后来《毛选》所载《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容与之大同小异，而且其中有的章节张闻天还分工参与起草。又如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实际上是第一次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全面系统总结。而关于抗日战争战略的持久战问题，他从1935年11月起草《瓦窝堡会议决议》起就曾一再提出。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他关于抗日战争战略是持久战的论述更引起热烈讨论，会上毛泽东也作了精辟的概括。持久战的战略方针逐渐形成全党共识，“由毛泽东充实、发展并构建为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于1938年写出了《论持久战》。

　　

举这几个例子（实际上要比这多得多）只是要说明，在张闻天和毛泽东合作的过程中是一种互助的关系，而且很难说谁对谁帮助更大些。过去那种毛泽东是教育者和张闻天只是受教育者的说法（包括张的检讨和毛的认可），是不完全合乎事实的，是个人崇拜的一种表现。

但是，最后必须指出，在两人合作得很好的这几年中，相互间也还存在有隔阂，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对日后却有重大影响，所以先要简单一提。从毛泽东方面来说，首先是因为同张闻天的合作多少带有勉强性质。他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但却不得不保持某种“君臣”关系（他戏称张为“明君”，自己为“大帅”），心中自然不服。所以他对师哲说，“在长征路上，他才用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同张合作竟感到痛苦，其不得已之情溢于言表。随着他权力的上升和对张闻天需要的减弱，在同张的关系上就显得越来越不耐烦了。而且这种厌烦情绪竟保持了一辈子。其次，他同张的作风、性格、爱好等也相差甚远，造成看不惯和谈不来。他把张闻天看成“洋房子先生”，“言必称希腊”（指马列），只了解苏联一些表面情况，对中国则“一事不懂”。而从张闻天这边看，他通过长期实践固然越来越佩服毛泽东的领导与军事指挥才能，但同时也觉得实在不好相处。一是感到毛这个人容易猜疑和记怨，而且很历害，在一起共事得处处留神（小心谨慎）。二是可能对毛的不大谈马列和新文化（特别是世界文明），而是言必中国“故纸堆”，有点不以为然。三是正像黄克诚所说，毛喜欢顺着来的人（像康生之类），他却不屑于此，也学不会，同毛合作有点出于相忍为党，因而被毛批评为清高。总之，由于双方存在诸如此类的因素，所以相互合作主要是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缺乏私交，感情不深，做不到推诚相见。

　　张闻天同毛泽东的这种合作关系到1941年就结束了。而且随着上层整风的开始，张闻天也就永远退出了中央领导。

（三）延安整风后的张毛关系

　　从1941年到1945年的整风期间，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检讨者和批判者的关系。虽然这时张闻天还保留着政治局委员的名分，但已不起相应的作用，甚至有些意见都没处提（例如他不同意抢救运动，但直到最后才同任弼时私下谈起）。有关这期间的情况，后面将有一章专门谈到，这里暂付阙如。

　　延安整风以后，张闻天虽然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可是实际分工，只负责一个中央材料室，这是中央各部门中最小的一个单位。一个政治局委员，只管一个只有四五个人的小单位”。正好不久日本投降，中央决定开辟东北工作，他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决定和自己深入实际，就恳切要求去东北做地方工作，并迅速得到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从此，他就永远结束了同毛泽东一起工作的历史，先是变成一种间接的（即中间隔了几层）领导和被领导关系，1959年后，连这种关系也告中断，完全被毛泽东打倒了。

　　我是1945年跟张闻天一起到东北的，1949年起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以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大意如下的一段话：在我看来，张闻天的革命生涯中有两段时间显得最为辉煌。首先是他担任总书记那几年，主持中央工作，为实现中国革命的战略转变、开展抗日统一战线新局面，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其次就是在东北先后担任合江和辽东省委书记期间。这两个省，地方都不大，但工作比较全面，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性，容易发挥他的聪明才智。

　　在东北工作期间，除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外，张闻天和毛泽东一直没有见过面，大概也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因为那时毛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指挥解放战争上，而张却是完全从事地方工作的，即使对毛泽东有报告和建议一般也要经过东北局。但张闻天的大体情况和重要意见，毛泽东还是有所了解的。例如关于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盈利分红问题张同刘少奇的争论，后来他就明确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意见。应该说，张闻天在东北的四年地方工作还确实显示出了他的理论水平和领导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掀起的土改中“左”的偏向就被他顶住了。还有些重大的理论与政策问题意见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吸收采纳，如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构成等。当然也有些好的意见没能引起应有的注意，如解放后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对发展资本主义持积极态度，农业合作化不能操之过急等。对这后一点，薄一波曾叹惜其因未受到“充分重视”而造成农村工作的损失。当然，这些都与张毛关系无直接联系，只是说明延安整风后两人地位的根本变化和张虽仍持积极入世态度但已起不到很大作用了。

　　正当张闻天兴致盎然和得心应手地从事地方工作之际，1950年他被调去做外交工作，派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先是刘少奇等提议由章汉夫出任此职，并请示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毛同周恩来商议后复电改派张闻天。这一调动除表明当时对外交工作还不熟悉和对联合国工作的重视外，从张毛关系的角度看，也从工作性质、国际惯例、实际情况看，更不排除有“贬官”、“外放”之意，而不是过去人们说的表现了毛对张的器重。这样考虑的根据是：第一，“外交工作授权有限”、驻外使节只是执行政府指示、承办些国内委托的事务性工作、参加日常交际活动、反映情况等，且毛泽东在张闻天出使前还特别提醒他：“不说话是金，少说话是银”。第二，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多为大使衔的副部长级，当时苏联东欧国家还没有见到有政治局委员出任此职的；第三，因外交工作授权有限，社会主义国家常对一些“特殊人物”派出国工作，含有“外放”、“贬谪”之意，如苏联1933年派反布哈林斗争中被撤去教育部长职务的卢那恰尔斯基任驻西班牙公使，1957年派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的莫洛托夫任驻蒙古大使，1953年维辛斯基由外交部长降为副部长、任驻联合国代表；中国党建国后派定为“教条宗派”并因对整风有点看法等原因在七大中委选举中落选的王稼祥为首任驻苏大使（毛泽东曾一再向斯大林告状，一次还当面指王十年内战时整他）等；第四，张闻天从未做过外事工作，而在延安时就从事外交（外国和国民党）工作的重要领导干部并不少，如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等；第五，联合国去不成，张闻天即被改派为驻苏大使，以代替生病的王稼祥；第六，张闻天在驻苏大使任内曾通过陈云要求改行做经济工作。陈云写信告诉他，毛主席对他有看法，认为他骄傲，表示不拿下他的政治局委员是不好另行安排工作的。第七，1952年苏共十九大，中国党派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出席，团员有中央委员饶漱石、陈毅、王稼祥，候补委员刘长胜，然而却没有时为政治局委员的驻苏大使张闻天。其政治歧视太过明显，即不论党内地位，也不合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惯例，当时一些外国人就觉得奇怪。

　　改行不成，张闻天就决心搞一辈子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了，而且是一心一意，乐此不疲。十年外交工作中，延安整风后所受歧视有增无减，政治局委员的虚位和实际职务间的差距继续拉大。早在东北，非政治局委员的同志如李富春等任东北局副书记时，他就只任常委兼一个小省的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出任驻外大使的，在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也是罕见其匹（据我所知，只有一位保共政治局委员，因系长期流亡苏联的一位老太太留下做了保加利亚驻苏大使，不久即死于任所）。在大使任内，他同毛泽东既无直接工作关系，也无直接个人联系。与其他大使不同的，可能就是他经常积极通过外交部向毛泽东并中央反映情况和提建议，但很少听到有什么回音。后来周恩来感到工作实在太忙，对他做外交工作也还满意，遂建议调他任外交部副部长协助周主持常务。这又开创了共产党执政国家一个政治局委员当副部长的也许是空前绝后的特例。1956年，时隔十一年（七大党章规定为三年）召开党的八大，张闻天作了充分准备，打算以《论和平共处》为题作个发言。按理，一个政治局委员要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发一次言实属正常，但却并未获准，说是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有陈毅一篇发言就行了。因为在这之前好久就已内定陈毅代周恩来兼外交部长，所以一直不让张闻天在这方面多出头（从1955年起，许多外事活动，如参加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陪总理出访、接见重要外宾的陪见等，已多由陈毅出面）。

　　张闻天十年外交期间同毛泽东的关系，一般说来也还是正常的。毛泽东绝不会重用张，张自己也明白，并已安心于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开拓，做到了尽心尽责，而且建树不少。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常有分析和建议报送毛、周；对外交业务和内部建设更做了许多开创性和奠基性的工作。但他仍然忧国忧民、一直注视和考虑全局问题，有时也向毛写信报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对毛泽东定下的方针路线以及各项政策与作法，他都贯彻执行，照章办事。他一贯谨言慎行，从未表现出对毛的不满。但也使人感到，他对毛是有意见的，缺乏某些领导人那种“主席不离口”的崇拜感情。帮他起草文章或他自己亲笔写，一般都不用查找和引用毛泽东的语录。（例如他要我起草的在八大二次会上的发言《关于美国经济危机》，在《红旗》创刊号发表时，最后引毛泽东的话作结束，就是陈伯达给加上的。）平时看毛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由于历史关系，夫人刘英过去同毛较熟，过一段时间总是建议一起去看毛，他多以“主席那么忙，又没什么事，打搅人家干什么”为词推托。据我几次目睹，他见到毛除谈正事外（或没正事，如参加跳舞），就只是沉默寡言，倒是刘英在旁可以搭上话。总之，使人感觉到张闻天同毛泽东之间存在着无形的隔阂。

　　在毛泽东方面，本来就看不起张闻天，延安整风后就更不在话下了。对张闻天喜欢发议论、提意见，他并不以为然。有些他认为正确的意见而加以采纳，也只是视为“从群从中来”，并不认张的帐，如关于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张的一些报告，他至多是批给大家看。如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时，对张报上来的在外交部务虚会上的总结发言《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曾批示：“印发各同志，很可以一看。”也就如此而已。实际上，建国后毛对张已越来越厌烦，有时讲到历史问题也是有意褒王稼祥而贬张闻天（如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在毛看来，延安整风后张闻天内心并未服，思想并未通。因为延安整风树起的一个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就是以对毛的态度划线。此后，随着个人崇拜的不断升级，这一标准也越来越严。个人崇拜的天然要求是歌功颂德和少提以至不提缺点与批评。张闻天并不是不了解这点，但他从思想上就反对个人崇拜，既不会歌功颂德和顺着来，又喜欢揭露缺点和提意见，所以使毛越来越反感。下面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张1958年4月到上海、杭州参观访问，26日写信向毛泽东汇报，本想在肯定和赞扬大跃进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和缺点，后经一再考虑，定稿时还是删去了要提的缺点和意见，只剩下赞扬。毛看后认为是张的进步，遂于5月8日回信说，“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意你。在延安时曾对你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我对你热情欢迎。”接着说，上述看法，“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了。但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转录这么多，不但是为了说明毛喜欢报喜不报忧，也为了活灵活现地显示出毛的“帝王”气魄，对张闻天这个“臣下”已毫无平等可言，同时还暴露他对搞崇拜自己的人很容易受骗（所以康生“值得信赖”）。因为不久后的事实证明，张闻天并没有“通”，而且真正脱离群众、“不大懂实际”的也不是张闻天，恰巧相反，而是批评者自己。否则中国的生产力和生态环境不会遭到那样严重的破怀，不会有三年困难和饿死三四千万人。从发展轨迹看，进城后两人的思想就渐行渐远，距离越来越大，个人关系也日益变得貌合神离。张对毛是敬而远之，毛对张是厌恶、歧视、以至侮辱。特别是政治路线和思想作风上的分歧，使他们之间的冲突成为不可避免，并终于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爆发了。而其结局又说明，延安整风立下的以毛划线已发展成铁的纪律，个人完全凌驾于一切党规国法之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再经历二十多年的苦难（反右派、大跃进、三年困难、社教四清、“文革”十年），也就没什么奇怪了。

　　张闻天一直忠于马克思主义。庐山会议后他虽受着屈辱的待遇，不断的批判，不断的检查，还从1962年9月起被“专案”审查，取消参加中央会议和阅读中央文件的资格，但仍孜孜不倦地钻研马列理论和中国的实际问题，写出了大量笔记和文稿，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但由于当时的处境，他不得不采取一些特别的做法，即送请毛泽东审阅指正的文稿，都是较虚的理论问题和反修、颂毛的学习笔记，另外一些确有见解、虽尽量含蓄但仍顾虑有犯忌内容的材料，就没有上报。例如《张闻天文集》收集刊印他在庐山会议后的文稿共三十篇，其中除一篇关于集市贸易问题给毛并中央的报告、一篇谈纯理论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外，其余二十八篇都没有报送过毛。其实，就是报送毛的许多读书笔记和报告文稿，毛也基本上不看。据说连那篇谈集市贸易的报告都没看，还是从康生咀里听到的。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康生进谗言说，张闻天现在和孙冶方又在搞利别尔曼一套。毛说，好啊，让他们去上街（指闹事）。那篇建议开放市场的报告也就成了张闻天的翻案活动和一项新的重大“罪行”。

　　张闻天虽然对庐山会议以来的批判内心并未服气，正像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承认的：1962年1月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使我觉得我在庐山会议上发表的一些观点是没有多大错误的，会上的反右斗争是过火的。但他为了照顾大局和使自己能留在党内，还是不断地检讨，特别是寄希望于毛泽东并经常写信。据《张闻天年谱》主编张培森统计，从庐山会议后到去世前共给毛泽东写了三十二封信（先多后少）。内容主要是顺着毛的恭维的话和提点要求，如：附送报告文稿和《读书笔记》、汇报思想和工作以至被斗情况、对重大政治事件的表态、要求作结论和分配工作以及要求接见等。可惜，毛泽东没有再见过他，他的信也大多没有下文。庐山会议后对他的认罪信，毛有“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的批示，并曾送给他看过，此后他再没得到过任何回信。据《张闻天年谱》记载，仅1960到1962年，张给毛就写了十三封信。毛有批示的七封。其中五封只是批给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传阅和存档。另两封有些内容。一封是参加八届九中全会后致函毛，表示拥护毛的讲话，并恳切申明“里通外国”是“实属莫须有的事情”，但仍决心放下包袱，做好中央分配的调研工作，“无负于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尽的责任”。毛1961年1月22日看过批道：“已电话告张闻天同志，信已收到，看过，同意他对问题所取态度。”另一封是参加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后给毛的信，表示拥护刘少奇的报告和毛的讲话，并附送《关于苏共危机的感想》一文。毛于2月22日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说，“张闻天同志来信一件，意见一件，请考虑印发常委、书记处各同志，再加陈伯达、康生、定一同志。请他们研究一下。此人是个动摇分子，累犯错误。他说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此信也从侧面说明，毛对“七千人大会”和刘少奇报告不尽如意。1962年后，毛对张的来信已很少置理，只有1965年对来信中的两封批示传阅存档。但是毛对张闻天并没有置诸脑后和不再关注，包括紧张混乱的“文革”时期。和一些有意为毛泽东开脱的说法（如胡乔木所说，在“文革”中毛对彭德怀、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人在什么地方、受什么虐待等情况都不知道）相反，毛对以前的中央领导人，包括早己打倒的张闻天，一直都极为关注。

　　“文革”中批斗和游斗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北京大概是无人不晓，何况毛泽东。而且对张闻天的待遇、处理和行止，毛也一直在关注着，无人可擅自作主。例如1968年3月15日“王明、苏修特务专案组”报告：鉴于张闻天的“罪行”和态度，建议将他和刘英送卫戍区“监护”。康生4月12在报告上批示：“张闻天问题要请示主席林副主席。”1968年5月17日谢富治手谕：“中央决定叛党叛国分子张闻天、刘英二人在家实行监护”。1969年10月20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宣布：毛主席批准解除监护，张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为战备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此后，张一再给毛写信，要求调回北京，恢复组织生活和分配点工作。1974年1月19日，周恩来批示要汪东兴落实毛泽东指示，让张、刘参加地方党的生活和工作。1月20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即通知恢复张、刘组织生活，享受县（团）级政治待遇。后来张给毛写信，“希望回到北京生活和养病”。10月18日毛答复：到北京住恐不合适，可另换一地方居住。据此，张要求以上海为养老地点，但被驳回。最后获准去无锡安家，住不到一年即病逝于此，他和毛泽东的生前联系也就自然中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张毛二人谈不上有什么私交和个人友谊，也没有多少学术交流和学问磋商，连聊天的共同语言都不多，他们的关系主要是建立在共同革命理念上的政治上的结合。那么从政治着眼，也就是过去强调的提到路线的高度看，张毛关系的这三大阶段大概可归纳如下：第一阶段，即长征前，基本上是张闻天错误和毛泽东正确。说基本上，是因为张也有正确的地方，如反对文艺界的关门主义和在苏区同博古的斗争等；毛也有错误的地方，如肃反中错杀几千干部战士和逼出“富田事变”又错误处理等。这个时期虽然还不能说毛有一条完整的正确路线，但当时是军事第一，而毛在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和战略战术等根本问题上还是正确的。第二阶段，从遵义会议到全国解放。这期间，虽然中间夹了个延安整风，双方地位有极大变化，但政治路线上一致，基本上都正确。第三阶段是建国后的二十多年。在这个长时期里，毛泽东也有一些建树，但就全局看，基本路线是错误的，其根源大多可以追溯到延安整风。张闻天基本上是跟着毛泽东走的，但在许多问题上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历史证明，这些看法是正确的。因此总的看来，可以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基本上是错的，张闻天基本上是对的（只是就思想而言，行动上还得执行毛泽东的）。这三个阶段，还可用张闻天自己检讨的话说，就是：遵义会议前，“当时我在中央工作，我是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还有点分庭抗礼的味道”，整风后开始信服，只是对审干有过意见；“对主席过去革命时期的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是相信的（革命胜利也已证明），但对这一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办法，是否行，有怀疑。”

　　最后就相互态度来说，则可分为这样三个阶段：遵义会议前，张对毛是轻视与忽视；毛对张是内心看不起，表面还得应付。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前，张对毛是尊重与崇敬；毛对张是表面尊重，实际上仍看不起。从整风起直到“文革”，张对毛是既有个人崇拜，又有不满和意见，而且天平逐渐后倾；毛对张是不平等相待，政治上压制，人格不尊重，从批评的讽刺挖苦到借口打倒，使张闻天过了三十年的一半失意和一半屈辱生活。但就张闻天来说，他始终忠于毛泽东，如同在庐山和接着的第三次全国外事会议作检讨时所说，他的动机只是想提醒主席和中央注意，尽早认识与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绝无意要反对毛主席，更谈不到打倒了。他说，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就是谁想打也打不倒。这确是他至死未变的想法和态度，因而对他后来的遭遇一直就感到委屈。平心而论，遵义会议后，张闻天确实对毛泽东只有合作、拥戴，而没有一丝一毫对不起的地方。

　　关于张毛关系就写到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张毛的关系悠久而曲折，一本书也说不完，所以只能挂一漏万地做点简单回顾；第二，我是有意识地在这些叙述中尽量排除主观的猜测和设想，甚至连我同张闻天十多年的接触与谈话都不加引用，更不用说主观的估计和判断了。对双方关系力求做到实事求是，“不虚美，不隐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