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鸥文革回忆《迷茫》续11（上）

何华民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11）上                                              22.第一次炮打张春桥
　　1月16日，我第一次见到自称天下第一狂生的胡守钧，他微黑，23岁，清瘦、说湖北官话，从外表看像一个老实淳朴的乡下青年，谁也不会把他与才思敏捷，语惊四座联系起来，和他一起到巨鹿路“炮司”总部来的还有风度翩翩的肖昌雄。胡守钧刚从北京来，他说的第一句话就使我们楞了一楞：“上海的权要落到野心家阴谋家手里了，这个人就是张春桥。”“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想过，我们要调查。”周谷声对张春桥有些不满，因为张春桥在北京接见“红革会”，不接见“炮司”。“夺取上海的权，仅仅是第一步，他的最终目标是要进入中央。”大智若愚的胡守钧分析道：“上海的台阶很高，往上走一级就可以进入中央。上海第一任市长是陈毅，58年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第二任市长是柯庆施，6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两个都是从上海市长，直接跳入中央的。”我有点不以为然：“张春桥不是现在就在中央吗？”“张春桥不能算是在中央，中央文革是个临时机构。以后要撤除的，”胡守钧像答记者问，“北京揪出了陶铸，上海有没有陶铸式的人物？如果有，就把他揪出来！”胡守钧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耿金章不能代表人民，张春桥能代表人民吗？如果他真是胡守钧说的野心家阴谋家，我们红卫兵就应该义不容辞地把他拉下马！
　　1月17日傍晚，许云飞气宇轩昂地从延安医院回来了，一点也看不出生过一场大病。他一回来就这也指责，那也不看不惯，好像从另一个星球刚回地球似的。许云飞是个学马恩列毛著作的书呆。他从医院回来，带回许多厚厚的大部头的书，他正儿八经地与我、周谷声商量“‘炮司’要整风，通过整风，才能完成毛主席交给的夺权任务。”我说我反对，这不是斗争大方向。
　　1月22日，海员医院。“炮司”全体人员几百人在海员医院大礼堂开会整风。我代表核心小组作“炮司”工作总结报告。我说张春桥来到上海，不能立刻接受新事物，在工人的帮助下，在“炮司”的督促下，张春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陈伯达认识了电文的错误——我的话被台下的喊声打断：“红鸥，你胡说八道，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凌驾在中央文革小组之上！”我泰然自若地回答，“这是事实，事实本来就是这样。”许云飞作了《纠正炮司若干错误思想》的整风报告，这是他的得意之作，是他活学活用毛泽东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结果。他认为我是“炮司”左倾错误的代表，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代表的正确路线不遗余力地在与我斗争。我的“左倾盲动”少不了被他批得体无完肤。他是严肃认真的，正正经经把整风当作一次战斗。我并不服气，但想到他生病刚好这点上，我不想与他争。
　　1月23日，“上三司”杀进康平路，再次夺权。
　　下午，新上海公社筹备会议在淮海中路上海党校召开。“红革会”、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都参加了这个会议。徐景贤把调整五次的公社常委和委员名单送给张春桥审查，“炮司”也是常委之一。我和周谷声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场上碰到胡守钧和肖昌雄，我们四人就坐在一起。周谷声喜欢叫我一起外出开会，我们俩虽无承诺，连手都没有握过，却心心相印，配合默契。
　　1月15日，赵全国宣布夺权，要张春桥接见，张春桥不理他，赵全国积了一肚子气。16日。毛泽东支持上海夺市委、市人委的权。消息传来，赵全国信心倍增，反过来不理张春桥，张春桥通知他参加23日的筹备会，他一口拒绝。会议在礼堂举行，徐景贤“当仁不让”地做主持人，他脖子上围了一条格子线围巾。张春桥阴沉着脸，一件很厚的军棉大衣把他包了起来，使别人看不透他，姚文元也来了，照例是眼睛往上翻，看着天花板。
　  张春桥的发言是从骂赵全国开始的，骂赵分裂造反派，骂赵破坏大联合大夺权。张春桥说：“我把上海的运动向主席作了汇报，我告诉主席，上海有人提议张春桥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市长，姚文元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和上海市副市长。主席说：这种由群众提名选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做法很好。”“哗”徐景贤带头鼓掌，小小的礼堂掌声四起，我、周谷声、胡守钧、肖昌雄四人坐在台下，拒不鼓掌，全场只有我们四人没鼓掌。胡守钧把两只手拢在袖子里，冷眼相看。我们彼此心照不宣，都十分反感张春桥利用毛主席的威信抬高自己，反感张春桥控制上海的夺权斗争，反感张春桥自封第一把手，反感张春桥破坏“夺权应实行全面选举制”的契约。这一切，已有人密告徐景贤。以后徐景贤多次把我们这次举动批为炮打张春桥的罪证，说整个会场就他们几个不鼓掌，说明他们炮打张春桥是有预谋的。
　　老天！不鼓掌也成了罪状了，中国到底什么时候才有民主？
　　开完会，我和周谷声急于回去，因为“炮司”整风会议还在继续进行，胡守钧、肖昌雄把我们送出大门，我提出疑问，“不是说要选举嘛，为什么还不选？”胡守钧一针见血地说：“张春桥根本不打算让各革命造反组织协商推举第一把手，而是自封第一把手，急于夺权，急于做第一书记，是急不可耐的。”胡守钧还说他要留下来，继续观察，看张春桥、徐景贤在玩什么花招？
　　海员医院的整风会，风向全变了，从整自己转为整张春桥。“炮司”红卫兵、复旦学生马培骏正气凛然地站在主席台上，向大家宣读张春桥的罪状。他先讲了复旦的形势，“上三司”和“东方红”已经联合起来炮打张春桥；接着读了复旦战报，念了复旦红卫兵搜集的张春桥材料，有张春桥策动徐景贤造反、经济风等。整风会变成了炮打会。
　　筹备会议结束后，徐景贤提出找赵全国辩论。张春桥正中下怀：“好啊！通过辩论，认清大是大非。”胡守钧跟着徐景贤、潘国平上了一辆吉普车，车开到华东局，他们下车后，走进了华东局大楼，找到赵全国。徐景贤指着赵全国的鼻子责问“你为什么要单方面夺权，你的野心不小。”赵全国犟着脖子说“我们夺权是毛主席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资格过问。”双方你一句我一句，争得不可开交。胡守钧对辩论不感兴趣，就去找人了解夺印经过。等他调查完毕，徐景贤等人不见了，问门房值班才知道徐景贤他们乘吉普车走了，车上还有被他们硬拉上车的赵全国。这是一起绑架事件，是张春桥策划的，胡守钧敏感地想。
　　赵全国被徐景贤扣上“政治扒手”的罪名，在监狱里关了七年。第二天，王洪文派人砸了“上三司”，“上三司”开会被迫转移到地下，像解放前地下工作者一样，有时开一个会要转移几个地方。
　　1月23日晚，胡守钧回到复旦大学四号楼二楼。把他的怀疑告诉方农（“炮司”红卫兵）等“东方红”的红卫兵：“上三司的赵全国今天被绑架！出面的是徐景贤，后台老板是张春桥！张春桥还没上台，就迫不及待地用特务手段了，他要上台更不得了了！”   “决不能让他上台！就凭他用特务手段，就可以断定他是阴谋家野心家！就应该打倒！我们没有权利等待反革命绞杀革命。我说我们立刻写大字报揭露张春桥！”汪在银大义凛然地说，他的脸由于激动而涨得通红，他年轻的热血在血管里越流越快，从他容不得半点邪恶的心里腾湧起的激情几乎把他窒息。
　　“我说应该刷大标语，大标语造得出声势。”
　　“现在外面都是拥护张春桥当第一把手的大标语，我们在这些大标语下面贴反对的大标语。”
　　“对，把全上海都刷满，连夜去刷，张春桥一觉睏醒起来一看，全上海反对他，肯定吓一跳。”
二十几个红卫兵你一句，我一句把向张春桥宣战的大事决定下来了。真是少年侠气肝胆同！最后是署名问题。胡守钧说就署孙悟空战斗队！
　　开完会，胡守钓等学生从复旦出发刷反张标语了。  “东方红”许多战士参加了“炮司”，因此也是“炮司”红卫兵。老汪头他们臂带“炮司”红卫兵袖章，骑着装满浆糊桶、白纸、墨汁、排笔的黄鱼车，在南京路，淮海路等主要马路刷了一夜大标语，当他们刷完最后一条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时，已是24日凌晨。（参加刷标语的还有复旦“反复辟”战斗组的成员，1970年，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原因盖此）。
　　他们刷的标语如下：
　　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谁欺骗毛主席就打倒谁，警惕陶铸，王任重式人物！
　　谁在蔡祖泉问题上欺骗毛主席决没有好下场！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
　　每条标语的署名都是“复旦孙悟空战斗队。”“孙悟空”向张春桥开了第一炮。
　　1967年1月4日。北京。陶铸突然遭受迫害。江青在接见湖北揪王任重的造反团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1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的问题，我们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1976年后陶铸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
　　24日。上海的市民从睡梦中醒来，看到满街的反张标语，惊喜参半。上海人喜欢轧闹猛，喜欢自由平等，不喜欢受人摆布，受人控制。现在看到居然有人敢反对罩着中央文革副组长光圈的大人物张春桥，大家感到刺激心跳，急不可耐地等待看一场好戏。徐景贤看到这四条标语，头痛了：刚解决“上三司”，又冒出“孙悟空”！上午。胡守钧被叫到上海党校，全市造反派头头都在。
　　“今天早上上海出现了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同志的大标语，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同志们，在大联合大夺权的时候，突然杀出这么一支队伍来，不是值得令人深省吗?”徐景贤先声夺人，他还把毛主席和张春桥联系在一起，企图利用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态达到他制服胡守钧的目的：“如果对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稍有一点阶级感情的话，那么就不会写出这样的标语来。”他勒令胡守钧收回四条标语，否则后果自负。胡守钧说了一句话，仅仅这一句话就击败了徐景贤精心准备的一箩子废话，他说：“炮打张春桥不是炮打毛主席，根本谈不上反革命。”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立即引起在座的造反派共鸣，几乎谁都有因为写党委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的经历。“徐景贤，警告你，不许你把‘孙悟空’打成反革命，强烈抗议你把‘孙悟空’打成反革命！”周谷声极富正义感，他挺身站出来帮胡守钧说话，他是代表“炮司”参加会议的，是这天会议上唯一站出来支持胡守钧的人。他因此得罪了徐景贤。潇洒倜傥的劳元一（复旦大学学生、市红革会负责人），正醉心于今晚“红革会”的重大行动，他不想对这件事表态，采取观望态度。他对徐景贤说：“你太激动了。”“工总司”代表，其他造反派头头都不表态。徐景贤看到大家采取观望态度，也有点慌了，但他不会轻易承认自已的失败，他又生一计：“胡守钧，你们有什么材料？什么根据？摊出来给大家讲讲，摊不出来收回大标语。”
　　“中国的语言是丰富的，我们的观点都在这些大标语上。”胡守钧用的是外交辞令。
　　周谷声说的话远比胡守钧多，他说：“‘孙悟空’写的这些大标语仅仅是对张春桥有些怀疑，张春桥为什么不能怀疑？张春桥是否革命左派，应该回到上海来接受上海革命群众的考验，不允许怀疑就是执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谷声还要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的红卫兵表态，此人推托说，“这件事我们还要看，还要调查。”周谷声听了极不满意，心想你们怎么变得不像造反派了。
　　中午，周谷声打电话到巨鹿路。要“炮司”核心小组成员到党校开会。我、许云飞，还有华纺“东方红”的负责人胡正坤、李继恩（因为华纺“东方红”集体参加“炮司”，故核心小组增加胡正坤李继恩二人）飞速来到党校，周谷声把我们带到食堂，他讲了胡守钧炮打的前前后后，讲了上午党校发生的事，最后他讲：“徐景贤要把‘孙悟空’打成反革命，我们抗议，这是我拟的几条标语，你们看一看，同意的话立即贴出去：”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张春桥为什么怀疑不得？
　　不许把“孙悟空”打成反革命！
　　徐景贤你胆敢把“孙悟空”打成反革命，小心你自已。
　　造反派要永葆青春！
　　胡正坤说：“这几条标语拟得好。张春桥是不是左派值得怀疑，市委宣传部烂了，身为宣传部部长的张春桥却是左派，这不通。”我恨不得举一百双手赞成周谷声，我说：“运动初期，学生贴党委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今天你徐景贤也来步他们的后尘，‘孙悟空’只是刷了几条怀疑张春桥的大标语，你徐景贤就迫不及待地企图把‘孙悟空’打成反革命，你不让揭张春桥的问题，这正说明你心里有鬼，你有鬼，我们偏要捉鬼，让事实大白于天下。”许云飞不同意，他说“孙悟空”没有材料，放空炮是风头主义，我们不要去跟他们。我提出，“大家投票，少数服从多数。”固执的许云飞丝毫不让步，他坚持晚上开核心小组扩大会议，他执拗地说“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一件大事，必须让炮司的骨干分子讨论决定。”
　　晚上，在巨鹿路召开“炮司”核心小组扩大会议，约有四十多人参加。周谷声谈了上海的形势，当讲到大街上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时，他说“孙悟空”的观点就是“炮司”的观点。当讲到张春桥向主席汇报上海有人推荐他当市长时，会议乱了，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张春桥欺骗毛主席，他为了做市长自己搞的;也有的说，即使主席同意这种推荐方法，也不会同意张春桥做市长，主席同意巴黎公社式自下而上的选举，而不是由他任命，如果他同意张春桥做市长，不就变成了自上而下的任命吗？ “张春桥在上海出席二兵团大会，在北京接见了耿金章，看上去他既支持‘工总司’，又支持‘二兵团’，实际上是分裂‘工总司’，张春桥确实值得怀疑。”林翌气愤地说。许云飞说他对张春桥早就怀疑了，为什么接见“红革会”，而不接见我们“炮司”？提到“红革会”，许云飞一肚子气：“‘红革会’很霸道，欺侮许多小组织，结果这些小组织都跑到我们炮司来了，师院、一医的炮司不甘忍受‘红革会’的欺侮，和他们打内战。我们总部要替他们出头。”“对，”不少人附和，有人甚至说“红革会”的后台是张春桥，我们可以通过打“红革会”看张春桥的态度。二医孟四达说：“上海的当务之急是不让野心家阴谋家篡夺上海的党政军大权，‘孙悟空’已经把问题提出来了，应该直接炮轰张春桥，没有必要绕圈子。”我是中学生，与“红革会”从不打交道，所以不可能对“红革会”有看法。我赞成孟四达，反对与“红革会”打内战。我说：“为了对革命负责，必须审查张春桥的历史，看他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我们‘炮司’一直跑在运动前面，这次也不能落后。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贴出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我们大方向是对的，是符合《十六条》精神的，巴黎公社在自己的旗帜上写道‘人民有权随时撤换公职人员’，我们也有权撤换张春桥！”策略家许云飞坚决不同意现在炮打，他认为没有材料乱轰是不策略的，应该先搜集材料。他批评我：“红鸥，你不要再搞左倾盲动，乱轰就是左倾盲动。”“你才是右倾保守。”我不甘示弱地还击。
　　无记名投票的结果，许云飞的意见获得多数票。1月25日。“炮司”与“红革会”打内战的标语大量上街：红革会头头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最大的机会主义者，最大的布哈林分子。
　　1月24日23:20分，“红革会”拉上“工总司”及正在筹备的“农总司”（即上海市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夺得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各区委、区人委图章共计23颗。他们处在胜利的喜悦中，哪料到“炮司”向他们开炮。
         . . . . . .                                                                      未完待续

何华民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11）下
25日。“炮司”参考消息第四期刊登以下重要消息（原文）：
（一）炮打司令部
1关于张春桥的材料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1）安亭事件
   （2）公安局事件
   （3）柴油机厂事件
   （4）罗恩鼎、郭仁杰、朱永加、丁学雷造反问题
   （5）上海市委、复旦党委倒台问题
   （6）复旦化学系总支副书记死的问题
   （7）电影局、外事处运动初期贴过张的大字报
   （8）红革会
   （9）杨西光、曹荻秋交待情况
  （10）蔡祖泉的问题
  （11）经济风
  （12）文静的问题很大
   ……
　　我到“红反会“找方劲戎，他是大同中学出类拔萃的优等生，写一手好文章，参加过北京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当他听我谈了张春桥的疑点后说：“你们还漏掉一条重要的材料，解放前张春桥写过不少文章，他有一个笔名叫做于执。应该查一查他写的文章里有没有毒草，这是重要的线索。”我请方劲戎搜集到张春桥写的毒草后立刻告诉我。
　　张春桥在接见红卫兵时，“红反会”司令高建武突然被捕，罪名是他企图行刺张春桥，从他身上搜出匕首。（1967年4月，市革会扩大会议上宣读了高建武无罪释放的决定。）真是荆轲式的神话，张春桥也太疑神疑鬼了。
　　胡守钧借用了“炮司”的一辆宣传车，在上海街头打游击，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孙悟空”写的《为什么——20个问张春桥》，这张传单还糊满上海的大街小巷，胡守钧破釜沉舟，准备与张春桥决一死战。
　　周谷声告诉我振奋人心的消息，他已经和王洪文交换过意见，王洪文对张春桥扶植二兵团有一肚子意见：张春桥似乎特别欣赏耿金章，他在公开场合上称赞耿有能力，鼓励耿把二兵团拉好，扩大影响；张到北京去，只让耿到飞机场送行……老王同意“工总司”在炮打张春桥问题上持中立，他说他们还要等一等，看一看，他已经布置“工总司”造反队员，不要覆盖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和传单。
　　1月26日。市“红革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劳元一很有君子风度，他不计较“炮司”刷“红革会”的大标语，反而称赞“炮司”有眼光，胡守钧看问题看得很准，“炮司”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制定了绑架徐景贤，从他身上挖张春桥材料的行动计划。“红革会”的二处搜集的情报说“炮司”在搜集炮打张春桥的材料。
　　同日，我回到海员医院，向海港工人和“炮司”海港纵队的红卫兵作炮打张春桥的动员报告。张鸿祥刨根问底：“你有可靠的材料吗？”我觉得他问的好怪，我说：“要什么材料？就凭张春桥自封第一把手，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这一条就够下台了。陶铸不是因为一句话就被打倒了吗？等你把材料搜集好，事情调查清楚了，人家早把他打倒了。”
　　我们头脑发热，清一色的顺向思维，都认为炮打张春桥必胜。只有上海中学的一个男生逆向思维，他说：“你们炮打张春桥，肯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为什么？”我不服气。
　　“你们打倒张春桥，有没有经过中央批准？”他反问。我嗤之以鼻：“同志，文化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不是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要什么中央批准？”
　　１月27日。我和张鸿祥等七八个红卫兵到《解放日报》报社搜集张春桥的材料，我憋着一股气，许云飞老是说没有材料没有材料，我要挖出点惊人的材料给他看。柯庆施曾经说总有一天我要领着群众把《解放日报》砸烂时，张春桥正好是总编。
　　报社里乱哄哄的，象一个杂乱无章的车站。我们走进报社，看见一群戴领章帽徽的解放军在高呼口号：“《解放日报》１月２６日社论是大毒草！坚决造《解放日报》１月２６日社论的反！”
　　太好了！解放军也看出《解放日报》报社的问题了，他们走在我们前面了，不用说，我是坚决站在无产阶级专政柱石解放军一边的。我们在报社里找到纸和笔，写了一张声援解放军造反的大字报，送到解放军手里。
　　我们又自说自话找了一间空房间，在门口贴上一张纸，上书“上海市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驻《解放日报》社联络站”这间房间就“正式”成了我们的办公室。我们先后找了八个工作人员，有工人，也有知识分子，向他们了解《解放日报》夺权经过，以及张春桥的情况。我们的调查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那时的人很怪，观点相同，什么话都告诉你，观点不同，守口如瓶，把你看成敌人，什么话也不肯说。
　　很快，我们得到了两条重要线索，一是张春桥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时写过不少坏文章。二是有人因反对张春桥而被捕入狱。
　　“炮司”的复旦红卫兵炮打张春桥最踴跃，马培骏四处奔波，搜集了二十页张春桥的材料，方农要“炮司”的高干子弟回家找一找张春桥的开会记录以及他的历史材料。
　　老汪头背着一个大书包，见人就拍拍书包说：“张春桥的材料有一书包，文艺界的材料还没有发表啦，张春桥在我的头脑中是定了性的，我二个月的粮票带好了，准备出去流浪，张春桥是反革命两面派，是两面派就可以打倒。”
　　每当想到大脑袋的老汪头扬言要象吉卜赛人一样去流浪时，我都忍不住要笑出声来，老汪头有些偏激，但酷爱自由又使他显得多么可爱。
　　１月27日深夜。“红革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徐景贤劫持到复旦大学，要徐景贤揭发张春桥。
　　张春桥亲自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区，调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四个摩托排和一个步兵连，分别包围了复旦大学和市委党校。
　　“镇压学生运动决没有好下场！”
　　“什么人派兵镇压红卫兵？”
　　“我们要向毛主席汇报！”
　　“红革会”不畏强暴，与师政委徐海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的连连质问使徐海涛无言可答。
　　张春桥通知徐海涛撤走了部队。
　　1月28日，张春桥派兵镇压“红革会”的消息传遍上海，上海人民的愤怒到了极点，掀起了倒张运动的高潮。
　　“红革会”在街上刷了数不清的标语：
　　打倒张春桥，火烧姚文元！
　　镇压学生运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
　　张春桥不等于中央文革！
　　……
　　当天晚上，上海展览馆咖啡厅。“红革会”和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们质问张春桥：“是谁派兵镇压学生运动？你说，旧上海市委是修正主义的，你也是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你难道不是修正主义的？”他们还要张、姚读“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段毛泽东语录。张、姚狼狈不堪，于29日凌晨回兴国路招待所。
　　1月29日晚。失踪几天的周谷声突然出现了，我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被红革会绑架了，关了三天，要我抛张春桥的材料。林翌也被师院红革会绑架，至今还未放出来。红革会欺人太甚，火力侦察居然侦察到我们头上来了。”周谷声气得脸色惨白。
　　我和周谷声知心印心，情同手足，看到他受伤害，我很难过，我为他抱不平：“他们算什么红卫兵，乱抓人，乱绑架，不要文斗要武斗，只有土匪做得出这种事情”。
　　为了怕“红革会”找事，“炮司”一百多红卫兵转移到国棉十七厂礼堂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
　　胡正坤满脸通红，心头的火全都窜到嘴上：“现在形势很紧张，红革会到处乱抓人，我们只好到这儿来开会，防止红革会来冲会场。周谷声、林翌都被抓了。给大家讲讲形势，我们要准备再当一次少数派，准备受围攻。”然后他讲了自己对张春桥的怀疑。
　　我向大家汇报了海港纵队搜集的张春桥材料。最后天真的我说了句天真的话：“我们是国家的主人，有权罢张春桥的官！”
　　许云飞是个有头脑的人，他知道炮打张春桥不是闹着玩的，弄不好，真会戴上反革命帽子。不象我想得天真。所以他一直小心谨慎，要大家先整材料。
　　当28日张春桥派兵包围复旦的消息传来，他变了，变成另一个人了——一个满怀战斗激情的斗士了。现代北洋军阀向手无寸铁的学生举起了屠刀，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他跳上国棉十七厂的桌子，学五四青年，举起右臂，发出激动人心的呐喊：
　　红卫兵战友们，一场围剿反革命二面派张春桥的战斗已经打响，我们要准备再当一次少数派，准备上山打游击，准备去坐牢。为了保卫毛主席，我们愿，愿把牢底坐穿！让我们向毛主席宣誓：“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许云飞的话不幸言中，在场的红卫兵几乎都进了张春桥的牢房）
　　许云飞只有在这个时候，光彩夺目，形象高大，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使我为他骄傲。许云飞这次“赤膊上阵”，“反逆流”时，得了一个“王光美式人物”的雅号。
　　许云飞的眼睛和我们的眼睛都闪着异样的光彩，我们愿为自由而战！自由属于人民！我们沿着巴黎公社的足迹前进！我们，十八九岁，二十挂零，正是最富幻想，最富牺牲精神的年龄。能为我们最爱的红司令毛主席献出我们年轻的生命，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与此同时，复旦已是自由的天了，复旦大学，复旦附中各派“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红教工”等九个群众组织联手炮打张春桥。
　　复旦大礼堂人满为患，室外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屋里却似艳阳当空、热气扑面。赵基会（复旦“红革会”）、安文江（复旦“上三司”）、胡守钧针对目前形势发了言。胡守钧双目如电，闪着追求真理的光芒，他呼吁停止内战，各派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会议进行中，台下有人喊炮打张春桥，原来开会时并没有这个口号，经台下有人呼喊，全场的人都同意了，大会主席团还收到满满一书包支持炮打张春桥的条子。会议开到最高潮，决定第一、明天上午8时举行全市“炮打张春桥”游行示威（卅日晨一时半又改为下午先在人民广场开全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会后游行），第二成立上海市“炮打张春桥”串连站。会上还对明天的行动作了以下分工：“红革会”揪张春桥。其他组织分头通知全市造反派开会。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人民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恩格斯）的巴黎公社原则即将在上海出现。
　　巴黎公社原则万岁！
　　一千余个复旦师生扛着浆糊桶，夹着整卷的白纸浩浩荡荡从复旦校园开出，连夜上街刷炮打大标语和海报，每个人的心头都洋溢着必胜的信念。
　　半夜，几个红卫兵到巨鹿路告知我们复旦三派联手炮打张春桥的盛会，并通知下午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
　　徐景贤被劫持到复旦文科阅览室，除了不能出阅览室门外，享有其它各项自由：可以说话走动会客打电话等，“红革会”对他们的“俘虏”还是很优待的。因此，最早向张春桥报告30日要开全市炮打张春桥大会的人还是徐景贤，深夜他通过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张春桥。
　　1月30日凌晨。 张春桥办公室。
　　张春桥找出1月27日王力与姚文元通长途电话的记录以这份记录为基础，亲自用铅笔起草了“特急电报”，签署日期为1月29日，经别人誊清后，又由张春桥自已批示“印八开，20万份，立即出动宣传车，广为宣传散发。”以下为张春桥自已发自已收的“电文”。（《大》第185页）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特急电报（原文）
      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同志并转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
      （一）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最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张春桥同志和姚文元同志，指向中央文革小组，而不是指向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完全错误的。
      （二）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无理绑架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的同志，必须立即释放，并向他们道歉。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保护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扣押了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是十分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四）各群众内部之间的争执，应当采取协商和谈判的方式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绑架，拘留等非法手段。
      （五）希望上海红革会的同学们，帮助红革会的某些负责人立即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你们要同他们划清界限。我们将采取必要措施，一切后果应由制造这次事件的红革会某些负责人和幕后的操纵者负责。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张春桥命令王洪文调几万“工总司”造反队员守在交通要道，不让游行队伍上街，王洪文连声称是。
　　张春桥命令王洪文调几十辆宣传车上街，宣传中央文革急电，王洪文也连连称是。他除了说是已经不会说其他话了。他想重新获得张大人的信任，唯有加倍为张大人效力。
　　张春桥又急令徐海涛，部队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上街镇压游行队伍。
　　天蒙蒙亮，巨鹿路上来了一辆宣传车，开始广播“特急电报”。我被吵醒了，心里有一种出事的预感，手忙脚乱地穿上衣服，冲出女宿舍，外面是条走廊，站着几个睡眼惺松的男生，看样子还没有睡醒，脸上却满是惊惶和懊丧。我连招呼也没跟他们打就冲出大铁门。
　　大事不妙，外面的世界全变了。我向广播员要了一份“特急电报”，拿纸的手象筛糠似地发抖，我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中央文革居然会反对炮打张春桥，《五、一六通知》不是说要揭露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吗，为什么不让我们揭露？
　　《解放日报》社人流如川，空气却沉闷得窒息，谁也不说话，低垂着头，眼神里露出痛苦和失望。
　　印刷车间里，一只大怪物正在往外吐“特急电报”，每个字都是红颜色的。
　　一夜之间，世界已经180°翻转，我认不出这个世界了。突然四周旋转起来了，我慌忙抱住一根柱子才没有倒下，我定了定心，问一个印刷工人：“电报是不是真的？”
　　他毫不含糊地说：“当然是真的，哪个狗胆包天敢伪造”。
　　街上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全部被“特急电报”复盖。
　　人民广场炮打张春桥的大会谁也没有说不开，实际上是谁也没有去开。
　　一张薄薄的电文居然阻止了上海红卫兵的自发行为，中止了由“孙悟空”发端的第一次炮打张春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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