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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
1981年春，我第一次随团去美国。当时从北京还不能直飞美国，全国只有上海才有民航定期航班飞旧金山。那时普通干部和职工在国内出差还不能乘飞机，我第一次出国乘飞机，那可是个新鲜事儿，当然要在机场候机厅逛逛了。 报刊曾报道，首都机场有幅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这幅画曾引起一场风波。有人说，在首都机场这样重要的公共场所，出现裸体壁画，是否“有伤风化”？壁画揭幕后不久，有关方面迫于批评压力，用一层薄纱罩住了少女的裸体，……。境外媒体还报道：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当时正在内地投资的霍英东说：“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一幅壁画被赋予了政策风向标的特殊含义，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争议。这究竟是一幅什么画呢？我们几个年青人都想借到首都机场的机会亲眼看一看。我们在候机厅到处串，最后终于被我们发现了，遗憾的是壁画有一部分被木板遮挡住了，我们估计那儿就是裸女部分了。因光线不足，我们也没有看清壁画内容，只有怏怏离去。 前几天，分别五十年的发小来访，他已是国家级舞台美术设计师。我们在闲聊中谈到首都机场壁画，他说这幅壁画描绘的是傣族人民泼水节狂欢盛景，由担水、分水、泼水、跳舞、沐浴、求偶等部分组成，共画了一百多个人物，是用丙烯颜料绘制的。这些人物体形十分优美。好像现在已拆掉了……。 据搜索，2002年，机场航站楼装修，许多媒体关注机场壁画的命运，呼吁留住机场壁画，但并没得到机场呼应。袁运生一直以为壁画就这样被拆掉了，谁知，航站楼装修后，壁画还是保存了下来。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因为吊顶的缘故，泼水节的顶部被盖住了50公分。......机场壁画完全成了一次装修的牺牲品。机场壁画就像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各时期的镜子，折射着文化的尴尬处境，它的命运令人啼笑皆非。
首都机场裸女壁画风波 新京报 引子 李瑞环支持艺术家作画 大概1978年底的时候，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张仃先生找到我，要我参加首都机场壁画的创作小组。他是组长，我是副组长，还召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家，其中有我弟弟袁运生。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我们都没有想到，在艺术创作上能获得如此巨大的解放———画什么、怎么画，都让艺术家们去讨论决定，领导既不参加讨论，甚至也没有签字审批。 以前可都是领导出题目，让画什么我们才敢画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我们获得的创作机会，和李瑞环有很大关系。 李瑞环当时是机场建设总指挥，有一天他把我叫到他家去，谈这个壁画的工作。 李瑞环说，我们国家很穷，而且外汇储备很少，建机场的许多原材料都要到国外去买，难度很大，需要精打细算。比如说机场里边的墙面，都按外国机场的装修方法，要花很多钱。 “我们有这么多艺术家，为什么不能搞搞创作呢？”李瑞环说。 我听了感觉他早有想法，把壁画形式运用到机场，既省钱，又有文化意义，一举两得。 而且他还很懂艺术规律。当时在座的还有全国政协管文艺的领导同志，我们要向李瑞环汇报壁画创作的具体计划。 关于什么题材，什么风格，李瑞环说：“你们艺术家去讨论，自己选定题材，文责自负就行了。” 这个自由度一直保持到最后，我们的画稿定出来要具体施工的时候，送去给李瑞环审批，他都不签字，说这是“艺术家的事，我没有资格来批准”。 我们选题的时候，确实非常民主，没有受到干扰。 画家们聚在一起讨论，最后定下来要画的，壁画总面积将近500平方米，除了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还有张仃的《哪吒闹海》、祝大年的《森林之歌》、张国藩的《民间舞蹈》、肖惠祥的《科学的春天》、李化吉和权正环的《白蛇传》，以及我的《巴山蜀水》等七幅。 其中包括传统重彩画，传统水墨画、陶瓷拼镶画、腐蚀玻璃画、磨漆画、丙烯画、油画、贝雕画等。当时，被美术界公认为1949年以来中国美术工作者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 所有作品风格、题材和要用的材料各有不同，我们认为，这是能代表国家艺术水准的。 高潮 机场壁画揭幕好评如潮 我们中央工艺美院这个壁画专业，从1957年挂牌以来，从来没有真正搞过一次壁画。这次机会太难得了，大家都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就住在机场，一天到晚都在画。 张仃先生每天早上还要点名，像军队里一样。画《巴山蜀水》之前，我去实地写了三个月生，袁运生也去云南呆过很长时间，然后才能画出《泼水节》。 我们创作的时候，日本画家、东京艺术大学校长平山郁夫得知消息，带了一帮人过来，住在我们壁画工作室，拍摄创作过程，并和我们谈话。 平山郁夫回国后，在日本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国首都机场壁画，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将要有一些大动作，改革开放的号角会在艺术领域吹响。 这样一直画到1979年10月，首都机场壁画才正式揭幕。 来了很多领导和艺术界的人，绝大多数都叫好。 看到《泼水节》那几个傣族裸体女子的形象，艾青说：“我胆子大，要在人体前面照个相。” 陪同邓小平参观壁画的王震说：“这是科学。”他把我们几个画家叫过来，说：“你们都坐我跟前，没有椅子的就坐在地上，听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他说，你们知道谭嗣同吗？ 我们说知道，谭嗣同是湖南人，是王震将军的老乡嘛。 王震说，谭嗣同老早就讲过，你们为什么见了人体就害怕呢？人体器官只不过是科学上的称呼罢了。谁要再反对，你们就来找我，我支持。 后来邓小平也来看这幅画，那天他特别高兴，看得很细致，说：“为什么有人反对画人体啊，这有什么好反对的。” 李先念说：“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 邓小平说：“我看机场壁画很好，应该出画册，要是能在城里画一个更好，让老百姓都能看到。” 因为机场离市区太远，当时的交通也不如现在方便，可是每天车水马龙，好多人就是专程去看这个壁画。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在报告里突出提到首都机场壁画在艺术上取得的特殊成绩。以前，我们只能画政治题材，从此以后，山水花鸟、农村城市、历史题材等等，都可以画了，百花齐放。 反复 争议壁画遭布蒙木板挡 壁画刚刚揭幕的时候，就有人觉得，这个裸体画放在机场，人来人往的地方，是不是不妥。 有关壁画的争议风波，其实不光是艺术观念上，对人体的偏见，也有美术界的人事问题搀和在里面。 看到张仃先生带领我们这些人做出了成绩，有些人不服气，出来指责我们。 当时反对的人主张修改，不能出现裸体，至少要穿个裤衩，或者不行就干脆撤掉。让（袁）运生去修改，（袁）运生不去，他绝对不会去改自己的作品。 于是又让我去改，我说，没有听说过哥哥给弟弟改画的道理，改了就闹笑话，让外国人看到，中国人画了个人体又去改掉，不是很滑稽吗？ 可是反对的声音还是很大。为此，1979年年底，有人以中国美协的名义专门组织过一次现场批判会。因为画的是傣族女子，组织批判的人从中央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前身） 找来很多傣族学生，整整一车，拉到机场这幅画前面，让他们批判。 开始的时候，主持批判会的人说，今天我们召开这个现场会，请大家来给这张画提意见，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顾忌。动员了以后，有的人说，我们解放以后已经有鞋穿，有高压线、拖拉机了，为什么你画的人物脸上没有笑容，也没有高压线、拖拉机，还光着脚丫呢？这不是侮蔑我们吗？ （袁）运生出来解释说，这里画的是傣族的历史，不是现在。泼水节的故事在傣族民间传说里，就是说有个魔王总是欺压百姓，后来被傣族少女杀死，人们泼水冲洗魔王留下的肮脏血迹。这幅画表达了傣族人民追求幸福的愿望，是很有诗意，很浪漫的。 但经过（袁）运生这一解释，傣族学生都觉得这幅画很好，要说有意见的话，也是觉得还没有把傣族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更全面地表现出来。 整个现场会中，学生没有对画中的裸体提出意见，搞得组织者很失望。 但有关方面为了平息有些批判者的怨气，画还是被挡了起来。先是1980年加了个纱帘，好像给裸体女子穿了件衣服，后来到了1982年又用三合板挡上，这一遮一挡持续了十年。 1982年，袁运生去了美国，一呆就是14年。没出国前，（袁）运生虽然在美院呆着，但是自从此壁画被人批判后，他的画作，无论什么题材，都被枪毙。单位都不敢用，因为这个壁画“有问题”，因此（袁）运生有问题。他当时在中央美院壁画系教书，不能画壁画，干吗在那儿呆着，消耗精力？ 1982年，美国有一所大学邀请他去做访问艺术家，他就去了。 曲终 亚运会壁画裸女不再遮掩 一直到1990年9月，北京要开亚运会了，机场负责人把我找去，让我看看这些壁画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修补。我说有一种丙烯保护液，透明的，涂在壁画上可以起到保护作用。这种保护液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可以捐出来给机场用。 负责人听了很高兴，说那你就来弄吧。我说有个问题，（袁）运生那个画现在被挡着，该怎么办？是涂完保护液再继续挡上，还是就这么露着？ 这位负责人说，他也做不了主。我说，干脆我做主吧，把挡板拿掉，不会出问题。小平同志都说过这幅画好，还怕什么？这个是艺术，不是反革命。人家西方记者来了，看到你机场这里还有东西挡着，肯定会笑话的。 机场负责人也知道中央领导都看过壁画，听我这么一说，也就下了决心，说，袁先生您看着办吧，我们只要干净好看就行。 我就从美院里找来十几个学生，把挡板拿掉了，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涂好了保护液。 所以，说来也很简单，本来就不算个事，有些人非要把它闹大，最后还不是说拿掉就拿掉了？难怪李先念同志要说“少见多怪”。 从此以后，这个位于首都机场老航站楼（1号航站楼）中的壁画，再也不用挡着了。 □本报记者武云溥实习生赵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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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26 1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