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鸥文革回忆《迷茫》续20

何华民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20）

39.她惨死在群众暴力下

      1970年1月31日，一个冬天还未过去，春天还未来临的日子。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主要内容是：

      一、要放手发动群众。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使群众认清，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打击帝、修、反“别  动队”的斗争。……

      二、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

      三、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清敌我，区分轻重。

      四、要大张旗鼓地、广泛深入地做好宣传、动员。

      五、要统一掌握批准权限。按照中央规定杀人由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报中央备案。

      六、要加强领导。必须首长负责，自已动手，具体指导，深入实施。

事隔4天，2月5日，即中国人传统节日大年三十，又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一打三反”运动自即日起在全国开展。

      据统计，1970年2月到11月共10个月内全国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捕了28.48万多名，杀了数千计的人。不少案件属于冤假错案。同年8月20日坚决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党的好女儿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无期徒刑，后来被改判死刑，就是一个典型的错案（《大》第337页）。

      年三十，我们上海知青聚在韩村知青屋吃年夜饭，插姐插妹插哥插弟 “狠狠”“涮”了一顿，大大“进补”了一番。几块木板拼成一张长桌，摆着平时我们吃不到的年货，有咸肉、风鸡、香肠、酱带鱼等，有的是从上海的家里带来的，有的是亲人寄来的。那年头，几乎家家都有知青插队，家家都勒紧裤带省下钱来支援我们。恩奶常年吃自腌的青头萝卜干，省下钱买了带鱼用酱油酱了后晒干，寄给我和大弟以及在贵州遵义插队的小弟。我四弟（侯卫星）说，为了支援姐姐哥哥插队落户，他长到12岁没穿过一件新衣裳。插弟“大画家”（叶宝森）是个孤儿。在饭桌上，是众插友的重点关心对象，姐们不断为他夹菜，哥们不断与他碰杯。他来者不拒，一饮而尽，豪放得像蒙古牧民。众插友也不甘落后，全都放开肚皮吃。吃！10个多月没吃过好菜了。吃！吃了这顿又该吃“窝窝头﹢玉米糊”了。“大画家”鼻梁上架一副眼镜，菜色脸，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他颇有绘画天才，只比唐伯虎差那么一点点。他画过我，把我画成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乱蓬蓬的短发，圆圆的脸蛋，弯弯的月牙儿眼睛，厚厚的翘嘴唇，绝对神似。我这个人就是长不大。优点是天真，缺点也是天真。心里有什么，脸上就表现什么。大骗二骗最喜欢我这号人物。“大画家”喝得乐不思蜀，突然两手撑地，趴在地上。我们吃得兴头，看见他学狗爬，忍不住笑起来。“大画家”不理我们，一门心思朝前爬，似乎嘴里还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笑得更历害了，“小朋友”把嘴里的饭菜喷得一桌一地，我笑得两肋都痛了，肚子像要掉下来。他还是不理我们，一脸凝重，像要去炸碉堡。谁也没有心思吃饭了，围着他拍手跺脚喊口令：“一、二、一……”

      门外，漫天风雪已经平静，好一个粉装玉砌的世界，诗一般地纯净可爱。“大画家”爬出门外，就“哇”地一声吐了起来，吐个胃朝天，把刚才吃的连同早上中午吃的全部吐了出来。唉哟，我的妈呀，原来“大画家”喝多了！我们全都笑倒在雪地里，滚在一起。身下是半尺厚的雪，好暄好软，我们好舒服，这是老天爷对我们到兰考插队的嘉奖。在上海，哪有这么美这么厚这么好玩的雪啊。

      年初三晚上，在知青屋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说是7点开会，结果到9点才开始，这不能怪社员，队长为什么不给每个社员发块手表呢？（队长买不起呀！那时一天的工分值只值6分钱，就两只大饼的价。）我和插妹们到打麦场上抱来一小捆一小捆的新稻秸，放在地上，供开会的人坐。抽着烟袋的老大爷总是先来，等到抱娃娃的大嫂进来时，这表明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双贵戴着个火车头帽子进来了，一身当地农民打扮，上身不穿内衣，光胸穿一件对襟黑棉袄，下身穿一条肥腰折叠式黑棉裤，脚上是一双“慈母手中线”的黑棉鞋，他30出头，喜欢把头发剃光，留一个铁青的光葫芦脑袋 ，就是在冬天也不例外。好事的我问他，为什么要剃光头？他说俺村水少，俺剃光头，可以省下不少洗头的水。听得我肃然起敬，差点没学他也剃光头。他有一个习惯，说话前先摸光脑袋，咧嘴傻笑几声，好像给听众陪个不是，然后再开口说话。别看他傻呼呼，却是一条热肠热肚的汉子，听说有一年冬天，队里没草喂牲口，他把自已家里的草全部捐出来，队里的牲口保住了，他家的3头羊因为没有草吃而饿死了。双贵站在屋中央，小学生背书似地传达白天去县里开会的情况，他的记性不错，“一打三反”文件的内容讲了不少，可惜不知重复了几遍。我们都极有耐心听他讲话，因为我们——会场内的一多半人都处在半梦半醒之中，屋里空气混浊，烟臭味、汗酸味、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熏得人昏昏欲睡，连吸烟的老大爷也半闭着眼养神。最后双贵说，县革委会要求各村组织民兵护村队，日夜巡逻，决不能让阶级敌人进村破坏，他们胆敢来破坏，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名单他已经商量好了，今天晚上就开始巡逻。

      满囤年龄和他差不多，复员军人，穿得蛮神气，旧军棉袄，旧军棉裤，说起话来却慢声细气，象个害羞的大姑娘。他开始念民兵名单，没念几个名字，就被“呼——鸣啊——”的巨响打断了，乍听像景阳岗猛虎下山时发出的吼声，半梦半醒的人一下子惊醒了，待到弄清楚吼声是我弟弟发出的打鼾声时，又一下子咧嘴大笑起来。我连忙推推身边的弟弟：“大弟，醒醒，醒醒。”大弟睁开一双大眼睛，像不认识我似的看看我，眼一闭又是一长声 “呼——鸣啊——”，大家又哄笑起来，这回连满囤也撑不住地笑了。

      天未亮，我被“咚咚”的敲门声吵醒。我连忙起身，披上仿军棉大衣，拉开门栓，大弟带着一股寒气闪进来，那张淳朴憨厚的脸满是惊恐：“三姐，昨天晚上民兵巡逻队打死一个人。”“是谁？”我大吃一惊，头皮直发麻，头发一根根竖起来。“是个外村的女人，谁也不认识她。”

      事情发生在半夜，一个外村的女人跑到韩村，正巧碰上民兵巡逻队。民兵们阶级斗争的神经正高度紧张着呢，一看“阶级敌人”送上门来了，立刻大吼一声“站住”。女人吓得魂飞魄散，撒腿就跑。“抓活的！”民兵们学着电影上的镜头追了上去。哪知女人在雪地里跑得飞快，他们拚命撵也撵不上，要不是女人摔了一跤，他们只能空手而归。女人被拖到知青屋，民兵要她老实交代，到韩村来是偷东西还是搞反革命破坏？女人什么也不说，只会“哇哇哇”地乱叫。“打！这孬牲不老实！”几个民兵火了，操起木棒，铁锨就打。女人不停地惨叫，“哇——哇——哇——”的声音在寒冷的夜空里显得特别凄历……“我看这女人好像是疯子，不像反革命。”小恼听大弟讲了很长时间，她缩在被窝里，忍不住发表自已的看法。“我也是这样想，我在旁边看，越看越觉得她是个女疯子，连话都不会讲，只会发哇哇哇的声音。“大弟说。“我最讨厌打人，不管是疯子还是反革命，都不应该打。”我气愤地说。“我没有想到。”大弟老老实实地说：“谁也没有想到不应该打。一屋子看热闹的人都没有想到。人都打疯了，……”“简直是法西斯暴行！双贵呢？他不管？”我气极。“他后来来了，也没说什么。”“你有没有参加打？”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我知道他不会，但我还是想亲耳听他自已说出来，这样更能使我安心。“俺弟弟不会”。小恼忙护着他。“我没有参加，我们上海知青一个也没参加。恩奶一直叫我们不要做丧良心的事，我怎么会去打人家呢？”大弟像受到侮辱似地叫起来，一转身冲出屋，生气地走了。我仿佛看见风雪迷漫的雪地里，走着一个颤颤巍巍的老大爷，他一边走，一边叫：“闺女，你在哪里？闺女——”苍老的声音在静静的雪夜里显得那么凄凉，那么哀怨。他哪里知道女儿已被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活活打死了。

      在我11岁那年，我的老爹也是被素不相识的人活活打死的。老爹矮矮胖胖，喜欢剃光葫芦头，他是我的“书僮”，我写毛笔字，他就在旁边磨墨，他喜欢为我磨墨，让我写出来的字不浓不淡不化，从我九岁学写毛笔字开始，他就为我磨墨，一直磨到他死的那年。他唯一的希望是要我把字写好，得个“良”给他看看，让他高兴高兴，可我老是辜负他的期望，字写得鬼画似的，老是得“中”。在他去杭州游玩后，我憋着劲写字，终于得了个“良”，我非常高兴，天天数着日子盼他回来，一天、二天、半个月过去了，他始终没回来。终于等来了，是一个噩耗：老爹被人打死在杭州北高峰上。老爹呀，你死得好惨！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眼泪便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凶手是一个从监狱里逃出来的犯人，在饭店里碰到我老爹。老爹看到他穿一身军便服，还以为他是解放军（老爹的三儿子是解放军），对他亲热得不得了，什么话都告诉他（轻信是我们家族的遗传病）。凶手把老爹骗到杭州北高峰，趁老爹不注意，搬起一块大石头狠砸在老爹头上，老爹血流如注，当场昏死过去。凶手却趁机逃走了。那时的公安人员也真神，从发现老爹被害到抓住凶手，只用了半个月时间，他们从老爹钱袋里分文不少推出这不是谋财害命案，情杀更站不住脚，因为凶手与老爹素不相识。那到底是为了什么？公安员要逃犯交代杀人动机。凶手答道：我恨解放军，他的儿子是解放军。（法院布告定凶手杀人动机为阶级报复。）听说老爹没有立刻死，如果碰到人完全可以救活，无奈北高峰人迹稀少，始终没有人发现奄奄一息的老爹，可怜他血流尽而死。

     我突然想到女人会不会也没死，我去看看，或许可以救她一命，想到这里，我狂奔出去。外面的雪还没有化完，我跑得太激动了，差点摔倒，一口气跑到知青屋，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一个血肉模糊头发散乱的女人出现在我的面前，她的眼睛可怕地大睁着。救她的愿望是那么强烈，我居然没有想到害怕，立刻伸出手抓住她冰冷的手腕，用手指在她的皮肤上按压着，企图找到她的脉搏。她没有脉搏，也没有呼吸，她死了，被当作阶级敌人打死了。我感到困惑：韩村的民兵都是老实巴结土生土长的农民，又不是像逃犯那样的亡命之徒，怎么也会活活打死一个无辜的生命？

县公安局来人了，把双贵找去谈话，并叫他写出事情经过，为了这事，双贵萎了好几天。

      今年，我们上海知青过的是“革命化”春节，年初一，双贵领我们挖河，半尺厚的雪下有一尺厚的冻土，我们用大锤、钎子把冻土凿开，再用铁锨挖。挖河任务完成以后，开始平整大田，普施基肥。去年种了200亩水稻，亩产800多斤。双贵说“种水稻你们上海知青有功，今年还要扩种，叫老焦看看，俺韩村变成江南水乡了。”听到这番热乎乎的话，谁不把汗珠甩在地上啪嗒响，谁就是孬种！年初七。我们知青在秧田里平整土地。用铁锨翻地是个蛮力活，天气虽冷，我们却干得满头大汗，连天上的太阳，看上去也是热烘烘的。大弟干活象只小老虎，也没见他熊腰虎背，伸出来的胳膊也不粗壮，和我吃一锅饭长大的，力气却大得吓人，我翻一块地，他翻二块、三块地，我拚上老命也追不上。大弟被队长派去运肥了，我把他的铁锨拿过来一看，乖乖！他的铁锨比我大一倍，不知他从哪里借来的，擦得又亮又快，怪不得提高工作效率二三倍。我想用他的铁锨，不行，太重，我享受不了。

      正当我在兰考百事如意，大展鸿图，不料，灾难正悄悄朝我靠拢。“侯，侯。”有人在田梗上叫我。我一看是知青办的老王，他个子不高，穿一件满身尘土的黑棉大衣，圆滚滚的像土地公公。我把铁锨往地上一插，三步并二步蹦到他面前，顽皮地敬个礼：“报告，二0三首长，有什么任务？”往常老王看见我这副调皮样肯定要笑，这次没笑，紧绷的脸没有表情：“侯，俺通知你开会，县里召开知青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请你去参加。”“行。”我一口答应，“老王，你等一等我，我去请假。”不等老王答应，我像头小鹿一样跑远了。大田里的雪已化了许多，绿茸茸的麦苗一大片一大片从松软的白雪下探出头来，看了叫人精神一振。一路上，老王沉默寡言，我却没遮没拦地唱呀笑呀像个小孩。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

      这是我中学时代最喜欢唱的歌之一，唱着，唱着，我觉得自已腾空飞起来，掠过一块块麦田。走到村口，老王停住脚，心事重重地说：“侯，你咋不穿棉袄？快回去拿。”我随口答道，刚才干活热，我脱在田梗上了。

“你去拿吧，再多带几件衣服。”老王说。“不，不，”我笑起来，“我不要嘛，我又不住在县里，干吗要带衣服？再说我不冷。”他看看我，想说什么，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进了县委大院，依然是一排旧平房，保持1964年焦裕禄逝世前的模样。墙上长着白花花的碱毛，门上挂的是用麻袋片做的门帘。我一跨进知青办公室的门就愣住了，在一张旧的办公桌周围坐着4个上海人，从神态衣着上我一下就判断出来了。两个女的穿的是藏青色呢大衣，两个男的一个穿黑呢大衣，一个穿军棉大衣。衣服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灰，不像我们满身灰沙。我猛然想起大弟讲前几天他到县城看见4个上海人在买红枣，他当时说看来这几个人不像好人，我还叫他不要神经过敏，随便冤枉好人呢。屋中间有一个砖砌的炉子，上面坐着一壶水在“突突”地响，也没人管它。老王把我引到4个上海人面前，拖一张方登让我坐下。“这4位是从上海来的，找你有点事，你们谈吧。”老王说。

    “黑呢大衣”说：“我们是上海市革委会派来的，接你回上海，帮助我们弄清一些历史悬案。”“我不想回去，你们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就在这里回答你们。”我本能地觉得回上海不会有好果子吃，一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黑呢大衣”面含怒色：“不行，从现在起，你就不能离开我们，必须跟我们到上海去。”“你们要绑架我？！”我求救似地看了看老王：“老王，你帮我说说嘛，我不要回上海。”老王好像没有听到我说话，闷头喝茶，过了一会，抬起头，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侯，这事俺也作不了主，你去吧。俺已经和他们商量好了，问题一弄清，立刻让你回来。”没有人能救我！“去就去，我不怕，反正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我赌气地说，谁知不争气的眼泪却冒上来，我连忙把头扭到别处，把眼泪强咽下去。墙上，焦裕禄站在泡桐树旁，正笑眯眯地望着我。“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这句焦裕禄临死前说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了。我记起了刚到兰考时，我和插友们在焦裕禄墓前的宣誓：我们一定继承您未竟的事业！

      可是，现在我却要离开了，被迫离开我的战场，我的事业。“让我回村里拿几件衣服，再告诉弟弟一声。”我想拖延时间。“你不要再搞了，立刻上火车。”“黑呢大衣”铁板着脸。

      兰考车站是个小站，快车只停2分钟。车站不大，却很整洁。就是在这里，那年，鹅毛大雪几乎把车站淹没了，焦裕禄和他的战友深更半夜到这里看望背井离乡出外逃荒的灾民。灾民前途茫然，但至少是自由的，我呢？

      “鸣——”火车开了，一刹那间，两颗滚烫的泪水再也憋不住了，滚了下来，我连忙用手背把它擦掉，不让人看见。

      火车上，二个女人（男人不见了）紧紧地跟着我，上卫生间也跟着，我暗暗好笑，我还没有铁道游击队那份飞车跳车的能耐，紧张什么？再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逃，我又没有罪，何必要畏罪潜逃？（1971年底，我重返兰考后，老王反复向我解释，上海二次派人抓我。第一次拿的是复旦大学革委会介绍信，兰考坚决不放人，说我户口已在兰考，有什么事，兰考解决。第二次拿来的是上海市革委会的介绍信，王秀珍亲自批的，兰考顶不住了。他的话语中颇有歉意。我反过来安慰他，我不怪你们，我知道你们待我很好。

      小恼也告诉我，我走了以后，两个上海男人到她家翻我的箱子，她偷偷跑去告诉大弟，耿直的大弟火冒三丈，操起一把铁锨要去打上海人，吓得小恼一把抓住他，死死不放他走，苦苦哀求他千万不要去惹祸，总算把他劝住了。两个上海男人把我的箱子兜底翻，所有的信件，照片都被他们抄走。听说他们手里有上海市公安局的搜捕证，这在权大于法的年头，是毫不稀奇的。那年头，张春桥、徐景贤说一句话，开一张公安局搜捕证，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只可惜，法的尊严全部丧失，沦为权的奴婢。什么时候法律恢复了它公正无私的尊严，人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
......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