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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22）
41. 张春桥问：投降了吗（下）
同年2月3日，徐景贤在复旦工宣队军宣队头头会议上宣布：“这次一打三反运动，复旦是春桥亲自抓的点，由我、王秀珍、朱永嘉负责，徐海涛协助。”王秀珍眼露凶光：“这次运动要抓住典型，把猴子他们搞起来。”......因故删去。 周谷声，邱励欧于1976年11月写的《胡守钧小集团案是一起政治迫害案》（原文）中说： “纲领”是什么呢？据何穆“交代”的是“突破上海，推向全国”，这个“纲领”我们都是在进了隔离室以后，由专案组向我们宣布之后才听到的。 事实情况怎样呢？七零年二月二十四日，一批头头冲进何穆隔离室。方跃华对何穆说：“我们要像搞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样搞你们，你们是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对毛主席、反林副主席、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罪恶很大，足以杀头”，何穆否认有小集团，否认有组织，于是方跃华之流夜以继日地逼供，不准睡觉，强迫他交代而且一定要交代出所谓“纲领”，何起先的交代不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多次斥回，逼何穆照他们的要求写下“纲领”即“野心很大，不仅要夺复旦的权，而且要夺上海的权，中央的权。”他们还欺骗道：“只要你交代了‘纲领’就可以宽大。” 当他们得到了虚构的“纲领”的“交代”，做贼心虚，唯恐何穆来推翻，多次威胁：“你要翻案，罪加一等，决没有好下场”（方跃华语）。 “组织”呢？事实上只存在过红卫兵组织的“炮司”和“东方红公社”。“四人帮”是胡适的忠实信徒，他们把臭名昭著的实用主义“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我们“大胆”设想了一个“秘密组织”，“秘密集团”，当我们刚关进隔离室时，专案组反复逼迫我们写什么“秘密组织”，什么 “秘密联络图”，“成员”，他们胡诌什么“组织不一定要有形式，一些人经常在一起就是组织”。要我们交代连我们也不知道的“反革命小集团”名单。实际就是把“炮司”的战友和亲友一古脑儿拉进来，后来实在搞不下去了，于是在大会上信口捏造了一些什么“总理”“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农业部长”等等荒谬的头衔硬按在我们头上。 “计划”是什么呢？专案组的人没向我们宣布过我们也都不知道，大概是在逼、供、信下各人交代了千奇百怪，牛头不对马嘴的“计划”，不成其为“计划”的缘故了。但是张、徐、王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舆论工具，还是硬造出了“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阴谋小集团。 徐景贤外表文质彬彬，像个秀才，迫害起我们，却像《伊索寓言》里那头找借口吃小羊的狼。他知道我们是一些单纯的学生，纯得象山上的溪水，不会有所谓的“三反言行”，没有，难不到他，造谣工厂可以造。莫须有的罪名古来有之，是造谣老祖宗秦桧发明的。他指使复旦专案组仿照《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从一千多封抄来的信件中，断章取义拼凑成《胡守钧小集团的有关材料》，印成二十万册，发往全市、全国。他叮嘱他们“材料一定要上纲到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能写炮打张春桥，否则他们还可以翻案的。”(参见《劫》第114页) 为了“说服”王华写假交代揭发胡守钧，专案人员竟说：“你想想看，难道刘少奇的材料都是真的吗” 胡守钧曾于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三日，在一幅画有“孔明灯”古迹的画面上题过一首诗：“世人称君孔明灯，汝能将事照分明？劝君知趣快让位，当今毛著‘孔明灯’。”胡守钧那里料到，事隔五年之后，当徐景贤看到这首小诗时，竟如获至宝，马上指使他的爪牙将诗的未两句编 入“罪行材料”，并特意关照“不要全诗照抄，只能摘后面两句，这样就可以定他反对毛主席，要毛主席‘让位’的罪。否则，反而帮了胡守钧的忙。”“四人帮”及其余党就是以这些伪造的证据用文字杀人的魔术，置人于死地，并以此愚弄善良的人们（《劫》第115页）。他还和朱永嘉一起为《材料》写按语，在按语中，他不断重复胡守钧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希特勒式的法西斯匪徒。 复旦还出了《战报》《通令》《大批判文选》……，一共有九本，发到华东各省、全国。这些赫赫战绩当然都离不开造谣大师徐景贤的苦心。 然而，即使是徐景贤、朱永嘉“钦定”的这些材料里，我们随处可见他们把正确当错误批，无限上纲以势压人的文霸作风。下面原文摘录《革命大批判文选》（五）中第59页的三段，前二段是方农于69年9月26日给小蔡的信：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为了确保自已的领导人能够代表自已的意志，应该采取像巴黎公社的原则：1.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行全面选举制并可以随时撤换；2.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 当然现在的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及中国的历史传统还不可能一下子达到巴黎公社原则，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和革命，国家必须存在和强化，但是，作为国家领导人应当深刻了解到自已同人民群众的辩证地位，看到国家的存在和发展，并且高瞻远瞩地看到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强化和国家自行消亡的辩证关系。 〖编者按：方农这个家伙狗胆包天，竟然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领神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真是罪该万死。他们的所谓领导人与群众的“辩证地位”，实际上是要无产阶级下台资 产阶级上台。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日益强化与国家自已消亡的“辩证关系”，就是要我们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对他们这批牛鬼蛇神不闻不问，让他们一齐跑出来，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我们一定要牢记伟大领神毛主席的教导：“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 从方农写的信中，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他的忧国忧民、探索真理的赤诚之心，他何罪之有？ 二个草头王（王洪文和王维国）也一个个登台表演。 在九大大出风头，以全国工人阶级领袖出现的王洪文，他的名字，照片，镜头频频出现在报刊和新闻片里，他顺当地越过“徐老三”，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的反”这句话经常挂在王洪文的嘴边，奇怪得很，他对张春桥却从来不敢造反。第一次炮打张春桥时，他派出“工总司”数万名造反队员守在交通要道，阻止“炮打张春桥”大游行。第二次炮打时，他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到复旦“灭火“，他说“前几天，我已看过复旦的地形，准备带人踏平 复旦！”一个堂堂的“工人阶级领袖”居然吐出许大马棒式的土匪语言，真叫人吃惊不小。运动初期，我和周谷声曾协助他筹备“工总司”，周谷声和他同睡一个地铺；我们和他同吃一个居民食堂里的饭菜。 当我们被视为张春桥的敌人后，王洪文的态度立刻起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关照小兄弟们：“不要跟‘炮司’的人来往，他们是危险分子！”当我们被诬陷成反革命小集团时，他也来踩一脚，他说：“胡守钧小集团难道是什么‘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小将吗’？不对，他们是红卫兵中的败类，是一批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如果他不健忘的话，他应该记得他亲口对我说过的话“小左派，你们‘炮司’帮了我们‘工总司’许多忙，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他确实没有忘记！没有忘记把我们这些曾经帮助过他的红卫兵一网打尽！ 王维国是林彪死党，林立果“联合舰队”的忠实成员，他为副部长（林立果）的571工程忙得团团转，竟然还能忙里偷闲“飞”到复旦，发一通“对敌斗争”的指示。 在市革会召开的四次全市拉线广播批斗大会上。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王维国多次讲话，市革会各组办负责人也到会助威。 王洪文说：“胡守钧小集团是有纲领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组织，采用的是极其诡秘的地下活动的方式，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学生组织。” 徐景贤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胡守钧这样一个小集团，他们成为帝修反的别动队的很清楚的面目。” 王秀珍说：“但是不管怎样，胡守钧小集团的性质，是反革命的，这一点是丝毫不能含糊的，是铁案如山的，这个小集团同我们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 王维国说：“今天复旦大学这个批判揭发胡守钧小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大会开得很好，是一次很成功的斗争会，也是一次使大家懂得什么叫做阶级斗争，什么叫做新生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会。” （多行不义必自毙。历史喜欢嘲弄人，今天我们发现，他们说的这些话恰恰说的是他们自已！——王洪文搞地下活动，陷害周总理；徐景贤是标准的张氏别动队；王秀珍参与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铁案如山；王维国的下场告诉我们什么叫新生的现行反革命。贼喊捉贼，做坏事的人总是喜欢把自已做的坏事栽到别人头上，以逃避内心的不安和自责。） 由张春桥、王洪文主持的市委会议上，专题讨论“胡守钧小集团案”，从抓哪几个人到给什么人定什么案，都仔仔细细地进行了讨论，并作出决定。讨论到胡守钧时，王洪文面露杀机，又一次说出了他多次在公开场合上说的话：“胡守钧的细胞都是反动的，这种人不杀、不捉、才见鬼！” 张春桥在一旁矜持地吸着烟，显然他是赞同的。胡守钧的生命危在旦夕。 市革会还组织了几百万人到复旦看大字报，并在全市各单位开展批判“胡守钧小集团”的群众运动。那时的上海人，有几个不知道胡守钧？ 上海地区的机关、工厂、商店，学校是那样煞有介事地开展声势浩大的揪“胡守钧小集团”式的反革命组织，多少无辜的群众被斥为胡守钧式的反革命分子。上海一千万人民终日陷入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恐怖之中（《劫》第115页）。 在“四人帮”惨淡经营的上海，在“炮打中央文革”等罪名下制造的冤案错案就有24.9万起，受到株连的无辜群众在100万人以上（<<大>>第193页）。每十个上海人就有一个受张春桥的迫害！
...... 未完待续 | 
发表于 2014-2-25 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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