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红鸥文革回忆《迷茫》续28

何华民

十年浩劫（1966年-1976年）亲历续（28）
54. 难友们（下）

      周谷声和邱励欧也出隔离室了，复旦革委会宣布对他们“从宽处理”“戴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老邱要我向你转告一句话，我们不是反革命，是革命的。”当我和海鹰独处时，海鹰告诉我，她已去物理系看过邱励欧了，她劳动很卖力，系里的群众对她也不错。邱大姐，我仿佛看到了你的玉精神，花模样。正当我孤军奋战时，你的这句话鼓舞了我，使我更勇敢地面对眼前的磨难。我不再是孤立的了，虽然我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但只要我们不失去自尊和自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海鹰的消息很多，她还告诉我，早在70年5月，李伟德宣布自已所有的交代揭发都是假的。李伟德文绉绉的，他有一句常说的话“北京见，战场上见！”在我们红卫兵圈子里，人人都知道“北京见”是希望再次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战场上见”是向往参加埋葬“帝修反”的战斗。到徐景贤嘴里就变成“想趁第三次世界大战配合帝修反到北京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徐景贤真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同年九月，杨东锋，罗荣福（复旦学生，“东方红公社”红卫兵），方农等人公开宣布所有交代揭发是逼、供、信的产物，统统收回作废，不负任何责任。

      “我没有罪！我不写交代！”硬汉王志惠（复旦学生，“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在每一次审讯，每一次批斗会上都是这样回答。他的强硬态度，常常引起不明真象的工农兵学员的“义愤”，他们冲上台，用拳头教训这个极不老实的“反革命现行犯”。拳头象雨点般落在他的头上，胸上，身上……，他没有还手，咬紧牙关强忍着肉体的痛苦。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王志惠宁死不屈：你们可以打伤我的身体，甚至打死我，但是要叫我王志惠向你们投降，休想！我王志惠只向真理投降，绝不向任何邪恶势力投降！王志惠被工农兵学员扭送到派出所，罪名是“对抗运动”，张春桥“钦定”王志惠是“亡命之徒”，于是，他被送进拘留所，关押二年。在狱中，他仍然不屈服，拒不交代任何问题。他得了急性肝炎后，由于“态度恶劣”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转为慢性，他仍然丝毫不屈服。(平反后王志惠对我讲述)

      肖昌雄不服强加的罪名，多次上访泣诉冤枉，也被送去劳动教养四年。

      同年十月。胡守钧关在上海监狱第一看守所，五年后，被判十年徒刑（感谢上海公检法一批正直的老同志，是他们顶住张春桥，徐景贤要严办的指示，据理力争，认为证据不足，不同意判其死刑，胡守钧的年轻生命才保存下来）。

      自此，所谓的“胡守钧小集团”44名成员都有了结论：胡守钧判刑，周谷声、邱大姐等三人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方农等十二人“敌性内处”，其余作“犯严重错误”或“所犯错误，不予处理。”

      许云飞于同年三月初被交大隔离审查，他的昔日战友“反到底”斗他最坚决，奉送给他“许大马棒”“座山鵰”等外号，他们的一号头头严步东说许云飞态度太恶劣。另一个头头说许云飞是王秀珍点的名，许云飞是胡守钧小集团的重要成员。许云飞被关在一个农民家里，这家农民有一个老大娘、一对青年夫妇、一个小孩。堂屋被辟为隔离室，里面放二张双层铁床，他和“老牛”(×教授)睡一张双层床，看守他的学生睡另一张床。“老牛”白天要到食堂干活，晚上很晚才能回来睡觉。一次，许云飞去接受批判，从路上的大标语上了解到正在献血，许云飞毅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坚决要求献血！！！没有想到一个工宣队员蔑视地把血书扔还给他“反革命的血我们不要。”许云飞听到这话，眼中流血，心内成灰，一个踉跄，差点跌倒，他绝望了，心想，我在大家的眼里已是一个反革命了，连献血都不让我献，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想呀想，想到了绝路上，手拿刀片准备割脉自尽。幸好善良的老大娘时时在关心他，注视他，看见他拿刀片，就从隔壁房间走出来抢下刀片，说“伲相信侬是好学生好小囝，侬要想开点，事体今后一定会弄清爽的。”他这才打消自杀的念头。之后，两个看守盯得紧了。他觉得自已变成了一片没有生命，没有希望的枯叶。活，活不下去，死，又死不了

      下面照录许云飞于5月8日在隔离室写的交代（原文），请可敬的读者见识一下张氏专制制度是怎样对人性进行摧残和剥夺的：师傅要我把思想转变写一写，现在就写一下，不过我想是写不出好东西的，因为本身就不清楚。在学校批判前一、二天，经过了一些批判以后，认识到了自已罪行的严重，认识到自已自从炮打以后，立场一直是站在反动阶级一边，做了很多阶级敌人、陈曹之流还做不到的事，而自已呢却一直没有认识，没有转过来，并且颇能迷惑一部分人，的确是个隐患。并且分析自已的思想根源，的确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以往这个野心勃勃包上了一层“雄心壮志”“抱负”的皮），正因为这样才会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最后得到一切。自已头脑中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王国，因此是根本无法正确理解毛主席的伟大，无法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光辉理论。因此如果说在运动初期还能混在革命队伍中划几桨的话，那么到了新政权建立以后，自已就拚命地想翻船了，成了走资派的新的代言人。想到如果真的让我这样的人掌到权，那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又是什么呢？这一段时间尽管在批判中也在某些具体事上感到有些委屈，如“一切为了九大”问题。但总的来讲，思想是愉快的，似乎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条广宽的道路，以前许多想不通的问题现在想通了，我深深感到大批判的重要，感到群众批判的威力，感到幸亏有这次运动，否则是决然没有这样的提高的。我在交代中一些上纲上线的确是真心实意的。同时我想我有了这样的认识以后，组织上、老师傅、革命群众一定会肯定我的、支持我的、谅解我的，一定会把胡守钧小集团的有关材料给我看，甚至会把我放在斗争第一线去考验。我甚至做了一个梦，梦中是系里开了一个大会，决定让我回到群众去，我泣不成声，紧紧拉着师傅的手不肯放，喊“打倒许云飞”的口号。可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在以后的批判中，革命群众却讲我在耍新的花招、空戴帽子、有的讲我比以前更阴险了，这像泼了一盘冷水，情绪立刻下降，当时我想群众批判总是要过大一点，可是后来师傅、专案组都是这样认为，我心就有些凉了。在120教研组批判我破坏工人运动时，我心里有些想不通，觉得控制工人运动的野心是有的，但我们没有干破坏工人运动的事，有的可能是方式不大对，更没有在思想上就想把工人运动破坏掉的想法，觉得那时自己虽然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有控制工人运动野心，但是当时毕竟还是处于同路人的地位，不像炮打以后一直站在革委会的对立面，委屈情绪又生了出来。同时那天革命群众点了一个会，可我就是想不起来，感到没办法了，这个时候，绝望的思想抬头。

      后来在班里批判和系里批判中，我感到许多事不是那样的，可革命群众一定要我承认，而且动不动就翻记录给你看等，张厚中、解放军和老师傅都带头喊我不老实，这一下我思想完全卡住了。觉得事情讲不清楚。回来后我想，现在问题很明显，根据专案组对我的看法就是我是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阴谋家，在高中时代就想取毛主席而代之，文化大革命中千方百计地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工人运动，要毛主席让位，攻击林副主席是布哈林，炮打张春桥、徐景贤，炮打上海市革委会，炮打解放军，采用清君侧手法、先内后外，先搞掉徐景贤，后搞掉张春桥，再搞掉林副主席，最后取毛主席而代之，失败以后，又秘密串联，到山东、河南、南京去了解民意，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我现在还有很多罪恶勾当不肯讲出来，怕讲出来加重处理，是不相信党的政策。而我呢，对自己的看法是主观上是想为人民服务的，是想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但却是犯下了极为严重的罪行，在炮打失败后不是认真地改正错误，而是反而站在反动立场上，总结了反革命的经验教训，继续炮打革委会，炮打解放军，所以会在第一次炮打后不能自拔，是由于自己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又有资产阶级的雄心大志即野心，又有小集团的利用拉拢。这两者是根本对不拢，因为对不拢，对很多问题就解释不到一起。我又觉得自己的确没有想把问题隐瞒下来不愿交代的情况，只要想起来的，我都立即写出来。可是老师傅总不了解自己，我真想苏修现在就来侵略，我到前线去和苏修面对面拼刺刀，死在苏修的刺刀下来表白自己。可又转念一想，像我这样的人，组织上还会让我到前线去打敌人吗？说不定仗一打起来，就把我关起来了，因为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我会和苏修拼刺刀的。我在4月30日晚上还做了一个梦，梦见墙壁上挂着的毛主席像忽然动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走到我的面前，抚摸着我的头，我紧紧地拉着他的手说：“毛主席，您还相信我吗？”毛主席慈祥地说：“当然相信你，我是了解你的。”可是好梦不长，一去不返，醒过来我还是睡在这间房子里黑洞洞的，一切照旧。

      就这样我的心变冷了，思想好像麻木一样，集中不起来。5月初我曾经给自己安排了一 个计划，那几天回忆那一段，可是思想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根本捉不住。我就好像一个知道自己快要离开人间的人一样，回忆家庭、回忆父母、回忆童年、回忆自己的过去，这段时间回忆过去就较多地是回忆自己认为做好事的方面了。自己感到自己活在世上做个反面教员还有什么意思呢？问题明摆着，如果我不是承认自己是取毛主席而代之，攻击林副主席是布哈林，毛泽东思想不完整还需要列宁主义补充等我是没有出路的，或者戴上右派帽子，或者坐监牢去，开始一辈子那样的生活，我想起来就感到怕，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死吗？我想过好多次了，要死很简单，只要用刀片在喉咙上一割就可以了，或者是把电灯泡拿下来两手一碰，我住的房东不是前几天吃安眠药自杀吗？我想这倒是个好办法，就是安眠药搞不到。但是难道我真的就这样死去了吗？死了自己是痛快的，革命也会进行得更好，然而父母亲怎么办呢？他们又会怎么样呢？而且死不能这样死法，要死在为人民有利的时候，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好表白自己了，最后的一点东西就是死，自杀那是可耻的，首先是比鸿毛还轻，第二是对抗运动，向群众示威，不能自杀，要死在于人民有利的地方。

      这样我的思想是稳定而又麻木的了，就是批一年就一年，斗一年就斗一年，坐牢就坐牢，戴帽就戴帽，准备等到从严处理，反正自己站在反革命立场上向党向人民欠了很多债，欠债总是要还的，二年牢不够就坐五年，五年不够就坐七年。一条准则不许因此反对毛主席，等债还清回到家里去，风头不可出，野心不可有，老老实实跟着人民走，脚踏实地的为人民做一些平凡但有益的工作，千万不可再干于人民事业有害的事情了，争取机会，以死报国，结束我的可悲的生涯！

      以上可以说是我的思想吧。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语言，这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语言，我本不愿写，因为写出来又是批判，不过我知道，不管怎么样，对组织有什么讲什么是起码的。大家都讲我不老实、顽固，看来我这个人是顽固的、脑子就是扭不过来。就我的希望来讲，是希望组织快一点把我的问题处理掉算了，这样或许还能起一点作用，那就是反面教员的作用，抗拒的人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应该从严处理。我有个要求，这份交待是不是可以不公布。作为我向组织的思想汇报。

许云飞  1970.5.8

      同年6月中旬，交大革委会对许云飞作了“犯有严重错误、撤销隔离”的决定（粉碎“四人帮”后，许云飞得到了彻底平反）。大会结束后，工宣队告诉许云飞，你的父亲已与上个月病故。如五雷轰顶，许云飞立即傻了，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既没哭，也没有说话，过了几分钟，迈开麻木的双腿，走到当地布店买了半尺黑布，回到农民家里，拿出针线给自己缝了个纪念父亲的黑纱袖章，这时，他的眼泪才像决了堤似地哗哗往外流。许云飞把袖章做好后，套在母亲为他织、为他缝的粗布中式衬衣的袖子上，一直戴到他毕业分配，以表示他对工宣队无声的抗议和对父亲的深情的怀念。许云飞的父亲是世代耕耘的老贫农，家住秀丽的浙江山区，一生老实巴结，没有见过大世面。他是被交大外调人员恐吓成疾、郁郁而死的。外调人员说你儿子罪行够枪毙，起码也得判无期徒刑，再加上态度恶劣，必从严处理等等。许云飞的父亲临死前（这天是70年5月15日，是许云飞永世难忘的日子，可是这一天，他正坐在隔离室写交待，哪里知道自己的父亲要永远离他而去！他的心口永远为此而痛！）一直唤许云飞的名字，许云飞是他的根，他的命，他只有这一个儿子，不见儿子一面，他死不瞑目，许云飞母亲含泪骗他，说已收到儿子的电报，马上要赶回来，他这才长叹一声，嗑然病逝。许云飞父亲在重病和不幸病故前，曾两次打电报到交大，望云儿能回家去探望，见上最后一面，可是狠心的工宣队却扣下电报，不让许云飞知道，不让许云飞回去。为什么要非法关押许云飞？为什么连许云飞见父亲最后一面的亲情也要剥夺？

      老大娘看他哭的伤心，对他说了许多安慰的话，他似乎都没有听见。哭了许久，老大娘又提起许云飞的未婚妻来过，许云飞说没有未婚妻，大娘提醒他，有，是什么医院的，许云飞这才模模糊糊地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女朋友，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一年级学生。许云飞的女朋友非常痴情，愿意等他。但他为了女朋友的前途（那年头，与政治问题的人联姻，一辈子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毅然斩断与她的恋情，情愿自己遗憾终生。

　　女朋友最后一次看许云飞，未语泪先流。许云飞看得心酸，但还是硬着心肠说，“我不值得你爱，永远忘了我吧。”刻骨铭心的爱，怎能忘却，云啊，你太为我着想了。就是有一点亏待了你自己！要知道，你自己也应该享有生命、爱情、自由、平等、追求幸福、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这些不可让渡的生而就有的权利的！是任何人（包括自己）不可剥夺的！女朋友哭诉着走了，从此，天涯各一方，有情人不能成眷属。（1992年许云飞对我讲述）

55、复旦五七干校（上）
      70年9月，复旦革委会觉得让我“在城里吃闲饭”太便宜我了，要我到奉贤“复旦五七干校”参加劳动，“在劳动中改造成新人”。（他们每个月给我15元生活费，老T说这要比兰考好多了。呸！我宁愿到兰考吃糠咽菜，也不愿意要这失去自由的钱！）我乘上复旦校车，一车子差不多都是“牛鬼蛇神”，有老“老牛”，有中“老牛”，还有我——小“老牛”。“这是谁家的小孩？怎么孩子也去五七干校？”一个苍老的声音奇怪地发问。我穿了一件另头布的短袖衬衫，左右衣片的格子对不起来，听恩奶讲还是邻居毛五娘用另头布为我缝的，下身穿着一条12岁时做的花裙子，活脱脱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是红鸥，”有人低低地说。苍老的声音叹了口气，不说话了。车开了，还没开出市区，我就翻肠倒肚晕车了。“我要吐了，”我捂住嘴叫道，大家慌忙让出一条道路，让我站到窗边。“小朋友，你吃这个，这是晕车丹，吃了就不会晕车了，”还是那个苍老的声音。我别过脸，看到了一张苍老的脸，头发已经花白，说话时露出残破不全的牙齿，他慈祥地看着我，手里拿着像方橡皮大小的纸包。我谢谢他，接过纸包，拨开纸，里面露出呈巧克力色的硬片，我掰了一块放在嘴里，过了一会，胃不翻腾了。为什么在复旦我总是从被侮辱被损害的人那里得到同情得到帮助？“复旦五七干校”建在海滩上，现在的农田都是58年至66年围海造田时造出来的。我们住的“营房”是芦苇棚，到处都是缝隙，西北风一起，外面有多冷，屋里就有多冷。毛泽东在著名的《五•七指示》中幻想全国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首先办起“五•七干校”，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报导了这所“干校”，并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主席的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了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之后，全国兴办了许多类似的“五七干校”，然而实际上这些干校多半名存实亡，变成干部变相劳改，“牛鬼蛇神”劳动集中营。“复旦五七干校”用的是部队建制，那时时兴这个。整个干校称连，各系称排， 我还在外语系所在的排。排长是外语系的男教师，白净脸，一双眼睛看上去老是睡不醒，可是就这双睡不醒的眼睛却会对不同的对象露出不同的眼神，有时凶恶，有时谄媚。刚到干校，外语排已组成方阵，等待我的“亮相”。排长先给我一个下马威：“红鸥，每个刚到五七干校的人，先要介绍自己的罪行，以利革命群众对他的改造，你也不例外，你要老实把自己罪行向革命群众作一个交代。”可是他的话像碰到吸音壁一样，有去无回。我只当没有听见他的话，眼睛看着别处，心里想：你想叫我交代罪行，痴心妄想！我没有罪，交代什么？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今天我就用沉默来和你斗一斗，看你还有什么高招？他等了很长时间，我就是半个字不吐，他没有办法了，只好叫两个“老牛”作自我批判，掩盖他的尴尬。两个“老牛”，一个据说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据说是大右派。此两人态度绝对“虔诚”，从祖爷爷批判起，一直批判到自己，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排长阴险得意地一笑：“你们不要怪我揭你们的老底，触你们心经，这是为了有利你们的改造，五七干校不是避风港，是阶级斗争前沿阵地，我们要经常开这样的小型批斗会。触触你们心经！”我真可怜他们，排长用这种歹毒的方法使他们整天处于诚惶诚恐的负罪感里。他的真实意图是什么？是想控制他们，还是看他们出洋相他高兴？恐怕二者皆有之，中外的施虐狂都是这样的心态。又过了几天，外语排的正式 “欢迎会”在田头召开，他们知道我不开口，干脆取消我“发言”资格，让革命群众批判。这天，我特地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脚下着一双白跑鞋，站在野草芬芳的田埂上，我的身旁是一条碧波涟漪的小河，我的眼睛望着河对岸，心里默诵着杜甫的《春望》等诗，丝毫不理会泼向我的一盆盆脏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天是那么的晴朗，空气中弥漫着野草的香味，如果没有这些肮脏的窝里斗，这天该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可是美丽的家乡上海城已被张春桥徐景贤变成了人人自危、满目凄凉的人间地狱，国难当头，我哪有心情玩赏天气？充塞我心间的唯祖国的前途、人民的苦难。干农活，我是一顶一的好手。摘棉花，别人单手摘，我双手左右开弓，一会儿就把所有的人远远甩在后面。割稻，捆稻草，我都要把别人甩下几个跟头。一个瘦小的男教师，有着鸽子般温和的眼，他不嫌弃我，吸收我参加“5406菌肥”试制小组。我们从几只半斤装的广口瓶起家，越培养越多，后来自己排菌肥用不完，还送给别排。“老历”和“老右”干活最卖力，看得出他们确实是想通过艰苦的劳动改造自己的灵魂，挑大粪是最重最脏的活，每次少不了他们俩。俩人把裤管卷得老高，裤管上、有时上衣上也粘满了一滴滴黄色的粪迹。“老右”会唱京戏，字正腔圆，是外语排台柱。元旦全连开联欢会，他领唱京剧《沙家浜》中的一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苍穹，八千里风暴吹不倒，几千个雷霆也难轰……他那圆润、洪亮的嗓音一出口，观众就会在心里喝彩：唱得好！（不敢喊出声，怕栽上同情右派罪名。）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他的灵魂才舒展开来，恢复了自尊自信，脸上微露出难得的笑容，他觉得自己再也不是倒立的人了！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直立的人，甚至是个英雄。可是最后一句京剧唱完，他又回到现实中，又变成大老萎了。都说他对妻子极其温柔，妻子不舒服，他会半夜起床给她捶背，他长得也是一表人才，高大魁伟，五官端正。唉！这么好的人竟然会是专政对象？那么我呢？我不也是一个好人吗？这个颠倒是非的世界！我很孤独，大家都很孤独，谁都在提防谁，总觉得有人在监视我们，大家说话小心翼翼，唯恐一字不测遭来更大的灾难。一个中年女教师钟惠芬(“文革”后获平反)，还能和我谈几句，她的同事不愿理她，说她五毒俱全，我很纳闷！这位女教师和蔼温柔，哪像五毒俱全的人？有一次她乘干校卡车回场，路途想下车找卫生间方便，她喊救命似地请司机把车停一停，司机就是不停，她急得眼泪汪汪。“司机真会看人头，连车也不肯停。”她伤心地说，她还常给我谈起她宝贝女儿，人长得比她高，还小鸟依人般地坐在她膝头上撒娇，讲得我心里痒痒，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家坐在母亲膝头上撒娇啊。有一个干瘦的女人，是外语排的“口号迷”，她为了挤进“革命群众”的行列，活得实在太累了。不管开什么会，哪怕是请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她都会突然激动地像要晕倒似地喊起各式各样的口号，她喊口号完全是自发的，是为了表示她积极！她激动！每次看她举着干柴般的右手，头上青筋毕露，胸口像拉风箱般一起一伏，我就为她担心，担心她皮包骨头芦柴棒似的身体会经不起这番折腾，而突然倒下。小组会谈活思想时，我才弄明白“口号迷”为什么热衷于喊口号，原来她要表现自己大左派的派头，她有一个右派丈夫，为了严防“右派翻天”，她在家里开展阶级斗争，不停顿批判右派丈夫。听她喋喋不休地吹，我又烦又累。她最累我们的是她的午睡。她“紧张的战斗生活”使得她很疲倦，所以她一沾上枕头就呼呼大睡。她睡着了，我们就遭殃了，她那张大嘴一张一合，发出一阵阵吓人的鼾声，我只好逃出芦苇棚以求清静。71年春节前，新任连长——一个矮敦敦的工宣队员以备战为名不断出新花样，半夜里他一吹口哨，我们必须用解放军的速度脱离温暖的被窝，到酷寒迫人的野外走一圈，去查看“敌情”。我们年纪轻轻没什么，走一圈就走一圈，只是苦了年纪大的，不是衣服扣子来不及扣，就是为了跟上队伍，把棉鞋走掉了。他还觉得不过瘾，于是提出搞一次拉练，练一练铁脚板。凡是参加过拉练的人都知道，拉练就是两只脚不停走，走到两脚失去知觉，走到站着也会睡觉，解放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硬功夫就练出来了。要是我是自由身，早就踊跃参加了。现在对不起，没兴趣，因为排长已放出空气，每到一个宿营地，就要和当地贫下中农一起批判“活靶子”，我这个“活靶子”不想再丢人现眼，我要想法逃避。我记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没有菜吃吃生酱油拉肚子的事，这办法可以一试，吃不死人，最多受罪2天。我到干校外面的小店买来一斤酱油，偷偷跑到野外，趁没人看见，伸长脖子，硬是把一斤酱油吞下去，然后把装酱油的瓶子扔进河里，什么痕迹也不让它留下来。在我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曾经多次自残，有过一顿吃八两饭想撑病自己的记录。有过浸在冷水里睡觉想冻病自己的记录……但每次都莫名其妙地失败了，我怀疑自己已经是刀枪不入的金刚身了。现在要看这次了！阿弥陀佛，一切都进行得顺利，半夜我开始拉肚子了，而且是水泻，每隔半小时泻一次，到了第二天清晨，就躺在床上只会哼哼不会动了。排长奇怪我突然腹泻，早不泻，晚不泻，偏偏在这时候，但又找不到漏洞，看看我病歪歪的样子，又不像装的，他只好不让我参加拉练。其他人都整好队开出干校外去拉练了，只有我、老人留下来看场。我的病吃了几粒氯霉素，很快就好了。我终于暂时摆脱了窝里斗，耳根清静多了。空闲的时候，我拿起绣花针，为老恩奶绣枕头套。那时布店里有买枕头套毛胚，我大姐为我买了白胚布，印了葡萄花样，又给我买好绷架、针、丝线。她为我想得很周到：你绣花吧，绣花可以解闷。当我一针一线绣着紫葡萄时，我觉得生活略微有了一点意义，我还能通过自己的劳动表示自己对恩奶的爱。我思亲人，亲人也思我。远在贵州插队落户的二弟，从家信中得知我被非法隔离审查。他拿出70年1月我赠二弟的长诗看：《床边一张照片》床边一张照片弟弟你，英武地站在峭崖边，我仰望着无边无际的太空。呵弟弟，可曾记得，我们一起在庐山仙人洞的摄影，那时，我们有多少豪情壮志，又有多少美好的愿望。在那乱云飞渡的高山顶，立下了年轻人的理想——把我们的全部青春热血贡献给全人类的解放。……我们姐弟心目中的全人类的解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到了那时，人人都可以全面而自由地发展，人人都可以得到幸福。二弟喜欢写诗，他写了许多诗。他深为我担忧，积忧终成诗，他在《梦红鸥》一诗中写道：一别已复春，山野草枯荣。兰考沙碱地，红鸥无消息。鸥姐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远道小跟头，姐你多经历。不负庐山志，靓面红光起。姐今多悲发，良久恐亏身，闻得腹背贴，二弟多悬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