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上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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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党史上一个不该被遗忘的人---黄平

     黄平，在中共党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曾与博古、张闻天等人同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地位可谓相当显赫。但其后半生隐姓埋名，脱离政治，几乎默默无闻。长期以来，或许是因其叛徒身份，有关黄平的文字十分罕见。本文作者亲访晚年黄平，讲述了鲜为人知往事。

护送周恩来等赴苏区

      1931年，中国革命正处在万分艰难的关键时刻。这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委三巨头之一、中央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顾顺章，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叛徒供出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几乎所有机关，以及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主要领导人的住址。周恩来等被迫转移。此刻中央已决定将周恩来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局书记。他昼伏夜出，静候负责中央交通联络工作的同志到来，此人就是黄平。

     1931年10月下旬的一个晚上，黄平来到了苏州河畔周恩来的住所。熟悉上海的黄平虽然知道这一带的居住环境是比较差的，但他还是没有想到，作为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之一的周恩来竟是居住在这么一个小楼里：一条又陡又窄的木楼梯通到二楼的小阁楼里，打开房门，一间10平方米多一点的小屋一览无余，除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里面还住着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一盏15支光的电灯闪着幽暗的光。黄平想到，顾顺章叛变以后，为了避免遭到顾顺章与中统特务的捕杀，王明躲到了上海市郊的一个尼姑庵里，附近还有十来个全副武装的枪手保护；博古住在霞飞路西端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里，而资格比他们老得多的周恩来却住在这么一个局促的小阁楼里，黄平心里不由得涌上一股苦涩。他在屋里唯一的一个小方凳上坐下，向周恩来汇报了去中央苏区的路线。周恩来同意了。

      1931年11月的一个夜晚，8点钟左右，黄平又来到周恩来家里。只见周恩来穿着对襟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和一条蓝哔叽中式裤子，一副广东熟练工人的打扮。一见黄平，周恩来便叫他去买顶便帽。黄平跑到四川路口找了家店，替他买了顶蓝色便帽，他戴上后觉得还合适。化装完毕，他提了只小手提箱就下了楼。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也没下来。黄平雇了两辆黄包车，两人一前一后到了十六铺。黄平送周恩来登上了太古洋行的轮船。在统舱里，黄平找到了护送周恩来的枪手和交通员、中央特科的“小广东”肖桂昌，恰恰周恩来认识“小广东”。看着他们接上了头，黄平紧紧握了下周恩来的手便下船了。就这样周恩来有惊无险地进入了中央苏区。

     此外，邓颖超及多位中央领导人，如王明等离开上海，或去苏联，或进入苏区，都是黄平精心安排的。他主持中央交通工作期间没有出过一件差错，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在王明、周恩来分别离开上海前，曾开过一个会，指定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赵容（康生）、陈云等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工作，前三人为政治局常委。该名单上报莫斯科共产国际时，国际又增加了刘少奇、黄平等3人，黄平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他在中共党内担任过的最高职位。

              叛变自首后隐姓埋名 远离政治

     1932年秋天，黄平受中央委派到北平视察河北一带工人运动的情况。临回上海前，他接受了中共河北省委领导的建议，到天津视察，结果，刚到天津就被叛徒出卖被捕。作为一个被大革命洪流裹挟进革命浪潮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没有什么很坚定的信念，尤其怕受到特务们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当天深夜提审时，他就叛变自首了。一个星期以后，他被押送到南京，在大叛徒顾顺章的威迫下，还登报写了一封自首书。　　

     但说来也怪，共产国际，尤其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交通局的代表都不相信黄平已经叛变，他们连续几次发电报给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说这是敌人的阴谋，是敌人伪造的自首书，“企图瓦解共产党人的斗志”，要求地下党有关方面尽快核实。理由是由黄平负责联络的机关没有一处受到破坏，尤其是共产国际驻上海的机关，黄平掌握的电台以及交通局等其他机关，都没有暴露与破坏。一直到1933年五六月间，宋庆龄亲自找到了黄平，与他谈了话，见到了他的颓唐与消沉，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中央这才相信黄平已经真的自首了。　　

     黄平自首以后，由他二哥托人作保出狱，以后改名黄有恒，在苏州和上海教授英语。黄平远离政治，只希望世人都把他遗忘。然而历史就是这么地捉摸不透，1949年5月上海解放，7月初的一个早晨，他如约来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一个机关，向市委主要领导报告了自己叛变自首的经过，以及出狱后所有的经历。市委向党中央写了报告，经刘少奇批准，安排他进复旦大学外文系当教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鉴于黄平特殊的身份，他随即被中央接到北京，关押在某地保护了起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81年的7月6日，黄平因病去世，享年80岁。他的回忆录的出版是在这一年的年末。文末有这么一句话：“然而，所幸的是，我认为没错的那一件事就是信仰共产主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应是他的肺腑之言。

作者: 吴基民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第1348期 第8版）

蒲公英

他的后半生及其归宿还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