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我有这样一个母亲】待续

小常晓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李南央
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是否有人统计过其
确切性的百分比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所有写母亲的文艺作品，如高尔基的"母 亲"；所有写母亲的记实文章，如朱德的“母亲”，无不是歌颂性的。我取稍有贬义的“我有
这样一个母亲”作为此文的题目，是因为我的母亲无从歌颂起。但是她是一个奇特的母亲，
奇特的一定要写出来。我的朋友和熟人中，鼓励我写她的远比鼓励我写父亲的多。尽管父亲
的一生充满了跌宕起伏，更具戏剧性。
我写此文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这篇文章。许多当面她不能容我讲
下去，也因此而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的话，我都写在这儿了。人在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光里，能
听到自己女儿对自己的评价，也应算是一种难能可贵之事吧。不知母亲是否能这么想。我自
己如果能有这样的收获，是足以自慰的。
人生是有许多巧合的。一九九三年，父亲来美国参加科罗拉多大学的研讨会之前，威廉
女士正在拍摄“中国革命”（China in Revolution)的第二集。听说父亲即将访美，约了采访他。
父亲到美后，为了了解威廉女士作片的宗旨和制片水准，我们特意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的
图书馆找来“中国革命”的第一集看。当放到中国抗日战争一段时，我突然发现一个讲演的
女学生颇象我妈妈，但是没敢吱声，因为不知父亲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没想到老头子先叫停
了：“再放一下，刚才那个镜头好象是范元甄。”
我这才说：“我也觉得有点象。”我们把这段又看了一遍。“没错，就是她！这是范元甄
在武汉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团的集会上讲演。听说她的即席发言大出风头，王明一下就看上了，
说‘这种人应该是共产党员’。事后找人了解，才知道范元甄早就是党员了。”
母亲和父亲同时出现在一部历史记录片中。前者的镜头几乎是一晃而过，记录下的恰恰
是她一生中仅有的瞬间的灿烂（陈伯达在延安说过：“小范是开花不结果的人物。”）；后者的
镜头反反覆覆地在影片中出现，还被选做了片头。映现了他越到晚年越如晚霞般绚丽，学术
名气和社会地位愈见升高。父母俩人合了分，分了合，而最终归于殊途的人生之路所折射出
的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变迁，令人唏嘘不已。
妈妈年轻时很是得意过的。先是抗战初期，担任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所属演剧九
队负责人，后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
周恩来夫妇视她为女儿。她到延安后，周恩来亲自写信给她，情意切切，还附了一张照
片。这张照片，母亲一直珍藏着。解放初，她在协和医院作手术，周恩来去看张西曼，听说
小范（过去的老人，至今都叫我妈小范）也在这里，特意去病房看了她，轰动了医院。母亲
在延安时，是有名的四大美女之一，还有四大美男子。三个美男都找了丑女，只有李锐和范
元甄，大家公认，才华，相貌不相上下，是天作地合的一对儿。
我爸多次对我说：“你妈比我有才华。”好多认识我妈的老干部都对我提起过当年延安关
于宪政的演讲比赛，我妈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代表，结果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辩论倒
了。事后，大家笑传了很久。妈妈跟我讲起过在延安两次见到毛主席。一次在清凉山的小路
上。她上山，毛主席带着警卫员下山，主席闪到一边说：“小范同志你先走。”妈妈很是惊讶
主席会知道她的名字。还有一次，她在窑洞前纺线，突然看到纺车前站住一双大脚，一抬头，
是主席微笑着看着她纺线。可见，妈妈当年在延安确实是很引人注意的。
一二·九运动时，父亲代表武汉大学，和代表一所教会中学的母亲在武汉秘密学联相识。
一九三九年，母亲十八岁与父亲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那天，父亲说叶剑英莫名的兴奋，
跑上跑下地给他们照相。妈妈后来告诉我，史良曾为她惋惜“结婚太早了！”
在我懂事后，母亲曾反复多次地向我提到此话，永远地后悔自己年轻时的选择，好象毁
了她的一生。婚后不久，俩人同去了延安，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回来后还责问为什么把小
范调走。
好在知道我妈妈到延安进了马列学院，也就没再说什么。能进马列学院，是妈妈一辈子
觉得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她认为“抗大”，“女大”那是给刚参加革命的人办的，而马列学
院是只有真正的成熟的革命者才能进去的。究竟是否如此，我不得而知。
但是马列学院的资历确实让她认为具有与众不同的身份。一九四一年，延安精简机关学
校时，成立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弼时任主任，实际工作由陈伯达负责。妈妈在该研究室的
国际组工作。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
延安第一次怀孕的孩子出生后就死了。第二个孩子（我哥哥）在承德撤退时的路上落生
在卡车上。到热河后，她始终不愉快，跟爸爸不断地吵闹。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
北平“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以后南下，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
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
解放初期没有现在那么多部委，航空工业部当时只是二机部的第四局。机关大院在宋庆
龄的宅第旁，邻着积水潭，院内有一个小湖。我就在那儿跟妈妈学会了游泳。文革时被改成
卫生部了。现在不知归了谁。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国家开始兴建大型国营企业，共产党要培
养自己的知识分子管理这些企业。不记得是五六年还是五七年，妈妈被送进北京航空学院的
调干班学习。毕业后，妈妈进了航空工业部自己办的第一个大型仪表厂－对外称青云仪器厂，
对内代号二三二厂，当了总工程师。记得我曾为妈妈能在有代号的保密厂任职，感到特神秘，
特兴奋。七九年我调到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后，工厂里有从二三二厂调来的工人和工程
师。他们都记得我妈，说我妈极有风度，特别能干。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
没有超过这个职位。
退休后虽享受副部级待遇，只是个名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妈妈在这个新的，令她兴
奋和满足的位置上并没来得及真正做些什么，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爸爸被打倒。她立即一
落到底，被发配到热处理车间当炉前工，接受改造，身体随即彻底垮掉。刚解放时她得了甲
状腺机能亢进，北京协和医院在她身上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作了甲状腺切除手术，没有经验，
切了十分之九。这时一下变成机能低下，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好靠吃人造胛状腺素维持身
体的新陈代谢。
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再也没有恢复。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她短暂地恢复
过一段工作，在航空部技术局总技术处任处长。
但是很快文革就开始了，群众专政，干校劳动，回京没等到什么正式的工作就被离休处
理了。我的记忆中，妈妈没有高兴的时候，也不允许家里有欢乐的气氛。记得有一年从陕西
的工厂探亲回家，因为自己自由生活惯了，忘了家里的规矩，一边干活，一边哼起了歌儿。
妈妈立即厉声叫了起来：“你有什么可高兴的？我们这个家是没有欢乐的！”
我是一九五Ｏ年在长沙出生的，一九五二年随父母到了北京。我从记事起，就不喜欢家
里的气氛，因为爸爸妈妈老吵架。我两岁进整托幼儿园，七岁住校，两个礼拜回家一次。什
么时候回家，只要赶上两个人都在家，就什么时候吵架，吵得昏天黑地。说是吵架，其实从
来都是妈妈一个人吵，没听爸爸吱过一声。他总是坐在沙发上，背靠在那儿，双手交叉在胸
前，双目紧闭。妈妈的骂词是永远的一句话：“说呀！你说呀！”最厉害的一次，只听屋子里
哗哗啦啦，象是砸碎了玻璃的声音，我终于忍不住，在走道里“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妈
妈出来抱着我和阿姨哭成一团。可我不是因为同情她才哭的，而是太害怕了。第二天，爸爸
脸上贴着橡皮膏去上班，我羞愧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楼上楼下的邻居早就都知道我爸
爸，妈妈老吵架，这回爸爸单位的人也都该知道了。妈妈摔坏的那面很好看的椭圆形的镜子，
象爸爸的脸一样也用橡皮膏粘好，又用了很多年。五十年代那种造型尺寸的镜子是很少见的。
我常常小人儿一个，对着破镜子发呆，叹惜这么好看的一面镜子贴了橡皮膏有多丑。爸爸，
妈妈没有能够象这面镜子破镜重圆。我那时总闹不明白妈妈到底让爸爸说什么，而爸爸为什
么就是永远地不开口。等我长大后才知道，很多时候是为了我奶奶吵架。
爸爸妈妈在奶奶问题上的矛盾由来以久。父亲是独子，十七岁离家进武汉大学读书。父
亲自己坦诚当年并未好好学习，闹了革命。奶奶听人传话，知道儿子在闹革命，很是危险。
从长沙赶到珞珈山监护独子。没想到父亲为了找党，一九三七年五月竞不辞而别，悄悄北上
北平。自此再未返校，也没回过家，奶奶当时几乎急得发疯。以后抗战，内战，音信全无，
生死不知。奶奶只好把女儿（我的二姑）的儿子改名姓李，以继承李家香火。一九四九年长
沙解放当夜，父亲突然出现在奶奶家。这位清末女子师范毕业生，三十二岁守寡，不愿屈从
婆母管制，一人含辛茹苦，靠借债，变卖旧衣物维持生计，供养子女读书的倔强老人，没有
象一般母亲见到生死不明的游子突然归家，与儿子报头痛哭，而是一个耳光掴了过去。我爸
当着警卫员的面跪在了奶奶面前，请求奶奶原谅这个不孝的儿子。我妈妈两个月后到长沙，
听说此事勃然大怒，回去就吵。认为我爸身为共产党的干部，却给地主母亲下跪，是严重地
丧失了阶级立场。
其实我奶奶根本就不是什么地主。我爷爷一九Ｏ五年到日本留学，在那里成了孙中山的
第一批同盟会会员，后又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一九二二年就去世了。奶奶回到平江老家，
从婆母手中分到一批田地，但由于闹红军，田租收得很有限，根本不足以为生。
一九五九年奶奶从沈阳我的二姑姑家经北京转返长沙大姑姑处，想到儿子家住几天，以
便回到长沙跟亲友们谈起来，有个面子，终于在儿子家里也住过了。爸爸恰好在外地出差，
知道我妈绝不会让奶奶进门的。偷偷让秘书将奶奶安排在招待所。奶奶大骂儿子不孝，不许
老娘进家门。我爸爸真是里外不是人。后来刘澜波把奶奶接到他家住了些日子，才回长沙。
我妈由此恨透了刘澜波，文革中没少揭发他。奶奶一辈子就想跟儿子住一阵。老人封建，有
儿子而要住在女儿家，是天底下最没脸面的事。一九七九年爸爸平反，奶奶又要跟儿子，两
个姑姑商议着把奶奶送到北京住一阵。还未成行，老人就去世了。可叹奶奶一生住一住儿子
家的愿望终未能实现。
一九七七年我去长沙看姑姑，并与姑姑商议给爸爸平反的事，第一次见到奶奶。过去在
我的印象中，都是妈妈灌输的故事，奶奶是个恶霸地主婆，又叼又狠，乃至见面，才知道是
一个极瘦极弱的老人，且很糊涂了。拉着我的手，总是问，你认识李厚生吗？这是我爸原来
的名字。老人总说这么多年不见他，也不看娘。我姑姑就在她耳边吼：“明伢子（我爸爸小
名）被关起来了，不是不看你，是来不了。”一九八Ｏ年奶奶去世时，爸爸正在陪美国陆军
工程兵访华团去南方参观的路上。得到消息，在火车站遥望长沙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爸爸是共产党内少有的有人情味的干部。而妈妈正好相反。大义灭亲， “亲不亲阶级
分”，怎么可能不吵呢？
我爸的用人路线，也是吵架的另一原因。五十年代在水电建设中，爸爸重用了国民党政
权留下的老技术人员，对他们很尊重，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反右时，水电系统被打成右派
的人数很少。我自己就亲眼见过爸爸对有些党的干部很是随便，但是对技术人员总是未见有
半点怠慢。
当年跟我爸共过事的老技术人员都记得我妈的那张冷脸。妈妈文革中常说，你爸一贯右
倾，建国初期，就专用国民党人员，他的秘书，司机，都是那种最没觉悟和最糊涂的旧社会
留用人员。也幸亏爸爸用了这样的人，他们在爸爸倒台后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否则老婆，秘
书，司机三管齐下，他大概早就没命了。
尽管妈妈爸爸老吵架，可我小的时候妈妈从来没有碰过我一下，也不记得跟我红过脸。
最厉害的一次是因为我胡闹的太大发了，妈妈抄起一个小凳子向我砸来，不过没有打着。我
小时，哮喘很厉害。犯了病，嗓子眼儿就象拉风箱，呼呼地叫。一次，外边下着大雨，我又
犯病了。妈妈骑着自行车，打着伞去六铺炕商场给我买药。
去商场的路是煤渣铺的，坑洼不平，妈妈一手打伞，一手扶把。再加天黑，雨大，没看
见前面的一个凹坑，一下从车上摔了下来。看着一身泥水，满脸是血的妈妈拿着药进了家门，
我和阿姨都吓坏了。阿姨狠狠地对我说：“你要是长大了不孝顺你妈，就叫狗吃了！”这话我
是记住了，一直记到现在。一九九一年到了美国，妈妈来过一封“信”，只有这么一句话：
“李南央，二十五英寸彩电，直角平面，遥控。价钱你看着办。”
我二话不说，就要寄钱。先生和女儿都反对，说她不能算妈。可我记着妈妈那一脸的血。
她这辈子没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如果买个彩电能让她高兴，就给她买。
在我九岁的时候，家里没有了爸爸，他去了北大荒劳改农场。妈妈失去了发泄的对象，
我就成了爸爸的替身，挨骂自此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常常整晚上地挨
骂，不许睡觉。每次开骂总是车骨碌话：“你从小心眼就狠毒，三岁就说打死妈妈。你和李
锐一个样。” 可我真是不记得自己三岁时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说要“打死她”。心里说，
“当妈的记三岁小孩儿的仇，真是没意思。”阿姨说，我见了我妈就象耗子见了猫。放了学，
只要听到妈妈在家，就轻手轻脚溜进和阿姨合住的房间，再不出来。我妈说我从不叫她妈。
我心里其实是对她没有爱。妈妈对我永恒的咒骂就是：“你这个小李锐！你跟你爸一模
一样！”每次有客人来家，我都提心吊胆地防着那句话： “这姑娘越长越象李锐。”可总有
些不识象的大人爱这么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李锐是这个家庭一切罪孽的源泉，是提不得的。
我妈特爱讲大道理，很注重对我们孩子的思想教育。每年放暑假总要买，大多是所谓有
教育意义的。可我却偏偏不可救药，总想着那些妈妈不让看的书。在小学，我就偷偷翻遍了
家中书柜里的所有文学作品。《安娜 ·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天才》、《傲慢与偏见》、
《子夜》、《海底两万里》还偷偷地用每月的零花钱买小说。《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
花》、《朝阳花》、《这一代人》，《乘风破浪》厖都看烂了。书都是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的。
或者午睡时看。中午我妈自己要睡觉，是绝不会来查的，阿姨也不打小报告。最使我妈生气
的是，我竟然到我爸爸那儿要钱买书。那次是大发雷霆，一晚上没让睡觉。我坐在床上，听
着她在里面打呼噜，心里那份儿恨哪。我最怕的是我妈中午睡午觉，要是在这时弄出了声响，
吵了她的瞌睡，你就等着挨几个小时的骂吧。我那时学会了完全不出声地走路，开门。可是
楼上邻居弄出声响是免不了的。我妈老让我上楼去告诉人家中午不要走动。妈妈是最革命的，
我心里想，“革命者不是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吗，怎么连楼上走路的声音都不许有呢？再说人
家也不是故意的，怎么能好意思让人家不要走呢？”可嘴上却是从不敢违抗母命的。红着脸
敲开邻居的门，听人家的冷言冷语，看人家的脸色，那种滋味儿，那种难堪，真是无地自容。
我就写日记，把对妈的疑问，不满都叙述在日记里。我那时发了疯地想当兵。报纸上，电影
上把解放军说得太好了。我在日记里说：“我没有母爱，也不需要有母爱。我将来当了兵，
在连队里有指导员、连长关心，爱护我。”为了不让妈妈发现我的日记，我到处藏。有一次，
妈妈发脾气，讥讽我：“你小小年纪，还母爱，母爱的，满脑子令人作呕的资产阶级思想。”
我才知道，小孩子是永远藏不过大人的。就再也不敢在日记里写对妈妈的看法了。可是这点
自由吐苦水的小天地都被剥夺了以后，我对妈妈是真真儿地没了感情。也没有了一丝一毫的
尊敬：“偷看人家的东西，太不要脸！”
我小时喜欢军事体育。初一的暑假，趁妈妈在南方疗养，参加了西城区少年之家测向队，
还和另一个师大女附中的同学合作，拿了当年的北京市少年女子组团体第一名。可是妈妈一
回来，发现我着了魔似地跑测向队，说我满脑子资产阶级锦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发了疯，
跟李锐一样。非让我停止活动不可。后来北京队想要我当专业运动员，教练到家里来作工作，
让我妈大骂一顿。教练从我家出来，脸上连血色都没了，气得浑身哆嗦，“没见过这样不讲
理的老干部！”测向队是呆不成了，我又偷偷参加了少年宫的射击队，很快从三队升到一队，
夏天要到昆明参加全国比赛，选拔国家队。
每次活动，都要想出各种办法编造回家晚的理由。星期天活动的谎话是最难编的，只好
常常缺勤。我自认是从小爱说谎，但我从不认为我是妈妈说的那种从小爱编瞎话，品质恶劣
的坏孩子。
我至今认为凡是小孩子说瞎话，那必是大人的错。一定是大人没给孩子说真话的空间。
我现在最不能听的就是大人说自己的孩子：“这个孩子总爱撒谎。”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我一
定要立即为孩子辩护：“最好先自己检查一下作家长的错，自己是否给了孩子说真话的条件。
扪心自问，为什么自己养的孩子不跟自己讲真话。”
后来，文化大革命了。我在学校挨斗，回家一言不发，精神极沉闷。妈妈大概看出有什
么不对，问我怎么了，态度极和蔼。我有些受宠若惊，在那种冷酷的环境里，感到了一丝母
爱的温暖，不觉的流了眼泪。告诉妈妈，自己因为爸爸的问题，也有她的因素，在学校里挨
了同学的批斗。还没等我说完，妈妈的嘴角向下一撇，露出了极为幸灾乐祸、可有机会报复
的冷笑：“啊哈！你不是一向标榜自己不要母爱，自己最坚强吗？哭什么！跟我说什么？你
在学校挨不挨斗，跟我没有关系，不要往我身上扯。那是你自己在学校一定有问题。以后，
你不要再跟我讲这些事情。你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坚强，就不要以为还有妈妈。我在机关
挨斗，又向谁去哭？"我那时还不到 16 岁，看着妈妈那狠毒的近乎狰狞的面孔，只觉得自己
向一个大冰窟窿里沉下去，从里到外地冻僵了。从此以后，我的心门是永远地死死地向母亲
锁住了。

水晶红豆

我估计奇特的母亲有很多，都是各有各的奇特，只不过这位事主把她的经历写出来了，我佩服她在妈妈年老时，她还愿意为老人做令老人开心的事。这位妈妈的奇特很可能是与那场手术有关，是身体上的病导致的。

沪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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