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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 （3）
四、西路军问题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三个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以后，中央军委有一个《十月份作战纲领》，提出了宁夏战役计划。这里面有一个背景，三个方面军会师以后，有一个总的行动方向，就是按照联共中央的意思打通国际路线，让红军到外蒙和新疆建立根据地，毗邻苏联，在西北造成一个抗日局面。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无暇东顾。斯大林的意愿是，苏联远东地区不受到日本人的威胁，希望中国的红军牵制日本从东方进攻苏联，而中国红军也可以通过这条途径，从苏联取得物资援助。为什么要北上？就是这个意图。要打通国际路线，当时的说法就是要“打通远方”。宁夏战役计划实际上就是要实现这个意图，所以，当时的方向是宁夏不是陕北，准备到宁夏去，就是准备过河。但是，这个时候蒋介石也在调动军队，想在黄河以东把红军全部解决了。 十月份，红四方面军的红九军、红三十军再加上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连同四方面军军部，先过了黄河。国民党调集兵力赶往堵截，原准备渡河的红三十一军南下阻击，终因敌众我寡，被敌军切断黄河，未能渡过黄河。过了黄河的三个军一共二万一千八百人，成了孤军。开始还让他们继续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西北是马家军的天下，马家军有正规军三万，民团八万，一共是十一万，敌我力量悬殊，根本没法完成宁夏战役计划。十一月份，中央军委就提出改变原来的作战计划，组成西路军，让他们西征，以一年为期，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这才是西征的开始。最后整个西路军全部失败。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到一九三七年四月，陈云和滕代远到星星峡去接西路军的时候，二万一千八百多人只剩下四百多人。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但是西路军浴血征战、兵败河西，长期以来却被作为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破产的一个标志。《毛泽东选集》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及其注释就是这么说的，各种中共历史教科书当然也是这样说的。 八十年代，研究者对这一历史结论提出疑问，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丛进教授最早写了文章。长期以来，把“打通国际路线”作为张国焘“逃跑主义”的产物，认为这个口号 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背道而驰，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大量文献档案表明，“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整个战略部署的主要环节之一，而不能与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划等号。因此，河西部队从北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到改为西进执行打通新疆的任务，完全是执行中共中央战略计划的结果，是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部署、指示，而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西进计划”。毛泽东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这时西路军还没有失败，中共中央也没有清算张国焘路线，怎么会有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内容呢？显然，这是后来对稿子整理补充时所加。 至于西路军的失败，也谈不上是张国焘“逃跑主义”路线的结果，原因非常复杂。徐向前在回忆中作了多方面分析：一是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大大超出应有限度，这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原因；二是敌强我弱，西路军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左右回旋不好回旋，企图援应没有援应，丧失了作战主动权；三是战场指挥缺乏机断专行，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没有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中央军委要求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而在河西走廊建根据地缺乏起码的客观条件，河西走廊这个地方一无好的地形，二无群众基础，更谈不上武器弹药的接济，一个狭长的地带，四周是荒漠，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西路军最高领导人陈昌浩不能灵活执行军委指示，从长征中违背中央决定、极力主张南下的一个极端，跳到机械执行中央指示、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另一个极端。举一个倪家营子战斗的例子，是一个最惨的例子：西路军在倪家营子同马家军血战二十多天，终于突围出来了，但是陈昌浩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因为这是中央的指示。徐向前同陈昌浩激烈争论，最后不得不服从陈的命令。结果部队又回到了倪家营子，再度被马家军包围，待第二次突围出来时，西路军就剩下三千多人了。 一九八〇年，朱玉将文章《“西路军”疑》报送邓小平，邓小平批转李先念研究。一九八三年二月，李先念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的报告，给了陈云。陈云同意李先念的说明，让他把这个说明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并送中央档案馆存档，请邓小平批转中央常委，邓小平批了两句话：“赞同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 关于西路军的问题，党史界争论很大。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九期发表了朱玉、丛进的一组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文章，引起高层指责，有关部门下令收回这一期刊物。有一种观点仍然认为，西路军和西征就是张国焘“逃跑主义”的产物。一九九一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出版，有人写西路军是“奉命过河”。李先念看到后给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写信，质问“奉命，奉命，奉谁的命？”几万册全部印好的书将那一页全部撕去，改成“根据中革军委命令”， 重新排印。 二〇〇四年，中央电视台播映电视文献片《李先念》，其中第二集《血染祁连》，把西路军的来龙去脉介绍得非常清楚，对西路军的历史作了全面和客观的反映。不久，香港凤凰电视台也连续五次访谈西路军的问题。 当然，到现在为止，学术界实际上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者认为西路军的失败，除了上述原因外，西路军本身也有问题，在处理建立河西走廊根据地的问题上也有失误。
五、延安整风和“抢救运动”问题 这个问题应该说九十年代以来突破比较大。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二〇〇二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高华教授写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这本书可以说是关于延安整风最翔实的著作。全部材料都是来源于公开的文献、回忆、著述，没有内部档案。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延安整风是毛泽东亲自领导的中共党内第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他在延安整风中运用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和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彻底转换了中共的“俄化”气质，重建了以毛泽东为最高权威的上层结构，其间所产生的一系列概念、范式，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 跟这个问题有联系的是“抢救运动”，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作了一些研究，但是都不深入，而且几乎都把帐记在了康生的头上。有研究者提出，康生对“抢救运动”负有不可推脱的重要责任，但毛泽东是中共中央领导人，而且是整风运动的领导人，难道对此没有责任吗？有研究者指出，在这一点上，主流意识形态是不能突破的，极力把康和毛摘开，相反去强调“抢救运动”后期毛“发现了问题”，使得运动及时刹车。二〇〇三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党校教育史研究组”著、中央党校王仲清教授执笔的《延安中央党校的审干工作》一书，说的是党校，实际上也部分反映了当时整个延安的情况，披露了一些原始材料，比如毛泽东、任弼时、彭真的讲话。这本书只印了三千册，还是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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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20 10:31
发表于 2023-4-20 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