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遨翔天地间 于 2023-4-21 09:56 编辑
中共历史研究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9） 十五、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争论 近些年来，关于起草九大政治报告的争论，逐渐为研究者注意，因为这牵涉到林、毛的关系。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林同毛在政治上分歧的开始。事情大致经过是：毛最初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九大报告，林挂帅。陈甩开了张、姚，单枪匹马自己干。后来，陈没有按照毛要求的时间交稿，毛一怒之下，要康生、张、姚另外起草，但是也没有叫陈停下来。用毛的话说，“两家各搞各”。结果，张、姚同陈发生冲突，张、姚指责陈稿是鼓吹“唯生产力论”，陈则认为张、姚稿是“伯恩斯坦的”，“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肯定了张、姚稿（毛自己也做了不少修改），否定了陈稿。而林则从一开始直到上九大主席台作报告，看都未看一遍张、姚稿。 有研究者指出，两个九大报告稿子的起草以及毛、林的不同态度，反映出毛、林对于“文革”运动的不同想法。在林看来，“文革”运动过去之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是根据林的这个想法去写报告的，所以拟定的题目是《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据陈当时的两位秘书回忆，陈曾经对他们谈过起草报告的主题设想：运动不能再搞了，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抓生产了。陈还嘱咐秘书帮助他搜集这方面的资料，要各方面有关经济建设、生产方面搞得好的典型资料。毛对陈交出的稿子很不满意，认为没有把文化大革命的作用突出出来，对经济方面讲得太多，本末倒置，在政治上的分量不够。这种判断，从中共十大报告对林彪、陈伯达的批判可以得到某种反证。中共十大报告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林、陈的报告被中央否定了，而对毛主持起草的报告，林暗地支持陈公开反对，被挫败后才勉强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十大报告透露出三个信息：首先，九大有两个报告稿子，一个是林、陈稿，一个是毛稿（实际上是张、姚稿）；其次，林、陈稿主张九大以后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第三，林支持陈反对毛稿，结果林、陈稿最终被否定。对于上述事实以及判断，当事人或知情者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林彪的想法到底是什么，尚无公开的文献能够证明。最具体的口述材料，是林当时的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张回忆，林接受毛要他挂帅搞九大报告的任务后，一方面要陈、张、姚起草准备正式发表的稿子，另一方面找秘书们准备一个口头讲话（林的说法叫“拉条子”）。林说他这次口头讲话，还是用八届十二中全会讲的六个题目（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中国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后怎么做）。据张回忆，后来林在全会上的讲话，把秘书们按照他的想法准备的“条子”上的大部分内容都用上了。从这个情况，人们还很难看出林关于九大的讲话一定是讲发展生产。 其次，陈伯达起草报告是否与林交换过意见，有两种说法。吴法宪说，陈伯达写报告时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写，林讲了个大概。毛否定陈的稿子后，林很不高兴，因为陈稿是林、陈商量的。林的秘书回忆，林在最初曾经将陈、张、姚找到家里，谈话不到一小时，他们三人出来后，张、姚对陈说由他动手，需要他们可随时找。后来陈找没找过林，张云生没有提及。陈的两位秘书也谈到林约陈、张、姚商谈一事，而且透露林这次还表示委托他们三人代劳，报告内容由陈考虑，他自己就不多过问了。此后，陈还带着提纲找林商量过一次。至于陈花近一个月时间起草的稿子，则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陈的儿子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依据陈的两位秘书回忆，并援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的材料（毛在中央会议上质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指写九大报告——笔者注）？”陈答：“我自己一个人在搞。”），断然否定了吴法宪的说法。因此，陈是否根据林的意图起草报告，也还存疑。 第三，周恩来是否支持陈起草的稿子。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提供了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林认为，“文革”运动过去之后，今后还是要讲国家的经济建设，要搞国富民强，主张九大报告可以从人民、国家的角度去讲。陈伯达为此曾经私下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表示支持。这样一来，林更加受到鼓舞，因为他知道抓经济工作还要靠周。但是，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同样依据陈的两位秘书的说法（即陈稿在交毛之前“没有一个领导人看过”），认为高的说法没有根据。 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共九大报告起草的争论，尽管史实还有待进一步澄清，但是多少已经折射出林同毛的不和。吴法宪回忆，九大报告由张春桥等人“另起炉灶”后，林说过：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张云生回忆，张、姚的三次稿子送给林，林一次也不看，一字也未改，顶多只让秘书讲讲毛对稿子修改的地方。有的研究者认为，林的不满显然不只是对张、姚，还包括对毛。这是后来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征兆。
十六、关于“第一号号令” 关于“第一号号令”，“九一三事件”后，在中共中央下发的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上是这样说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乘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事情的经过是，一九六九年，中苏军队在黑龙江珍宝岛地区接连发生武装冲突，此后中苏边界局势日趋紧张。毛泽东提出“要准备打仗”。九月，中苏两国政府首脑商定于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边界问题谈判。中共中央根据当时苏联方面的动向和一些情报，怀疑苏方将以谈判为烟幕，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因此决定在此前将在京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疏散到外地。周恩来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黄永胜指示负责作战的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组织一个前方指挥班子，进入指定位置。黄则带领军委办事组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刘贤权、温玉成等随同进驻。十月十五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十七日，林彪去苏州。十八日，林彪做出几条指示，大意是：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十月二十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重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保持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接着，由林彪秘书向在北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作了传达。黄永胜向阎仲川传达林的指示。当天晚上，将“第一号号令”依次下达各大军区和海军、空军、北京卫戍区。近些年，有关“第一号号令”，当事人和研究者都还有不同说法和看法，争论最大的仍在事实方面。争论的焦点在于，“第一号号令”事先是否报告了毛泽东。 当时随同毛泽东在武汉的汪东兴回忆，林采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于十月十九日用急件传阅给毛泽东，先交周恩来，由周转毛阅。汪将传阅件送毛，毛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说“烧掉”，自己拿起火柴点着了传阅件。当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给汪，问毛看过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告毛已经烧掉，周惊诧未语。 林的秘书张云生则另有说法。张回忆，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向张口述了六条指示（即上述介绍的内容）。张做了记录。当时，林让张赶快用电话传达给黄永胜。张问林是不是压一下再发出，林同意并让张给叶群（“林办”主任）看看。据张说，他向叶群提了两条建议，第一，像这样的重大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第二，第六条讲二炮要做好准备，二炮是管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发射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因此对这一条应该加上一些限制词。两条建议叶都同意，而且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同意，并说照叶说的办。叶向张云生布置，向毛报告由她负责，传给黄永胜由张负责。晚上七点钟，张将林口述的六点指示电话传给了黄。按张的说法，林是同意报告毛的，而且由叶报告。 据一个材料介绍，在北京的阎仲川是当晚八点钟左右接到黄的秘书电话，赶到黄处，听了黄的传达的。黄传达时讲得不够连贯、缺乏条理，有些地方黄还作些解释和补充。传达之后，阎仲川问黄如何向下传达，黄说用电话跟他们说说就行了。阎仲川考虑到必须确保首长指示传达准确无误，就要参谋按照他的口授，整理出一份电话传达稿，又加了个编号，吩咐下面把它作为“前指”开设以后的第一份首长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阎仲川要参谋将稿子送呈黄，但黄的秘书说黄已经服用安眠药睡下。阎仲川考虑距苏联代表团入境只剩十几个小时，所以一刻也不能耽误，便决定传给有关单位。时间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二十一时半。阎同时指示值班人员上报“林办”，时间是二十一时四十四分。 上述不同说法，引起研究者注意。有人对汪东兴的说法提出疑问：当时的中共中央文件称林彪是以电话直接向毛报告的，汪的回忆却成了经周转报；毛、林、周各在武汉、苏州、北京，如果林先打电话给周，周再形成“传阅件”，很难当天送到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毛，况且，没有任何一份官方文件说过林给周打电话的事情。若毛真的“烧掉”林的电话记录稿，他并没有说明烧掉的原因，为什么就认定是毛对林的“一号号令”不满？即使真如汪所说，当时在场的只有汪，那么将此事告诉林（还有黄等人）的也只有汪，而毛对此事并无指示。叶群十月二十日在京西宾馆已经讲到此事，很可能是十九日得知的。那么，汪为什么如此急切地将这个引起林等人恐慌的消息泄露出去？汪是对谁讲的？怎么讲的？汪回忆称，林、黄等人知道毛的态度后，赶紧下令撤消了“一号号令”。此事纯属子虚乌有。“一号号令”发出以后，全军各部队一直在认真执行，各大军区、各军兵种不断有报告给中央军委，直到一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疏散的指示》，这一行动才告结束。既然毛反感此事，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听之任之，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有研究者注意到，当年参与审理“林彪集团案件”的军事检察院副检察长图们与作家肖思科合著的《超级审判》一书，谈到一个情况：“两案”的决策者原曾想把“一号号令”问题作为林彪罪状写进起诉书，但感到证据不足。于是，调集十四名军队干部查阅档案，寻找证据。查寻结果，该书未做交代，但是却说到，决策者们一致认为包括“一号号令”在内的几个问题“定罪理由不充分”，因此决定“不列入起诉书内容”。后来，参与查阅档案者有人甚至曾向阎仲川透露，查到了林彪向毛报告的记载。关于此事，八十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增订版有一个引人注意的修改。这本书一九八一年版本的叙述是：“同日（即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引者注），林彪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被毛泽东发现后制止。”修订后的叙述是：“同日，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林彪做出‘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抓紧武器的生产，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十八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这个‘紧急指示’，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震动。”修订后的叙述同原来版本有明显区别，首先交代了这个号令的由来，同时交代了号令的基本内容和下达的程序，特别是删去了原来“借口”、“擅自”等带有价值判断色彩的说法，而做了一种中性的事实陈述。 二○○三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也肯定“第一个号令”是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针对苏军有可能入侵的估计做出的。毛传也没有用“借口”、“擅自”的说法，但是却强调林彪此举事先没有得到毛的批准，“自行”做出指示。毛传的根据，就是汪东兴的回忆。 顺便介绍一下，“文革”结束后，“一号号令”还被作为“迫害老一辈革命家和高级领导干部”的一个阴谋。许多出版物和文章都把当年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老干部疏散外地，受到迫害，同这个号令联系起来。八十年代末，有研究者根据史料澄清了事实：疏散中央领导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至于广大知识分子、干部和文教单位下放，是根据毛泽东关于“认真搞好斗、批、改”的指示进行的，在“一号号令”之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先后发出过相关文件或指示；况且“一号号令”只限于军队，根本谈不上是干部下放的“最后通牒”。
十七、设国家主席和中共九届二中全会问题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设国家主席被认定为林彪集团的“反党政治纲领”。按照当时中共中央文件的说法，林彪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急于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八十年代以来，在林彪事件的研究中，对这一问题存在很大争议。这些争议既牵涉价值判断，更牵涉事实判断。有专家认为，设国家主席是中共执政以来的定制。一九五四年当代中国第一部宪法，即规定设置国家主席。毛泽东被选为第一届国家主席，一九五九年开始刘少奇连任两届国家主席。“文革”中刘被打倒后，某些需要国家主席的场合由董必武以“代主席”身份出面。中共九大后，召开四届全国人大提上日程。选举新一届国家主席，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毛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则是不合情理的。 更大的争议还在当年设国家主席一事的史实方面。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文献档案的公布和著述的发表或出版，人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从提出到终止大约经过了半年时间，其间曲折反复，直至九届二中全会酿成风波。有关史实的争议和疑问在于： 第一，设国家主席是不是林彪一个人的意见？ 一九七○年三月初，在武汉的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信和宪法修改草案提要。周信谈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宪法中原有国家主席一节，是不是还写上。这个情况，是汪东兴在新版回忆录（即《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提供的。不管作哪种理解，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一开始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的。三月七日，毛提出不设国家主席，并要汪回北京传达他的意见。第二天，汪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到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的意见。林在苏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周委托参加会议的叶群转告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三月九日，林彪让叶群转告在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三月十六日，政治局通过《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报告》等文件，报送毛泽东，毛在批示中再次表示不设。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大多数与会者同意毛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既然是“大多数”，说明还有少数人并不是这种意见。会议期间，林彪让秘书给毛的秘书打电话：“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让秘书回话：“问候林彪同志好！”回话没有明确表示否定林的建议。四月十一日，林在苏州通过秘书向政治局转达三条意见：一、林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二、关于副主席，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三、林认为自己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职务。第二天，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林的意见。会上，多数政治局成员同意由毛担任国家主席。到这时，设国家主席一事经历了第一次反复。 有研究者认为，按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毛应该服从多数的意见。但是毛否定了集体意见。会后，周将这次会议情况报告毛，毛当天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周恩来传》说这是“文革”以来毛与林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各执己见。其实，这不是毛与林一人各执己见，而是毛与政治局多数成员（既有周恩来，也有江青集团的一些成员在内）意见相左。四月下旬，毛和林差不多同时回京。毛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要设国家主席，并当着林的面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火炉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七月中旬，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会上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听说后表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周提出：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这是此事的第二次反复：毛的意见占了上风。 当年八月下旬，在庐山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二十二日下午，毛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会期和日程。几名常委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毛听了不满意，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康生在这天全会开幕会上讲话中说，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当国家主席、林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康在这天还说过：“因为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起草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的意见。所以，一直处在这样一种矛盾当中。”这是此事的第三次反复。 有研究者认为，从上述史实看，设国家主席和要毛担任国家主席的建议，既不是林彪一个人提出来的，也不是林一个人始终坚持的，而是当时中共全党的意愿，是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意见。 第二，林彪是不是想当国家主席？这个说法出自毛泽东。一九七一年毛南巡讲话说：“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西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有研究者认为，对这一说法可以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是林想当国家主席算不算个问题？二是说他想当国家主席有没有根据？ 林的法定“接班人”地位，是毛亲自挑选并亲自“大树特树”起来的。这样的“接班人”、副统帅，想当一个按毛的说法是个“形式”的国家主席，又有什么了不得？说是为了“篡党夺权”、“抢班夺权”，既不合逻辑，又不合中国国情和历史事实。毛早在十多年前已经让出国家主席位置，自“文革”以后这个位置更无实际权力。而且，“党是领导一切的”，要篡权，应该是篡夺党的领袖的位置才对。这是中国普通老百姓都明白的常识。那么，说林想当国家主席有根据吗？有研究者认为，迄今为止，谈及这个问题的文字只举出了吴法宪在“九一三事件”后的一个交代。吴说，叶群对他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个材料只能算是孤证。其一，叶群的讲话不一定能够代表林彪的意见。其二，吴法宪“交代”的叶群这句话是否真实？至少它不是叶群的原话。其三，如果林有此意，会跟几员心腹大将都打招呼，绝不会只跟吴法宪一个人讲。但是，其他人都没有这个交代。其四，在“无法无天”的年代按照最高领袖的意旨突击审讯，这样交代出来的结果是否可信？其五，即使这个交代是真实的，也是在“九一三事件”以后，而庐山会议（即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不可能知道，自然也就不可能据此判断林想当国家主席。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是因为设国家主席一事而起风波的吗？已经公开的文献和各种口述材料表明不是。八月二十二日，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晚上，陈伯达同吴法宪商量，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以及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材料，第二天分送给了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二十四日，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组同时发言，宣讲“天才”语录，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其中以华北组最为激烈。陈伯达在该组发言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二十五日，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第六号简报发到各组，各组的发言都集中到要“查明”、“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的问题上。从徐景贤的回忆录看，连华东组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有人甚至领头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张春桥尽管强装镇静，脸色却非常难看。会议气氛紧张起来。 这件事情有前因。此前在陈伯达、吴法宪与张春桥之间发生过两场“文字”之争。七月二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准备发表的纪念建军节社论稿时，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句，删去“毛主席和”几个字。张春桥坚持不改。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向毛请示，毛表示，这类应景文章，既然已经政治局讨论，他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据汪东兴回忆，毛当时还表示，两种意见，他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后来，汪还是按毛的意见删去了“毛主席和”几个字。八月十三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开会，讨论宪法草案稿。吴法宪与张春桥就宪法草案稿的一些提法发生争论。张以毛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依据，提议删去稿子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提法。吴法宪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将情况告诉了陈伯达。九届二中全会上，陈、吴等人旧事重提，向张春桥等发难。 有研究者认为，毛并不是因为设国家主席一事而发怒的，而是因为看到江青集团受到了攻击。所以，毛说反张春桥就是实际上反对他。但是从汪东兴的回忆看，毛在事情起来之后却多次点到设国家主席问题。看来，关于此事仍存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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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4-21 09:53
发表于 2023-4-21 1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