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的一天，北京饭店聚满了吃饭的人，吵吵闹闹一片热闹的景象，然而警察的到访打破了这个局面。 只见一群公安冲了进来，直接包围了一桌子人，就在人们还没有反应出来的时候，对方已经被带走了。 在新中国，警察抓人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这天来的公安非常多，这架势说是抓捕贩毒头头都不为过。 见人被带走，其他人开始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是间谍，还有人认为是汉奸。 其实这个人不是间谍也不是汉奸，而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他的名字叫潘汉年，算是最早加入共产党的一批人。 被抓捕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上海市的副市长，那么这个人究竟犯了什么大事，能让公安派这么多同志去抓捕他？ 潘汉年成为“王牌特工” 1918年2月，潘汉年出生于江苏扬州，他家的经济条件还算不错，可以称得上是书香门第。 他出生的时候正值战乱的年代，由于家庭条件相对较好的原因，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他在很早之前就接触过马克思主义。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一直有报国、救国的观念。 1925年，潘汉年从江苏一家学校毕业，后前往上海，进入中华书局工作。 在此期间，他写的一手好文章，引起了许多文人的关注，其中就包括了思想进步的田汉、郭沫若、马寅初等人。 后来他认识了许多人，其中就有博古，他刚参加完五卅运动，无论是思想还是其他方面的特点，都让潘汉年非常佩服。 在博古的引荐下，潘汉年加入到了共产主义阵营，走上了革命道路。 然而随着随着社会的发展，潘汉年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改变，当然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他文章写的好，因此在加入到革命后，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共产主义思想的文章，还促成了“上海左翼作家协会”的建立。 在这段时间里，他的革命思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但意外来临，在1927年4月12日这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两党陷入破裂。 这一事件影响着全国的每一个人，国民党更是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大喊要将他们一网打尽，潘汉年也在对方打击的名单里。 自蒋介石政变后，短短本个月时间里，潘汉年身边的很多人都被抓走了，性命堪忧，潘汉年担心不已，这时周恩来紧急做出对策将他们转移，这才让潘汉年躲过一劫。 刚被转移后，中央就给他安排了新的工作，在苏区担任宣传部长。 同年11月，蒋介石反动派依旧不断打压我方同志，甚至还有偷袭的行为，对此我方也不能坐以待毙，在上海成立了中央特科。 其下共设总务、情报、保卫3个科，分别负责设立机关、收集情报、保卫机关等工作。 部门是成立好了，但是人员却极度缺乏，周恩来随即号召同志们前往上海工作。 看到这些，潘汉年直接报名了，他毕竟在上海待过。 到了上海后，潘汉年开始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地下战线的隐蔽斗争。 在上海工作的这段时间，潘汉年展现出了他的真本事，甚至还成为了“王牌特工”。 之前的潘汉年在比别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介文人，但在进行情报这方面工作的时候，他的头脑机敏、学识丰富、谈判能力出众。 在特科工作的时候，潘汉年逐渐游刃有余，他很会隐藏自己的身份，不经意间就能得到情报。 在与人们交流时，他会依旧对方是什么人而去装备自己，他时而长袍马褂，时而西装革履，外出时他时刻谨慎观察着周围环境，是个非常细心的人，也是他的这个性格，让他非常适合干这个情报工作。 有一次，潘汉年身穿西装在路上走，不经意的扭头就注意到了几个可疑的人，他们似乎在跟着自己。 他不确定，只能继续走，发现对方真的跟着自己的时候，他没有慌，保持沉稳继续走。 走着走着发现有一家饭店，他慢慢悠悠地走了进去，在他们看不见自己后，他迅速跑到厨房，换上一身厨师服，随手拿起了厨房的菜篮子，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饭店。 再看那几个人，而是左看右看，始终没有找到潘汉年的声影。 1933年，随着上海的革命形势日趋严峻，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将枪口对准我党，残害了许多同胞的性命。 1936年，中央指示潘汉年在莫斯科与国民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进行接触，并以“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 他之前从未做过这样的工作，但他在见了邓文仪后，一旦都不怯场，向其表明了红军联合抗日主张，最后用自己的方式说服了对方。 正是这次谈判，打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的序幕，这都是潘汉年的功劳。 同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国家局势再一次发生改变，这意味着我党与国民党需要展开谈判，为了保护我方代表，潘汉年当起了“护卫”，多次帮助他们前往西安、上海、南京等地，与国民党沟通联络。 随着西安事变逐渐稳定后，潘汉年继续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在之后的数年时间里，他常常奋战在危险边缘，为我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然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直接影响了潘汉年的后半生，那就是与汪精卫会面。 潘汉年在上海干了什么 此后的很多年，潘汉年一直奋斗在情报岗位上。 到了1943年，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依托华中局指挥上海、南京等地情报工作。 不久后，潘汉年获得一条重要的消息，日伪有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 这件事情一旦发生，后果不堪设想，潘汉年一时间拿不定情报的真假，随后便表示要亲自到上海。 来到上海后，他还是不知道找谁打探消息，这件事情共产党肯定也不清楚，随后他想到了两个人，那就是李士群和胡均鹤。 这两个人是汪伪特务头子，曾经是汉奸，他们这样的人不顾国家利益，只认钱，甚至是牵头草，两边跑。 潘汉年了解到，这两个人虽然在汪精卫手下做事，但他们同时又对蒋介石示好、还试图与共产党联系。 知道了他们的身份后，潘汉年上报了党组织，决定与他们的见面，在党中央同意后，潘汉年将他们叫了出来。 潘汉年首先叫的是胡均鹤，他与胡均鹤算是见过，当时胡均鹤曾帮助潘汉年几人撤离敌占区，但他始终不是个善类。 潘汉年和胡均鹤说了此次的目的后，便让胡均鹤联系了李士群，但不巧的是，李士群不在上海，在苏州。 潘汉年知道，目前只能从这个人身上获得情报，随后表示亲自去苏州找李士群。 然而当他去了苏州的时候，得知李士群跑到南京去了，走的时候还给潘汉年留话：“如果有急事，直接来南京找我！” 看到他的留言，潘汉年有些生气，但还是克制住了，他知道他此次来有着重要的事情。 至于去不去南京，潘汉年想了一会后，立即起身前往南京。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潘汉年啥都都不知道，他只是去见李士群，但不料在这里见到了汪精卫。 计划好行程后，潘汉年和胡均鹤上了去南京的列车，来来李士群说地址后，他们并见到本人，而是住了一晚。 在晚上的时候，潘汉年才开始想，李士群开始说自己在苏州，那么他应该等自己，如今把他引来南京，潘汉年觉的事情有点怪。 但他当时想着对方不至于要了自己的命，因此就到了第二天，他见到了李士群。 在聊天中，对方却绝口不提与新四军有关的事情，潘汉年尝试将话题往那个事情上引，但对方却直接告诉他：“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潘汉年一听吓了一跳，但表情上依旧淡定，李士群口中的“汪先生”，就是汪精卫，他找自己会是什么事情呢？ 这时潘汉年也明白过来了，李士群这一来一回的就是为了让他与汪精卫会面，一来他可以赢得汪精卫的赏识，二来可以借此昭告世人，汪伪政权还是有所希望的。 潘汉年当时没有办法，汪精卫和李士群做好了十足的计划，如果他拒绝，李士群可能会翻脸，断了获取情报的一条线。 为了国家的未来，潘汉年骑虎难下，顾不上向组织汇报，便答应了李士群：“我可以和汪精卫见。” 李士群告知了汪精卫的地址后，第二天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来到了汪精卫的住处。 他们刚走进去，就看到汪精卫在客厅坐着，看见进来，对方赶紧起身，相互含蓄了几句后，两人聊了起来。 在聊天的过程中，潘汉年一直小心翼翼，他认真地听汪精卫说的话，想看看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 不一会，汪精卫说：“我认识毛泽东先生，过去我主张联共，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我搞民主。” 潘汉年笑着点了点头，汪精卫又说：“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终于知道了他的目的，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 汪精卫也没有生气，之后的话题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话题，临走的时候，汪精卫告诉他：“你以后联系仍然找李士群。” 离开汪精卫公馆后，潘汉年一直在想，对方并没有说什么，那么聊天的意义何在呢？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们两人的身份都很特殊，单纯的在一起就有着都不一样的意义。 在南京待了两天后，潘汉年返回上海，至于此行的目的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影响了自己。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潘汉年的一个举动。 1943年4月，潘汉年返回淮南根据地后，将一些关于日伪军扫荡的情报上报新四军军部。 但对于与汪精卫会面的那部分，由于各种原因，他一直在纠结要不要说，后来此事就被耽搁了。 1945年，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潘汉年也来到延安，他见到了毛主席。 这时他又想起了与汪精卫见面的事情，便打算将此事说出来。 面对毛主席的时候，他却紧张了起来，可能是怕被怪罪，毛主席也看出了他的紧张，先开口说道：“不用紧张嘛，你这几年在敌后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对你是完全信任的。” 这番话让潘汉年十分心安，他想着既然组织相信他，他随即把要说的话憋了回去。 也就是说，这次对于他而言是个机会，但他还是没说。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以为此事会成为过去，会成为秘密，但却成为他的一个污点，直到死都没有洗清。 往事未坦陈，遗憾终身 1949年10月1日，在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上，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前，对着面前的数千名前来观看典礼的人民群众大声呐喊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意味着被压迫了数千年的中国人民彻底站起来了！ 尽管如此，组织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当时依旧有许多反动势力没有被清除。 当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留下了许多特务在大陆，如果不彻底清除，以后势必会成为隐患。 在此背景下，中央开始进行大范围的肃查工作，一些间谍、汉奸、叛徒接连被判决。 然而随着揪出来的人越来越多，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的事情也被查了出来。 1954年2月，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的高岗，伙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试图篡夺国家权力，最后遭到了组织的揭发，组织最后逮捕了他们。 由于两人担任的职务比较高，所以此次牵扯的人也比较多。 其中高岗被捕后拒不配合，最后竟然选择自杀，他身上的秘密也被掩盖。 在这样的情况下，组织只能展开大规模的调查，秉承着“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的原则，如此一来，搞得人们人心惶惶。 不久后，毛主席在会议上提出：全党的干部必须主动交代革命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果态度坦诚，知错就改，那么组织可以视情况既往不咎，恢复到正常情况。 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一些同志们选择了和组织坦白，其中就包括了原西北局的干部胡均鹤。 胡均鹤原来是高岗的下属，虽然此次高岗事件与他无关，当他还是写材料交代了自己之前犯的错。 另外胡均鹤还向组织透露了关于潘汉年的事情，毛主席知道此事后面无表情，当有人提议将他喊过来问问，毛主席却说：“再等等吧，对自己的同志，我们要有耐心。” 然而毛主席等啊等，一直没等到潘汉年的“坦白”，直到1955年3月21日，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潘汉年才将此事道出，但为时已晚。 在大会上，小平同志对高岗、饶漱石问题做出了详细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将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最后还说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再度发生，将成立监察委员会，加强对党员的监督。 潘汉年回到家后越来越慌，随即找到了陈毅，终于将此事说了出来，陈毅听后生气极了。 1955年4月1日下午3点，副总理陈毅办公室传出声音：“你真是糊涂啊！这是犯了原则性错误！是不可饶恕的行为！” 潘汉年眼神恍惚，嘴唇发白，他颤颤巍巍地说：“我...害怕这件事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才一直没有说出来...” 听到这话，陈毅心中的怒火更加炽热了，大喊：“你是个老共产党员，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 过了一会儿，两人情绪逐渐稳定，陈毅说：“唉，事已至此，你就回家听候处置吧。” 潘汉年走后，陈毅便开始的写报告，第二天亲自拿着报告前往中南海交给毛主席。 毛主席看到这封报告后，并没有什么惊讶的表情，毕竟之前就知道了，不一会说出一句话：“此人从此不能信用，立即逮捕吧！” 这也就有了文章最开始的那一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抓的。 在审问期间，潘汉年非常配合，将南京发生的事情统统交代，他对罗瑞卿说：“我当时出于情报工作的需要，确实编造了我想投敌的谎言，但我对组织的忠诚始终没变，我也从来没有背叛过组织。” 不久之后，当年和他一起搞情报工作的李克农，就站出来替他说话。 可惜的是，由于没有第三人证明潘汉年当时的事情，所以潘汉年被判处了十五年的有期徒刑。 以现在的刑法去看，潘汉年的判刑有些重，但这是时代造成的。 1977年，潘汉年在湖南进行劳动改造期间因病去世，享年72岁。 直到1982年，党中央撤销了原来最高法院的宣判，为其进行了平反，并恢复了名誉。 潘汉年同志含冤去世，是非常遗憾的，他为自己的隐瞒付出了代价，但中国始终没有忘记他的付出，功是功过是过，功绩不可抹杀！致敬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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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6-18 21:46
发表于 2023-6-19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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