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华国锋与格林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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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华国锋与格林的谈话
          作者：徐庆全      时间：2023-06-15   来源：徐庆全与八十年代
   查找资料，不经意看到《中央负责同志同外宾的谈话》一本小册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宣传局编，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内部发行”）。距今四十多年了。
　　书中收录了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等在1979和1980年接见外宾或记者的谈话。以我有限的视野，在研究这段历史的著述中，很少看到有学者引用过这本书。
　　研究党史的人大都知道，“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在若干年后收入“……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或收入文集时，往往会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来修改。这本小册子是当年讲（只有少量是1979年的）当年出版，修改、雕琢的时间短，可以看作是比较原始的材料，值得学者注意。
　　这里，比对一些材料，说说华国锋接受格林采访时的谈话。

　　目录的排列顺序
　　在进入主题之前，我先说说这本书的目录排列顺序，这个顺序与华国锋有点关系。
　　书中收录了华国锋两次答记者问。一次是1979年9月11日，接受英国作家兼制片人费力克斯·格林的电视采访。一次是1980年7月，对南斯拉夫《信使报》记者就中国形势和政策所提出的问题，作的书面答复。
　　华的两次谈话，按时间顺序排在目录的第一条和第二条。接着，是邓小平的谈话，也是按时间顺序排列。以后，依次为胡耀邦等人。
　　这个目录排列顺序，还是把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一把手看待的。
　　其实，在书出版前四个多月，即1980年8月18至23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华的地位已经不稳，9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1980年11月10至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9次会议，华辞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会后，通报下发到省军级；中央负责同志也给兄弟党国家通气。譬如《邓小平年谱》“1981年1月12日条”就记载，邓小平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李钟玉通报：“我们中央政治局已经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既然如此，为什么这本书的目录还这样排序？这似也是中央的决定。
　　“通报”中说：在会议最后一天，华“再次提出辞去现任职务，并要求在六中全会以前，不再主持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委和中央军委的工作”，中央政治局同意，但要求华“在六中全会作出有关的决定以前，他仍是中央的主席，仍要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接待外宾”（《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599页）。
　　所以，这本书的目录排列，仍然以华“中央的主席”的身份，这大概是华国锋最后一次在“中央负责同志”中占据头条吧。

　　谈家庭
　　在这个采访中，格林开始的话题就单刀直入：“我知道你不大喜欢谈你本人的情况，但我还是想问几个方面的问题。你童年时的家庭情况如何？”
　　华国锋回答说：“我的老家是山西省交城县。在我6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去世了。家有母亲和哥哥。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13岁小学毕业后，因升不起中学、失业了。我14岁进入本县新办的职业补习学校，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
　　民国时期的小学是“四加二制”，即初级小学四年，高级小学二年。华国锋生于1921年，小学毕业是1934年，应该是7岁即1928年开始读书的。那时，对于一般百姓来说，“高小毕业”，可以像今天硕士毕业般自傲一下子的。
　　华国锋说自己“家里生活比较困难”，但在那个年代，他能读书，家里总得“仓廪实”才行，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就是说的读书这回事。不过，他用“比较困难”来说，也没错。比较嘛，看和谁家比，和阎锡山家比，当然是“困难”的。
　　华国锋诞辰90周年，中央发表的《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的文章（下称“纪念文”）说，华国锋出生于“一个制革工人家庭”，那或许是“小业主”之类的成分，至少日子过得去。
　　因为出生于“一个制革工人家庭”，他可以接着上“补习学校”。
　　民国时期的补习学校，是蔡元培等老教育家倡导创办的，招生对象是当地附近工厂的职工、学徒和一些需要学习职业技能的人，类似于当下的职业高中。华国锋符合条件。所以，9年下来，华国锋不仅是有文化的人，也可能还有一门养家糊口的制革之类的手艺。

　　谈参加革命和抗日战争
　　接着，格林让华谈谈“你参加革命运动和你参加抗日战争时的情况”。
　　华国锋说：“我是在1938年17岁的时候参加革命的。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山西，国民党的军队溃败。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了根据地。我们县的山地是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我较长时间在本县工作，任抗联主任、武委会主任、县委书记，活动在山地平原抗日斗争的前线。”
　　“纪念文”说，华国锋1938年6月参加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交城抗日游击队，并改名华国锋（原名苏铸）；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山西汾阳担任牺盟会工作员、党小组长。那是共产党与阎锡山合作抗日的时候。1939年“十二月事变”，共、阎分家，华国锋回到交城，先后担任交城县牺盟会秘书，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兼分区农民部部长，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兼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等职务。
　　两相比较，大致不错。只是“县委书记”一职，华是在抗战胜利后才担任的。

　　谈韶山灌溉工程
　　格林显然对华在1949年前的任职不感兴趣，问题接着跳跃到华在湖南任职的情况：“战后，你去湖南省，并负责当地的一项大型的灌溉和水利发电工程的规划和建设工作，你能不能同我讲讲当时的情况？”
　　那时，报纸上宣传华，湖南省有长篇文章介绍他在湖南主持的韶山水利灌溉工程，格林自然关心。
　　华回答说：“我不是战后去的湖南。我是1949年春随大军南下。我们7月进入湖南，8月湖南省会长沙和平解放。我在湖南工作了23年。1965年我在省委工作的时候，省委分工我担任韶山罐区建设工程的总指挥。我们动员了10万人，用了10个月的时间，建成总干渠和北干渠，1966年6月1日正式防水受益。这项工程是以灌溉为主，可灌田近六万多公顷，并可发电、拦洪、通航、发展养鱼。经过十多年的考验，证明效果是比较好的。”
　　话里话外，华国锋还是蛮自豪的。
　　“纪念文”说：“韶山灌区工程成为湖南省首个灌溉百万亩农田的大工程，竣工投入使用后，对当地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项工程还值得提并且给予这样高的评价，华当年的自豪感，也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

　　谈到中央工作
　　关于华国锋到中央任职以及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格林更关心。两人有如下对话：
　　格：我想你是在1971年被召到北京的。这次调动是否同处理林彪一案，处理他妄图推翻毛主席一事有关？你调查的结果如何？
　　华：我是1971年2月调国务院工作的，分管农业、财贸工作。到国务院不久，周恩来总理为了让我熟悉全国情况，派我到南方各省去做些调查研究。所以，我的调动同处理林彪事件，处理他妄图推翻毛主席一案没有联系。
　　这里，华国锋澄清了一个说法，即调他进京是毛泽东让他主持处理林彪一案。这一说法，在粉碎“四人帮”后一段时间十分流行。流行的原因，当然是顺着当时“英明领袖”的宣传，予以拔高。不过，这一说法到现在还有一些研究者延续。譬如，手边上有不久前出版的《晚年邓小平》，依然这样说（见42页）。
　　华说，他是1971年2月进京的。“纪念文”说：“1971年1月，华国锋同志调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之后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九一三事件’中，他在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参与了处理林彪集团问题的工作，同年10月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书记。”
　　华进京时间，究竟是1月还是2月，就记忆与权威文章而言，当然以权威的“纪念文”为准。
　　所以，事实是，调华进京不是为处理林彪一案，但后来他的确参加了林案的处理。
　　格：你是在1976年4月出任总理和第一副主席的，是谁选你到这些岗位上去的？对于担负这些巨大的责任，你当时有何感想？
　　华：1976年，在周恩来同志逝世后，毛泽东同志采取了非常的措施。他先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我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以后，在当年4月，毛泽东同志又提议我任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这对我来说，特别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个十分艰巨的责任。我曾向毛泽东同志表示，我政治思想水平低，不能胜任，请他再加考虑。但他坚持他的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这一决策，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
　　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华国锋主政四年来的历史时，点名批评了他；他的职务也降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最后一位。这时候，社会上开始流传着“华国锋是坐着直升飞机上来”的说法，意在讽刺他没有能力。
　　不管是华的这次谈话，还是以后披露的史料看，他当然不是“坐着直升飞机上来的”。
　　1949年7月后，华在地方的任职是这样的：湘阴县委书记——湘潭县委书记——湖南省副省长——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69年九大当选中央委员。
　　所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持编写的《毛泽东传》说：“毛泽东认为：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为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不蠢’”（见1767页）。可以和华的谈话比着看。
　　当然，在那时，毛选华，也有客观形势需要的因素。关于这一点，是另一篇文章的事了。

　　谈粉碎“四人帮”
　　格：你担任总理半年之后，“四人帮”即被逮捕了，这是不是一个困难的决定？
　　华：要作出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的决定，当然是不容易的。王张江姚四个人都是政治局委员，一个还是党的副主席，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妻子，他们进行阴谋活动多年，这是不能不考虑的。但是，毛泽东同志生前已经在政治局揭露和批评了他们搞“四人帮”，有野心，决定处理他们的问题。他们在政治局和党内实际上已经很孤立。在人民群众中，他们已丧尽人心。特别是在1976年毛主席重病和逝世以后，“四人帮”猖狂地进行阴谋活动，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已是箭在弦上。同时，在他们的煽动破坏下，铁路运输中断了，不少工厂停产了，整个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当时我们再不下决心不行了。这年10月6日，我们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很顺利地粉碎了“四人帮”。
　　格：当时“四人帮”究竟获得多大的支持？有没有爆发内战的危险？
　　华：原先，我们估计在他们经营了十多年的上海，可能出点乱子。结果，大乱子没出，中乱子没出，连小乱子也没有出。在我们尚未正式公布消息之前，社会上已经在流传“除四害、讲卫生”，人心大快，大快人心的说法。上海的干部和广大群众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后，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六百多万人自动上街游行，欢呼这一胜利。我们没有放一枪，没有流一滴血，就解决了问题，全国稳定。这也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当时“四人帮”所拥有的支持有多大。
　　粉碎“四人帮”，是华对中国的最大贡献。他和胡耀邦谈过其中的惊心动魄，也跟张根生和李海文谈过具体决策过程。这里，面对外国记者，他也只能这样泛泛地说了。

廖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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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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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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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洞

    “你童年时的家庭情况如何？””，记者真是无冕之王，连这样个人的事也要问——这关你什么事？你有枪我有盾，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想随意问，我可选择答。其实，可以不必理会一些问题，顾左右而言它即可，让他明白不是什么事都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