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不能不提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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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企孙：不能不提的一个人


       叶企孙（一八九八年七月十六日至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三日）

      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从１９２５年到１９５２年，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担任负责人、理学院院长。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调往北京大学。叶企孙参加过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叶企孙１９６７年６月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１９６８年４月到１９６９年１１月，被中央军委办事组逮捕、关押，释放后又被隔离审查到１９７５年。据胡升华等人的调查，叶晚年被打入另册，系受他心爱的学生熊大缜冤案的牵连。１９３８年初，熊大缜往八路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研制高效火药、购置无线电收发报设备和军火，叶曾利用自己的影响帮助筹款和居间联络。但１９３９年４月，熊大缜被冀中军区以“国民党派遣特务”的罪名逮捕，并于４个月后被处死。１９８６年１０月，中共河北省委对“熊大缜特务案”平反，并说“叶企孙……对冀中抗战做出过贡献”。

２３位功勋科学家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二十三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１９９９年９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大会，隆重表彰研制“两弹一星”的功臣，２３位科学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熟悉这些科学家经历的人会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人，因为这２３位科学家中有９人是他的学生，有２人是他的学生的学生，还有２人的事业也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叶企孙，中国科学界的元老之一，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始人，清华大学长期的校领导核心人物之一。

叶企孙其人

      叶企孙于１８９８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１９１８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去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并于１９２３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２４年回国，应东南大学之聘任物理学副教授。１９２５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他接受清华之聘就任物理学副教授，次年升教授，并创建清华物理系出任系主任。１９２９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叶企孙出任院长，并被推选为决定学校大政的７位评议员（教授会议的最高议事机构）之一。此后，叶企孙一直是清华大学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并几度以校务委员会主席和代校长名义主持校务。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辗转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叶在联大任教。１９４１年９月至１９４３年８月，他赴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当时中国科学界实际上的领导（名义上，国民党的朱家骅是院长）。叶企孙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几度出任理事长、副理事长。１９４５年，叶企孙出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还曾主持西南联大的校务。

      １９４９年春，北平解放，５月他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９月，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叶企孙当选为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并为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常委。

      １９５２年月１０月，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叶企孙随清华物理系一起调到北京大学，从此，他“淡出”中国科技、教育界的核心圈子，“文革”中更因他的得意门生熊大缜的冤案而身陷囹圄，于１９７７年１月悲惨死去。

      １９９３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纪念叶企孙先生》一文中，这样评价叶企孙的一生：叶企孙先生“是我国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和我国物理学界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为我国物理学研究与理科教育、科学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叶企孙对国家“突出的贡献”，尤其表现在“两弹一星”方面，让我们从本文开初的议题说起。

“两弹一星”功臣中的１３位　与叶企孙的师承谱系

      在２３位功勋科学家中，有９位是叶企孙的弟子。第一位就是王淦昌。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届（１９２９年）毕业生，因而是叶企孙的大弟子。１９３０年被叶企孙推荐到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师从迈特涅教授。这位女教授曾参与发现铀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实验，后来又对此作出了正确的解释。原子弹就是在此基础上得以研制成功的。王淦昌的科学生涯从一开始就与原子核物理有缘，他后来就成了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担任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由于他对我国的核能事业的重大贡献，欧美报刊曾称誉他为“中国的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

      第二位是赵九章。他是清华物理系第五届（１９３３年）毕业生。叶企孙在送他出国留学时，考虑到国家的需要叫他改学气象学。１９３５年，赵九章赴德国留学攻读气象，１９３８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成了我国大气物理、地球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１９５７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他敏锐地觉察到一个人类探测太空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于１９６４年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并领导筹建了中科院卫星设计院，为我国的卫星研制立下大功。因此，８０年代中国科学院向国家申报卫星研制的科技特等奖时，按成就大小的排名为赵九章、钱骥、钱学森、王大珩、陈芳允等，赵九章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卫星第一功臣”。

      这五人中，赵九章、王大珩、陈芳允三人均毕业于清华物理系。钱骥于１９４３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在南京的中央气象所工作，跟随赵九章。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０年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成立，赵九章任所长，钱骥为某研究室副室主任。１９６６年卫星设计院成立时，赵九章任院长，钱骥为业务负责人之一。可以这样说，钱骥一直做赵九章最亲近的助手。由于赵九章是叶企孙的入门弟子，钱骥也可以说是跟叶企孙有了间接的师承关系了。

      钱学森于１９３４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他怎么会与火箭卫星打上交道的呢？这也与叶企孙有点关系。清华改为大学后，于１９３３年恢复公费留学生，并向全国公开招考，主持这项留学生（不仅是留美，还包括留欧）考试的就是叶企孙。钱学森一毕业就参加了１９３４年的留学生考试，参加这一届考试的有清华物理系毕业的赵九章、王竹溪，历史系毕业的夏鼐，土木系毕业的徐芝纶，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殷宏章，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张光斗等共２０人。这些人出国留学学些什么，到哪所大学，都由叶企孙会同各方面专家并结合留学生本人要求仔细考虑，所以他们出去后都学业有成，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专家。考虑到钱学森在国内学的是铁路工程，出国留学却是航空工程，两者差异太大，所以就叫他在清华大学补修航空专业一年。从这五位卫星功臣的经历，可见叶企孙对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贡献之大。

      第三位是１９３５年毕业的彭桓武，１９３８年他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师从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大师玻恩。彭桓武在名师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理论物理基础，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成为扬名海内外的科学奇才。１９４７年他回国后即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理论权威。

      第四、五位是１９３６年毕业的钱三强和王大珩。钱三强于１９３７年来到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师从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约里奥一居里夫妇，专攻原子核物理并做出了显著成绩。１９４８年，他决定回国时，约里奥-居里夫妇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在自己的得意门生的鉴定书上这样写道：“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近十年来在我们指导下的这一代科研人员中，钱三强是最优秀的！”

      王大珩于１９３８年赴英国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在谈到他自己为什么从物理学改学光学时，他曾这样回忆道：“在设置留学生的专业和名额上，叶先生有深谋远虑。在抗战前中国的光学工业是零，而国防需要光学机械，为此他设置了应用光学这个名额。”王大珩学成回国后，成为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还与两位清华校友王淦昌、陈芳允及毕业于交通大学的杨嘉墀一起，倡议开展了我国发展高科技的“８６３计划”。其爱国奉献的精神与恩师叶企孙一脉相承。

      第六位陈芳允于１９３８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曾在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研究所任助教，该所是清华特种研究所下属的五个研究所之一（另外四个研究所是理科研究所、农业研究所、航空研究所、金属研究所），而特种研究所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叶企孙。陈芳允于１９４５年被派往英国一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于解放前夕回国。他后来成为中国卫星测控技术的奠基人。

      周光召、邓稼先、朱光亚三位与叶企孙是隔代的关系。周光召于１９５１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随即考取彭桓武的研究生。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随叶企孙一起调到北大，１９５４年毕业于北大研究生院。１９５７年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１９６１年请战回国参加了原子弹研制的理论工作。１９９２年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邓稼先、朱光亚都于１９４５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当时，叶企孙是西南联大理学院的院长。１９４８年，邓稼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１９５０年获物理学博士后即回国。他后来是研制核武器的第九研究院院长，被誉为“ 两弹元勋”，１９８６年因患癌症不幸去世。

      朱光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１９４６年西南联大物理系获两个留美名额，叶企孙与吴大猷商量决定派朱光亚和李政道去。朱光亚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获物理学博士后于１９５０年回国。１９５７年，在他的领导下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后来他又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中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导人。

      于敏和程开甲两位功臣不是清华毕业的，但他们却是叶企孙学生的学生。于敏毕业于北大物理系，１９４９年攻读研究生，师从张宗燧和胡宁，这两位分别是清华物理系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８年的毕业生，是享誉国内外的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程开甲１９４１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他的毕业论文导师为王淦昌，毕业留校后当了王淦昌的助教。

      屠守锷则是清华大学航空系１９４０年的毕业生，１９４１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留学，获硕士后于１９４５年回国在清华任教授。当时，叶企孙则是包括航空研究所在内的清华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从１９５７年起，屠守锷成为我国导弹及航天事业的技术领导人之一。

叶企孙与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人

      １３位“两弹一星”功臣与叶企孙的直接、间接的师生关系，只不过是叶企孙为中国培养科技兴国的栋梁之才的一个集中表现。其他方面的突出事例还有以下几件。第一，１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第一批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中半数以上都来自叶企孙领导下的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毕业生和教师，其中就有鼎鼎大名的数字家华罗庚。众所周知的华罗庚，出身贫寒，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刻苦钻研数论，自学成才。１９２９年被清华数学系熊庆来教授识才，又经叶企孙批准从小县城调到清华数学系资料室当职员，边工作边旁听大学课程。１９３１年，叶企孙在日本数学刊物上看到华罗庚写的数学论文，很欣赏他的才华。在教授会上力排众议说：“清华出了个华罗庚是好事，不要为资历所限制。”最后，作为理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的叶企孙，拍板决定，破格提升华为教员，并让他讲授大学微积分课。从此，华罗庚脱颖而出。１９３６年，叶企孙又派华罗庚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华终成国际知名的数学家。

      第二件事是，１９５７年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上：杨振宁，李政道（当时他们持的是中国护照，所以应该算作中国人）。这两位能到美国留学，也与叶企孙有关。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１９４２年杨振宁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随即又考取了王竹溪教授的研究生。王是清华物理系１９３３级毕业生，后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１９４４年夏天，杨振宁考取了留美公费生（由于抗战时的交通不便直到１９４５年才成行）。李政道原先在浙江大学物理系读书，１９４４年转到西南联大。由于他年少聪敏，给叶企孙留下好印象，当１９４６年联大有两个公费留学名额时，叶就想到了他并推荐成功。１９９８年，叶企孙百岁诞辰时他中学的母校上海市敬业中学隆重举行纪念大会，李政道专程赶来讲话，对叶企孙荐才留学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为杨、李两人推翻宇称守恒定律（他们因此而得诺贝尔奖）作出实验验证的女物理学家吴健雄，也与叶企孙有间接的师生关系。吴健雄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系主任施士元是清华物理系首届毕业生。毕业后去法国留学，是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学生。

      第三件事是，在美国科学院和工程科学院中有二三十位华裔院士。最早当选的两位院士都是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毕业于１９３３年的林家翘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毕业于１９３３年的戴振铎当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另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１９４８年，美国编撰百年来科学大事记，入选的中国科学家仅两位：彭桓武，王淦昌。又是清华毕业生，又是叶企孙的弟子！真神了。

叶企孙的过人魅力

      叶企孙为什么能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概括地说，一是他的人格高尚，二是他的方针正确。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简要地介绍一下。

      叶企孙的人格高尚是有口皆碑的。王大珩说：“叶先生不仅教我学知识，更重要的、使我终身受益的是，我从这位老师身上学到爱国的、无私的人格。”仅举一例足以说明叶企孙的无私人格：１９２８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物理系任教时，把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系主任的还高，以示尊重。后来他发现吴有训的工作能力很强，就于１９３４年推荐吴当物理系主任。１９３７年，叶又辞去理学院院长之职，荐吴有训接任。叶企孙的辞职，一不是自己不行，二不是众人反对，三不是已到退休年龄，相反，他辞职时年仅３８岁。因此，他的辞职真正是一种礼贤下士、举贤自让的行动，这样的行动只能完全出于公心，也正是他无私人品的体现。正是叶企孙的无私举贤，使吴有训脱颖而出，成为后来的中央大学校长，解放后又成为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副院长。

      正是这种无私的品格，保证了叶企孙能按正确的做法办好清华物理系。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也是叶企孙的信条。他无论在当物理系系主任时，还是在做理学院院长时，始终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７年，他先后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到清华理学院任教。有了这批“名师”，“高徒”就不断从清华理学院涌现，以致１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数理化学部半数以上的院士均来自清华。

      叶企孙能聘请这么多名师到清华来，主要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不搞近亲繁殖，所以名师就凝聚在他周围。清华物理系第二届毕业生、原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冯秉铨，在毕业四十多年后还写信给叶企孙，深情地说道：“四十多年来，我可能犯过不少错误，但有一点可以告慰于您，那就是我从来不搞文人相轻，从来不嫉妒比我强的人。”冯秉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１９３０年他毕业时，叶企孙对他们几位毕业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这是多么伟大的胸怀！

      叶企孙不仅尊重教师，而且热爱学生，“尊师爱生”构成了他教育工作的主旋律。王淦昌回忆道：“我和叶先生是同时进清华，他当先生，我当学生。叶先生非常关心学生，我经济困难没钱回家，叶先生就给我钱让我回家。”在清华如此，到北大后他仍是视学生如子女。６０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一定让这学生喝下去，他说：“ 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了向自己敬爱的老师叶企孙学习，他的老学生和老同事１８５人于１９９２年５月捐赠了几万元，成立“叶企孙奖”基金，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在首届授奖仪式上，基金会名誉主任、清华物理系第七届毕业生钱伟长深情地说：“叶先生一辈子大公无私，从不为个人考虑。他终身不娶，视学生如儿女，对所有青年的关系都非常亲切。他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影响了大批科学工作者，团结大家，协力做好工作……我们怀念他，他的朋友和学生们自愿捐款设立这个奖。我们都不是有钱的人，这笔奖金的钱很菲薄，但是，它代表一种心意，是一种很高尚的精神力量，可以鼓励青年学生奋发上进。我们要把叶先生那种伟大的人格、真正为国为民的品德继承下来。”

     唐朝大诗人韩愈说过：“事业功德，老而愈明，死而益光。”叶企孙先生虽然与世长辞了，但是，他的英名永远流传在全世界亿万炎黄子孙中间。叶企孙先生没有子女，可是他为中国培养了千万英才；叶企孙先生没有遗产，可是他为民族树立了永恒的典范。

叶企孙师生谱系

学生（清华大学物理系、理学院）　　　　　　　学生的学生
王淦昌　１９２９届　　　　　　　　　　　　　周光召、程开甲
赵九章　１９３３届　　　　　　　　　　　　　钱骥
张宗邃　１９３４届、胡宁　１９３８届　　　　于敏
彭桓武　１９３５届
钱三强、王大珩　１９３６届
陈芳允　１９３８届
屠守锷　１９４０届清华航空系
邓稼先、朱光亚　１９４５届

作者：应兴国 《南方周末》1999.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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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宗师叶企孙：以身之微芒照亮天下

来源 光明网

十年前，钱学森曾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翻开历史的黄卷，我们会发现民国时期大师云集。在那满地焦土的战争年代，他们为中国的成长书写着不可磨灭的篇章。

如今，人们仍在津津乐道于“两弹一星”的辉煌过往，然而鲜有人知道，包括著名的钱三强、赵九章、王淦昌、王大珩等在内的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超过一半都曾受业于同一位大师。事实上，中国电子技术、地震预报、气象预测、国防工业等诸多重要学科的肇始，亦离不开这个名字。

这个曾被历史遗忘了半个世纪的人正是叶企孙，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原清华大学首任理学院院长。

“以西方科学谋求利国利民”

1898年，叶企孙生于上海南市区的一个书香世家。清末科举出身的父亲对聪颖过人的叶企孙寄予厚望，养教从严。书香家风使叶企孙自小打下了扎实的国学根基，也塑造了他的儒雅气质。

其父虽受传统文化熏陶，却在这清末乱世中保持着清醒头脑，推崇西方近代科学及应用，具有革新思想。目睹大批仁人志士为了脚下的土地倒在血泊中，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年幼的叶企孙在心里默默立下了一个志向，“既重格致，又重修身，以为必以西方科学来谋求利国利民，才能治国平天下。”

1913年夏天，15岁的叶企孙报考进入清华大学。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座右铭——“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友、戒烟酒”。君子之风跃然纸上。

在清华的学习生活，叶企孙惜时如金。这个年仅十几岁的学生，当时已有多篇学术著作发表在学校的校刊上了。然而叶企孙并不满足于个人的成长，他深知科学救国，并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他与同学一起成立清华校史上的第一个学生科学团体——科学会。

首个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著作的中国名字

5年后，叶企孙顺利通过毕业考试。载着祖国厚重的希望，他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直接插入物理系三年级学习。

1920年9月，叶企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并在老师的指导下一起完成了普朗克常数值的精确测定，这一数值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达16年之久。中国人的姓名第一次被载入现代世界自然科学学术著作中，那一年，他不过23岁。

1923年，叶企孙回国，此时的他已经是一个颇有成就的科学家了。是继续从事自己的科研，去摘取稍加努力就能触碰到的科学桂冠，还是放弃所有，从零开始，在自己贫瘠的国家撒播科学的种子？叶企孙的心中早有了答案。

有着远见卓识的他深知，科学家会为国家创造出“国之利器”，而教育家会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中国需要一个科学群体，而不能仅靠一个科学家去改天换地。

奠定近代中国科学大厦

阔别母校7年之后，叶企孙再次回到清华园。1926年秋，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叶企孙之创建清华物理系和理学院，是从奠定近代中国的科学大厦这一宏伟视野出发的。

从执教开始，叶企孙一直站在教学第一线，坚持登台讲课。他讲课略有口吃，而且语调也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然而他对物理概念的透辟理解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学生王大珩所曾这样评价他的授课特点：“在思路上，叶老往往讲出我们看书不易领会的要点。他不是通过内容的堆砌来讲授，而往往是通过提纲掣领式的讲述，整个课程的基本概念、框架结构就都有了。在这点上，他所有的学生大概没有不推崇他的”。

课堂之外，叶企孙经常邀请这些清寒学子到家里做客，买些点心为他们加加餐，天冷了，叶企孙将自己的衣服给他们穿，没地方住了，叶企孙就让他们住到自己家里来。那些年，在叶企孙的住所北院7号里，能听到的尽是学生们与他们所尊敬的老师的欢声笑语。叶企孙会和每个学生深度交谈，并将他们的特点，在小本本上一一记录下来。“叶先生比学生自己还了解学生。”叶企孙的学生、传记作者虞昊说。

叶企孙十分注重因材施教，也正是因为他对每个学生的细心了解观察，他总能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予精心点拨，并结合祖国需要，找到学生们未来最为适合的发展方向。

“他好像不太考虑自己，很爱我们。”叶企孙的学生，北大物理系教授方瑞宜说，“他看人的眼光非常深。”叶企孙曾在看了初中文凭的华罗庚的数学论文后，力排众议将其提携，让原本在店里算账的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研究员。我国数学界由此便多了一个闪亮的星辰。钱伟长曾以历史、国文满分，数理化英语合计25分的跛脚成绩被破格录取。然而动荡的时局让他决定弃文学理为国造飞机大炮抵挡侵略。他找到吴有训要求转系，却被拒绝。于是又找到了人所共知的开明教授叶企孙。叶企孙说，“国难当头，弃文学理，科学救国，无可厚非。”并劝他别急，读史贵在融会贯通，能学好文史，也一定能学好数学、物理。如果不是叶企孙的破格和指引，也许中国会多一个史学或文学大师，但“三钱”会少了一“钱”。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不仅善于培养人，叶企孙还很注重名师的重要性。在清华建校史上，以招徕人才引进师资而成为佳话美谈的无出叶企孙其右者。他当年为物理系和理学院延聘的教师有熊庆来、张子高、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吴有训等等，皆为顶尖名师。有人说，叶企孙能一网打尽天下名师，主要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以培养中国科技人才为己任。

王淦昌、施士元、周同庆之后，又有赵忠尧、钱伟长、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龚祖同、陈芳允、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等等从叶企孙麾下走出的清华物理学人，走向欧美科学界的尖端科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们基本上都已学有所成。从叶企孙学成归国到这批科技人才队伍育成，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叶企孙以他一以贯之的科学救国的思想和科教兴国的战略目光，运筹帷幄，筚路蓝缕，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完成了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的储备。

冒险从事秘密抗日工作

叶企孙终身未娶，视学生为己出，与其感情最深的一位学生是熊大缜。天资聪慧的熊大缜完成的一项红外摄影的试验让叶企孙喜出望外。之前还没有中国人能做出来。在叶企孙的计划里，熊大缜是要去德国深造的。谁也没有想到，熊大缜后来的经历会深重地影响其师的晚年命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后，北平沦陷。面对如火如荼的抗日战争，熊大缜毅然弃笔从戎，加入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吕正操将军的麾下，开始着手筹建技术研究社，以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以及无线电等研制工作。

叶企孙留在平津做了大量的秘密抗日工作，他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当时技术研究社研制炸药所需的技术原料无法在冀中得到解决，叶企孙得知情况后，当即设法筹集款项并购买所需的军用物资运往冀中，为当地抗日事业解了燃眉之急。之后，他又数次组织学生和科技人员前往冀中支援抗战。平津城里，到处都是日寇，在某种程度上，叶企孙在平津从事秘密抗日工作所冒的风险，比亲赴冀中的风险更大。

1939年，国共关系恶化，熊大缜被疑心是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在没有调查核实，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情况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块砸死，时年26岁。叶企孙还在想尽一切办法希望能救熊大缜出来，然而他并不知道熊大缜已经牺牲了。

宁可时代负我，我不负时代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两年后，尘封三十年的熊大缜遗案再次被挖了出来，叶企孙因涉嫌被捕，他屡次入狱、被审查，关牛棚，断工资，人格与肉体遭受到双重折磨，精神几近崩溃。那一年，他已七十高龄。

叶企孙再次回到北大时，由于交接时的悬疑，致使他的身份认定更加复杂和扑所迷离。北大有关方面对他做出了“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决定。虽然专案审查结束，无边的刑期却开始了。“叶企孙是国民党cc特务”之类的话始终挂在某些人的嘴边。一个完全可以称为抗日英雄的人，却被那个时代成功地诬陷为了历史的罪人。

1969年冬，在北大一处不足十平米的小房间里，昔日神采奕奕、风度翩翩的叶企孙，腰已弯到90度，双腿肿胀，身心疲惫，每况日下。然而他却从不怨天尤人，也不向别人抱怨。当有学生问他遭遇了什么，叶企孙便拿出本历史说对他说，“像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不可避免的。”

“宁可时代负我，我决不负时代。”这是叶企孙晚年内心的最强音。他一直以不倒的形象坚持着生命的全过程，特别是在遭到抛弃，敌视之后，仍挺立着身躯，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信念。唯有科学救国的信念才是他活下去的理由。

惟有一次，他似乎向这个时代提出了质问。他曾把南朝史学家范晔《狱中与诸侄书》中的一段话指给前来探望他的挚友看：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吾平生行己任怀，应犹可寻。至于不能，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借着古人之口，他向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最后疑问。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因长久病患溘然长逝。在那个小型的追悼会上，悼词只字未提叶企孙在我国科学事业和高科技人才培养方面的巨大贡献。挚友吴有训愤而退场。

1986年熊大缜案平反，次年，叶企孙的平反文件正式公布。十年沉冤，一朝洗尽。

1992年，海内外上百位知名学者联名向清华大学呼吁为叶企孙竖立铜像。三年后，叶企孙铜像在清华大学第三教学楼门厅内揭幕。

叶企孙的一生没有留下鸿篇巨制的著作，没有宏伟的教育纲领，甚至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但中国的物理学教育从无到有的在他的手中建设起来了。

他的伟大还在于，为我们贡献了一套完整的科学救国的思路和方法。新中国的两弹元勋是他的学生，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是他的学生，很多新中国各个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他的学生。我国这棵科学大树生长的每圈年轮里，都会发现叶企孙和他的弟子们在其中发挥的重大作用。

他和我们这个时代交臂而过，一个我们知道的最晚，了解最少，却对中国科学界贡献巨大的大师。

他的一生告诉我们，不管白天黑夜，星辰永远闪耀，只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肉眼看不到它。

廖若晨星

谢谢遨翔天地间老友介绍叶企孙

山洞

    叶先生毫无疑问是位能人，但相比之下则非名人，估计其人会不屑于此而值一言半语，然诬陷及牢狱之灾等可能真会戳痛其心，其神。呜呼！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草木即使无情也还有“感”，草木也不是任由宰割的。

林林五

谢谢老师介绍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叶企孙

遨翔天地间

钱学森曾向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出著名的钱学森之问：“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我劝教育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沪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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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鱼思故渊

       还有一个束星北。叶企孙与束星北，是那个时代理工科知识分子的典型遭遇。荒唐而黑暗的年代，民族之殇，希望不要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