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克林少将送去五十头羊，换来了四个空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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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克林少将送去五十头羊，换来了四个空军司令

“天魂碑”屹立在中国航空博物馆的广场上，其上所刻的名字无一不是对中国空军有巨大贡献的人。有一个名字格外引人注意，林弥一郎，这个名字充满了日系风，一看就是个日本人。为什么在中国航空史上会出现一个日本人的名字？细查之后发现不一般，这个人被日本专家赞誉为“解放军空军之父”，对中国的空军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一切都要从那50头羊说起。

1945年8月15日，随着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告投降，二战正式落下帷幕。同年9月9日，中国战区正式接受日军的受降仪式，在中国境内的日军开始陆续放弃抵抗，选择缴枪。原关东军第二航空团第四飞行队大队长林弥一郎担心自己往日侵华罪行被翻出来，所以就选择了大逃亡。他带着三百多人撒丫子就跑，一路向东，是的，不是一路向西，毕竟当时日本的方向在东方。

结果没逃多远就被我军所包围，刘光涛向上请示如何对待这批负隅顽抗的日本军人。东北民主联队非常重视这件事，要知道林弥一郎可是关东军的王牌飞行员，当时中国非常缺少这种高技术人才，要是把林弥一郎击毙了，那沈阳停留的几十架飞机都不知道咋处理了。于是示意刘光涛尽量劝降他们，在中方谈判小组的劝降下，林弥一郎最终放下了武器，带着那三百多号人投降了。

缴枪受降之后，这批人被分批安排在当地百姓的家里，为了照顾他们的饮食习惯，我军还特意给他们购买了部分大米。对于这一点，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要优待侵华日军？这是因为当时高层有着深远的考虑，高层通过优待俘虏的政策试图让他们为国效力，尽力为解放军培养一批高素质的飞行员，填补解放军在空军领域的不足。尽管有优待政策，但是当时真的是太穷了，我军士兵和当地百姓都吃高粱米和玉米，日本俘虏也没钱买饭吃。

曾克林（55年空军少将）最后给这批日本军人送去了50头羊，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50头羊非常金贵，林弥一郎当场惊讶的说不出话，之后心悦诚服的为我军效力。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一批日本溃兵有17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27名机械员、180多名地面保障人员，这些可都是人才，完全可以填补“东总”空军的空白。

1946年1月1日，“东总”决定成立东北航空总队，林弥一郎担任副队长。同年3月1日，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林弥一郎担任主任教官。这个林弥一郎是个少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拥有丰富的理论、实战飞行经验，尤其是对付美式战机。他在任期间为解放军培养了大量的航空人才，奠定了我军航空理论、实践、训练、教学等方面的基础，为解放军空军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日本军事家认定为“解放军空军之父”。

他培养了160多名飞行员，其中有23人参加了49年的阅兵，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司令员刘玉堤、空军副司令员张积慧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曾克林少将用50头羊换回了4位空军司令员，这个投资绝对是超值。

曾克林（1913年—2007年3月12日）江西省兴国县人。中国工农红军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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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曾克林授衔少将，副手却是上将，看完这场战役就不觉得奇怪了
前言

在电影《曾克林出关》中，讲述的是抗战胜利后，我军进驻沈阳的一段历史，抢占东北的“先锋官”，就是曾克林。2007年，曾克林在北京病逝，挽联这样写道：

长征有功，抗战有功，解放有功，挺进东北立头功，延安汇报建奇功；
陆军有您，空军有您，海军有您，建设海航更有您，万里海空铭记您。

但是“战功赫赫”、被誉为“全能将军”的曾克林，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只授予少将军衔，而他昔日的副手韩先楚却被授予上将军衔，有的人认为曾克林评衔低了，有的人拿他开玩笑：你的官怎么越来越低了！看完这场战役，就不觉得奇怪了。

抢占东北
1945年，德国战败，欧洲战场即将结束，为商讨如何处置战败德国和协同作战打败日本，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举行会议，完全不顾中国利益，将俄国1905年以前在中国的特权，作为苏联对日宣战的条件，8月8日，苏联陈兵百万，突破日军防线，进入中国东北。
与此同时，毛主席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朱德总司令向全国人民武装发出命令，向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迫使日伪军投降。冀热辽军区任务是进军东北，根据军区部署，曾克林、唐凯率领十六军分区部队收复山海关，抵达沈阳，成立沈阳市临时人民政府，但这一路走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民国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未告知中共的前提下，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承认了国民党对东北的管辖权，否定了共产党在东北的合法接收权。8月21日，苏联解放沈阳，9月5日，曾克林率部抵达沈阳，因此还没下火车，就遭到了苏联军队的包围。
曾克林对苏联与国民党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事全然不知，再加上携带的电台功率小，部队过锦州之后，就和上级中断了联系。就在几天前，党中央已经发出电报，要求八路军各部以地方起义军的名义进入东北，不要声张，但是不明所以的曾克林不仅主动与苏军会合，共同打下了山海关，还沿途中插遍红旗，根本没有隐瞒自己的身份。
如此一来，曾克林只能从党和军队自身利益出发，根据实际情况解决这个问题，于是随即做出决定，与苏联驻沈阳司令部交涉。苏军城防司令卡夫通少将询问：“你们是什么部队？从哪里来的？”曾克林表示自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遵照延安指示，配合苏军共同作战，解放东北，收复失地，但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卡夫通拒绝曾克林入城，于是第一次交涉失败了。
第二次交涉的时候，曾克林据理力争，表明八路军是国民党承认的抗日武装，有权进驻沈阳，并提出自己的疑问：“你们是苏联共产党，是斯大林的部队，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的部队，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你为什么要对我发脾气？”卡夫通依旧不予理睬，但曾克林依旧没有放弃，在之后的交涉中，他说：
“我们是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配合你们共同作战的，我们在山海关已经与你们共同战斗过了，又在锦州与你们会师，冀热辽是我们的土地，我们长期在这里抗日，你们不要我们来，让谁来? 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问莫斯科。”
卡夫通被质问得哑口无言，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允许八路军下车，但只能驻扎在城外30里的苏家屯，虽然曾克林对此结果并不满意，但以眼下形势，只能如此，于是集结部队下车，准备徒步走到苏家屯。八路军来到沈阳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群众纷纷出门迎接，高呼“八路军万岁！”“欢迎八路军进驻沈阳！”一时之间场面沸腾了，造成了严重的交通阻塞，卡夫通见此情形，感到无比震撼。
次日，苏联驻沈阳最高长官克拉夫琴科上将约见曾克林，表明根据“中苏友好条约”的规定，只能由国民党军接管东北，但条约同时指出，苏军在东北需要同中国军队展开合作，因此建议曾克林将名称改为“东北人民自治军”，通过变更为地方性质的部队达到与苏军合作，以“清肃残敌”“稳定秩序”为使命，如此一来，国民党就不能再指责什么了，曾克林欣然答应。
正是这次误打误撞，违背指示的行动，使曾克林成为抗战胜利后，我军第一个进驻东北、接收大城市的高级军官。
当时苏军虽然宣称要解放东北全境，但他们的主要兵力集中在大中城市，广大农村地区依旧存在大批日伪残余和土匪势力，而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并没有往东北派一兵一卒，但是胜利之后，为了能顺利接收东北，便派遣了大量特务前往，与日伪、匪患勾结，组成“地下军”，一度高达10万之众，造成东北地区混乱的局面。
为稳定局势，安抚人心，曾克林将沈阳的各界社会名流邀请来召开会议，极力促成商业复市，工厂复工，制止一切非法政治活动，对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进行镇压。曾克林非常注重群众宣传，将我军的各项政策、纪律作了传达，并用实际行动，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爱戴，许多有志青年踊跃参军，曾克林部队从最开始的4000人，达到了6万人。
但是国民党报刊对共产党进驻沈阳表示抗议，欧美等国家也在不断向苏联施压，苏军只好要求曾克林率部离开东北，并将沈阳、长春等城市交给国民政府，曾克林不知如何应对，便决定亲赴延安请示。此时苏军也在紧急联系中共中央，马林诺夫斯基派了一架飞机飞往延安，曾克林搭乘共同前往。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酝酿是否将“向北防御，向南发展”的方针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迫切需要尽快了解苏联的态度和东北的情况，而曾克林的来到无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情报，他的这次延安之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9月15日，刘少奇在杨家岭召开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甚至要求曾克林不要在意会议时间长短，汇报得越详细越好。当晚会议结束之后，刘少奇当即电报正在重庆谈判的毛主席和周总理，中共中央随即也做出了战略调整，改变原先南下的策略，改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并准备抽调解放区十万主力部队和两万干部奔赴东北，成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
刘少奇说:“东北是战略要地，进便于攻，退便于守，可以成为我们革命的重要战略地区。现在人民斗争胜利了，国民党一定会抢占东北。我们的部队先进去了，就站住了脚，就可以控制东北，我们掌握了东北，就能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在重庆谈判创造有利地位。我们有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的进程。曾克林同志，你们执行朱总司令的命令坚决，行动快，发展迅速，值得表扬。”
“我听你的”
1946年冬至1947年春，东北国民党凭借军事优势，向以临江为中心的南满根据地发起进攻，企图将东北民主联军3纵、4纵歼灭，从而夺取北满，为占领东北全境创造条件。为粉碎敌人的计划，我军先后进行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实现了东北战场的战略转折。
1947年3月，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回师北江，国民党便借此机会，集结20个团的兵力，向临江发起了第四次进攻，面对敌人咄咄逼人的攻势，辽东军区将军事指挥权交给曾克林和韩先楚，负责第四次临江保卫战，彼时，曾克林是3纵的司令员，韩先楚是4纵的副司令员。
从官职上说，曾克林是韩先楚的上级，在军事指挥中，自然应该以曾克林的指令为主，韩先楚为其做副手，但是这场战役，两人的位置发生了颠倒，那么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4月1日，韩先楚来到3纵指挥部，就战略问题展开讨论，可就在次日战役发起前，双方依旧争执不下，各有各的意见，曾克林认为，敌20师战斗力较弱，兵力部署在侧翼，便于歼灭，而敌89师是主力部队，配备美式装备，不易歼灭，如果战斗无法在一天之内解决，我军便可能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这对于整体战略是不利的。
虽然曾克林的意见十分有道理，但韩先楚认为，如果我军率先进攻敌89师，并将其歼灭，势必会挫败敌军士气，其战斗力虽强，但对南满的地势不甚了解，并且在强力装备下，心高气傲，有恃无恐，自古以来骄兵必败，只要我军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一定能够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曾克林思想保守，韩先楚想法激进，战场形势，稍纵即逝，现在89师就在红石镇附近，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如果错失战机，必然陷入被动的局势。双方争论到凌晨，也未能达成统一的意见，这时有人建议，既然争执不下，不如将两份作战方案上交辽东军区，由陈云和萧劲光来作定夺，双方均表示同意。
不久辽东军区发来电报，不仅支持韩先楚的作战意见，还命令由韩先楚指挥3纵和4纵，官大一级、身为纵队司令员的曾克林就这么被韩先楚取代了。如果换作别人，一定会对这样的任命大发雷霆，但曾克林看完电报之后，对上级完全服从，拍着韩先楚的肩膀，交出指挥权，说道：“我听你的！”韩先楚立即做出战略部署，设下埋伏圈，还派出一小股游击队前去引诱，并指示游击队不能用重火力，一定要达到“诱敌深入”。
果然不出韩先楚的意料，89师见松松垮垮的游击队，全然没有放在心上，轻而易举地就进了3纵和4纵的埋伏圈，被我军的炮火打得晕头转向，被分割成好几个部分，经过10个小时的战斗，这支号称“王牌”的部队被歼灭，副师长张孝堂被俘。自此，国民党第四次进攻临江宣告失败。
韩先楚的封神之战是海南岛战役，当时，解放军刚经历了金门岛失败，士气低迷，渡海工具是木质帆船，与敌人的先进军舰是没法比的，因此不得不推迟解放海南的部署。但是韩先楚坐不住了，他认为，帆船是受季节风影响的，如果错过了四月的谷雨时节，没有了“东风”的帮助，再想渡海就难上加难了。
面对上级的指示，韩先楚并没有向战士们传达，而是一直认真备战，征集船只，很快便在三月初解决了渡海船只的问题。韩先楚始终保留自己的意见，向中央军委做了汇报，毛主席了解了情况之后，同意了他的主张。
韩先楚组建了一支“渡江先锋营”，偷偷登陆海南岛，时间进入4月份，因谷雨一过，海上就会刮南风，对南下渡海有诸多不便，他认为事不宜迟，需加紧渡海，请示上级后，提前发起了总攻。5月1日，解放军的木船战胜了国民党的军舰，海南解放。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穿越台湾海峡，这都是始料未及的事情，如果对海南岛的解放战役晚打几天，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也许到那时候，海南便会成为第二个台湾。1955年，韩先楚被授予上将军衔。

资历较老，但后劲不足
曾克林在抢占东北时是做出巨大贡献的，而他加入革命的时间也是比较早的，以他的资历，在1955年授衔的时候，应该是可以授予中将军衔，最后却只被授予少将军衔，想来也是比较可惜的。曾克林1929年便加入红军，参加了第一次到第五次的反“围剿”及长征，抗战期间，曾任冀东军分区12团的团长，在开辟敌后战场，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2月，东北野战军组建了我军历史上的第一个战车师，曾克林担任师长，后来空军成立，朱德亲自找他谈话，让他参与到空军的建设中。曾克林来到空军后，与其他同志一起，到南京组建了空军的第一个航空兵混成旅，1949年秋，他又成为航空学校的学员，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学员。1952年4月，海军航空兵部在北京成立，海军的一个新的兵种诞生了，曾克林又调到航空兵部做副司令员，并组建起海军航一师，同时兼任该师师长，从此在职30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1955年，曾克林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起与他搭档的战友，譬如韩先楚、萧华等人，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曾克林一向淡泊名利，他对职位的高低并不在意，要知道，那时候很多人不满自己的军衔发牢骚，钟伟还曾说“要把牌子挂在狗尾巴上”，毛主席评价：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授衔时。
有朋友和曾克林开玩笑：别人官越做越大，你怎么一路被贬？曾克林正色地说：“我的出身低，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其实有些职位并不能用“高与低”来评价，譬如他担任坦克师师长、空军混成旅旅长，这样的职位看上去并不高，但要知道，这是建国之后的组建的新兵种，这样的“师长”“旅长”成色显然是更重要的。曾克林被誉为“全能将军”，他是我军唯一在海陆空三军任过职的将领，这项记录，也是一道璀璨的星河。
那么导致曾克林后劲不足、“轨迹”改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曾克林不适合当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在他的革命生涯中，曾克林曾指挥过几次纵队级别的战役，但是以失败居多，即便曾在东北取得过像“肃清残敌”一样的胜利，但实际上损失也是十分惨重的，并未达到上级的要求，这也导致他在解放战争后期更多担任副手，没有大兵团指挥作战经验。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当初从东北回延安做汇报时，言过其实地说日军丢弃先进武器众多，让不少人信以为真，导致我军在东北战略上出现失误，四野刚入东北时遭遇败仗。
军衔高低并不能磨灭一个革命者的功绩。曾克林晚年时曾说：“我从来没有抱怨过组织的安排，我是农民的儿子，能成为一位将军，已经很满足了，要感谢组织的培养，非常光荣。”

山水人家

遨翔天地间 发表于 2023-11-29 16:16
55年曾克林授衔少将，副手却是上将，看完这场战役就不觉得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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