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党项人 于 2024-1-4 11:02 编辑
从与我成婚之时起，老伴就深知我这个人，秉行了黄土坡人坦诚直率认准一条路就走到底的性格，从参加革命工作就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而自家的事却从来无暇顾及。所以如同广大警嫂一样，老伴与我结婚多年从未向我提过啥要求。连我们有了孩子也是我们自己看管那段最困难时光，作为人民警察的我，工作性质决定了整天在外东奔西行连个回家的准点都没有，我家的事和看管孩子的重任都由老伴一肩扛了起来。直到现在，我的孩子还常说打他记事，就记得就会说他和他妈，很少见到你。 都说知青赶上了咱们国家解放以后所有的变化阶段此话一点不假。比如我们有孩子时正值改开之初“摸着石头过河”。工人除了干活还是干活过去人民政府规定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福利待遇自然而然也消失了。作为工人的老伴每天必须完成老板规定的任务方能拿到工资。也只有完成了定额下班后她才能顾及家务、孩子否则连工资都无法挣到那就是意味着生存都有问题了！老伴曾给我说过，一次她带孩子上班途中，孩子恰好要大便，如果让孩子大便肯定迟到一天就白干。所以她咬牙用抱起孩子用手紧紧压着孩子的肛门快步如飞往厂里赶，任由孩子憋得满脸通红。到了厂托儿所把孩子交给阿姨孩子连大便都不会了。还有一次孩子发烧，托儿所的阿姨找老伴让赶快带孩子去医院。老伴找领导请假。厂党支部书记闻听恶狠狠地说“干脆别干了，回家带孩子算了！”。幸好主管领导尚存人性同意老伴带孩子去医院救治。 面临这么多困难，老伴没有给我提过一次请我给她换个工作啥的。当时因企业效益纷纷变差工人的工资常常三五个月开不出来是常事（当然个别领导们的家却日趋见富），延安时兴的就是利用职权赶快给家人调换一个工作，或者是事业单位或者是进入机关，工作有保障而且还非常清闲。就是到林场去护林到环卫处扫大街到医院当卫生员，哪个都比制药厂强！而且老伴所在制药厂也有一些同志变动了工作。可是老伴自始至终没有给我提过给她变一下工作岗位！为啥？老伴知道人民警察执法如山！她怕我求人家办事以后人家要求我办事从而给我找麻烦。 说句实在话，就当时的我，如果托托关系找找人给老伴办个工作变动，当干部任教师做记者啥的我可能办不到，但是当个售货员护林员保洁员卫生员啥的没有问题！而且我在查办案件中，曾有多次有关人员非常“关切”地告诉我“我早就听说你们婆姨那厂子连工资都发不开了，所以一直想帮助你把婆姨的工作调一下。我们这里工作轻省工资又有保障，多少人想来我都没有答应。上次专员给我写条子我都顶回去了。你不同，我知道你是条汉子，好人。我绝对地帮你这个忙。啊，我的这个事呢你就看着办吧。咋接说都不要为难你。”但我还是谢绝了人家的好意。因为“我懂得”执法必须如山！ 现在回想起来，假如当初我要是把老伴安插在这些岗位上，别的不说，老伴的一条胳膊肯定不会没有了！当然这都是些假设的话没有用的话自欺欺人的话了。 就这样，老伴成为残疾人后，她终于给我提出了请求说你看这多年我深知你的为人也知道不能给你的工作添麻烦我从未要求你给我变动一下工作啥的我也没有啥怨言。现在呢，你看我已经成这个样子了，而且在处理我的善后方面你更知道这难了，所以我对延安非常失望也死了心了。看在这多年夫妻的份上，你是不是能把我转回北京去，我就是死也死在北京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如果人心是肉上的，我想谁也不能再说啥了吧。的确延安的条件很差，而且老伴工伤善后一直不能妥善解决待遇一直不能落实。我更知道，为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根本宗旨，我亏欠包括妻子在内的家人太多太多了！所以老伴提出这个要求后我没有任何犹豫马上答应了下来。并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开始运作。可是俗话说得好“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官小！”我本来就是延安人，一个普通的民警。一无关系二无金钱，要想把老伴运动回京，那真是难于上青天。好在那时正值80年代中后期，知青政策有些松动。有门路的知青或参军或上大学（尤其是高干家庭的）纷纷离开延安继续“巩固江山”的事业去了。而家里无权无势的仍然留在当地继续为老区建设贡献力量。那个时候一个身体正常的知青要返京都是非常困难的事，老伴这样残疾了的返京那更是难上加难。当年老伴残疾出院后曾回京休息一段时间，看见孩子的惨样，年迈的岳父眼泪汪汪找到北京市劳动局请求把已残疾的孩子转回北京。当时岳父还耍了个小狠劲说你们不答应我就不走了。人家是啥人？那水平高的，人家就说了句你看你这个老同志怎么这样呢？如今没政策让孩子回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嘛。你不走我们也给你解决不了。你受党教育这多年还不明白这点？岳父顿时不好意思地转身走了。所以提起老伴的返京事，岳父直叹气“只恨我不当官这把孩子也害的回不了北京。” 那个时期全国各地的知青们为了返回城市纷纷采取上访、反映等诉求。上层也有所表示，当时北京市劳动局王处长（名字我就不写了）等人莅临延安实地调查情况。有知青代表特地把老伴残疾和无法落实待遇作为问题提交了上去供领导参考。在这形势下，有天我抽空到领导们栖身的延安宾馆去探探风。门口围满了北京知青，但门卫把守的很严谁也不放入。仗着“官衣”我挤了进去。谁想领导不在，唯有一位留守“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啥也别给我说，我啥都解决不了”。咱只好退了出来呗。看看，好不容易为自己用一回“官衣”的权还没有用上。 正当老伴的返京路看来是走投无路了，那天我们遇到地委办公室某副秘书长。因我和老伴为了解决工伤善后经常去地委身为副秘书长也是北京知青的她也认识了我们。大概都是知青和出于同情老伴遭遇的缘故，副秘书长悄悄告诉我们“最近谛专员要去北京商谈知青回城之事。你们找找他？” 我们谢过人家后没有怠慢立即去找到专员。正在办公室的专员非常热情让我们坐下慢慢说。并证实他的确最近要去北京商谈知青返京事宜。专员还说最好两人一起走，不行你老伴先回去，你再慢慢调。老伴当时非常高兴，认为这下返京的希望马上实现了。 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大约两个月后我在街上偶遇专员问及此事，专员告诉我有点麻烦“恐怕办不成了。不过你是否上北京直接找王处长，看能不能讨个主意。”专员这话我当然明白，作为领导人家的话也就只能说到这个份上了。咱们不能再说啥了。 1989年那场风波招致各项工作都延缓了下来。不要说知青返京这大事，就连我1988年考取律师资格的证书都延缓到1990年才下发到手！ 风波过去后我恰好到北京公务。于是我到位于槐柏树街的市劳动局去找王处长。一开始大门口传达室不让进还说不知道市劳动局在哪里。但门卫武警战士看了我的证件后就让我进去并告诉我劳动局在左侧那座楼里。那天很巧，我进去推开一个办公室的门，竟然就是王处长的办公室。王处长看见进来个腰粗膀圆的警察还吓了一跳连声问“有什么事？”。等我说明来意后王处长讲目前尚没有新的政策“不好办。”正当我失望的要离开时，王处长却低声地说“你是不是想个法子在北京找个单位，哪怕街道的集体单位都行，然后给人家两三万块钱，人家同意接受你爱人，出个接收函，这样就可以以调动工作的名义返京了。” 坦率的讲，由于自己从没有给谁送钱或者接收谁的钱之事，王处长这一说我还大吃一惊，心里想“啊，这这这成了啥了”聪明的王处长看出我误会了忙解释不是要你给谁送钱而是“给人家单位费用人家才会同意接收你爱人的，如今不少单位都是这样。这叫补助费。”王处长还叮嘱我回去找找延安地区劳动局知青科请他们提供帮助。 回延安后又去当时临时设在延安饭店的地区劳动局知青科，问问具体操作的程序。正副两位科长正在激辩。当然见我进去就停止了，因为都是熟人所以没有过多的话，张扬中科长告诉那位也是北京知青的赵国栋副科长，要求他这次去北京找找“得修”处长“找个单位，给人家两三万块钱，把他爱人调回去算了”。看来这同我在北京王处长说的一样了。这样，老伴返京之路算有了一线光明。 以后通过友人的帮助，我们找到北京某运输公司出了接收证明，然后经过一系列的调动程序，特别是克服了延安地区医药局某领导的阻扰。为啥，到医药局去办理手续时，他突然不同意老伴调动，理由呢，如今听起来实在是好笑“北京人那么多，你们回去给人家添啥乱！再说了，当年中央把你们送来是要建设延安。你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哪有这好事。”当然，我当时还在延安工作，对付这样的人还是很有办法的。就这样，老伴这位1969年1月离开北京的知青，在为延安建设贡献了一条胳膊后，于1990年再次成为“啊，光荣的北京人”（这是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给北京知青的一枚铜章上的话）。 需要强调的是，某运输公司绝对没有问我们要过啥补助费，也就是王处长张科长他们所说的“两、三万”。至于北京市政府或者延安劳动局知青科是否给过接收单位补助费那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在办理老伴调动手续时，再找延安地区劳动局知青科商谈相关事宜时就再找不到“知青科”了。据劳动局脸熟的人说已经解散了，赵副科长也是按找个单位“给点补助费”的途径调回北京了。张科长则到其他科室工作虽然他过去也算是我的同行（警察），但人家见我后唯一的就是连连“没法说了”。 还要说明的是，当初单位同意接收就说明只是“空挂”。这个名词我想当年知青都是非常熟悉的也就是出个手续实际上不安排你工作，需要你自己再找工作或者做其他事。所以老伴虽然是调动回京但是回京后那是没有工作可做的。没有工作就意味着没有工资！ 延安方面呢，前面我说过，延安制药厂在给了我老伴两万五千元人民币已经明确声明“啥都不管了”。从此，延安有关方面就把这位为了延安建设丢了一条胳膊的北京知青忘的干干净净。这倒不是延安有关方面忘性大，比如少数“你懂得”那是绝对不会忘的，我老伴残疾了对人家没有一点用了，肯定记不起还有这样一位知青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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